音乐学应立足实践

摘要：实践是音乐学学科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前的音乐学学科研究中，有不少人存在忽视实践的种种误区，本文试通过对杨荫浏音乐学实践方面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分析总结，从中探讨他的音乐学实践之路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杨荫浏；音乐学；实践之路 ；启示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9）01-0105-04

前 言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前所未有、充满探索、创新、变革、交流的时代。在这一巨大文化潮流中，音乐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同时涌现出了众多乐苑精英。然而紧步于萧友梅、刘天华、王光祈之后的，便是将毕生精力献给音乐学事业且有重大建树的一代宗师杨荫浏先生。在众多音乐学前辈的努力和奉献下，中国音乐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尽管如此，依旧有部分问题和弊端的存在，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在当代音乐学专业中存在着少数这样的现象，即：音乐研究成果出来了，但对某些研究对象的实际操作能力（如演唱、演奏等能力）还十分欠缺。究其原因，显然是在探索音乐学的道路上，没有很好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得理论脱离实践，造成“纸上谈兵”的局面。能够真正做到集众多实践于一身，并且理论与实践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典型性人物，当推杨荫浏。以下笔者分别加以阐述。

一、杨荫浏在音乐学实践方面所走过的道路

众所周知，杨荫浏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中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音乐学的多个方面，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其学术成果进行审视，很容易发现其成就的取得与他躬行实践是分不开的。以下就杨荫浏的实践活动分别从以下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一）技能实践方面

杨荫浏先生的“技能实践”主要表现在他十分重视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在“演唱、演奏”能力上的学习和训练。他在6岁时，向颖泉道士学习演奏笛子、箫、笙、二胡等乐器。所习曲目大都是牌子曲，还有“江南丝竹”的传统曲目。9岁时，开始学“十番鼓”。10岁左右，跟从美国传教士郝路易女士学习钢琴和风琴演奏。11岁，又从堂姐夫章蕴宽学习古琴演奏。12岁左右，结识阿炳，并向他学习琵琶、三弦。13岁左右，正式加入著名江南昆曲馆社“天韵社”，师从吴畹卿学习音韵、昆曲、三弦、琶琶、箫等的演奏技艺，并先后学会了90多套昆曲，每套都背得很熟。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技能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杨荫浏在13岁左右，就已经掌握了8种乐器的演奏，而且都是经过认真拜师学来的，可以说达到了一定的演奏水平。这在从事器乐的同行中并不多见。同时，他又以入室弟子的名分学会了90多套昆曲和13套琵琶大曲及近百首小曲。并且他将这些演唱演奏实践贯穿一生，这在整个音乐学界实属罕见。

他曾经主张：“研究中国音乐史，最好是要懂得昆曲和古琴，如能演唱、演奏则更佳。”“如果研究戏曲，必须自己会唱多少套唱腔才行，根本不唱，很难把音乐研究透。”

他还说“音乐是属于理论，而又有着它自己的特殊性，要特别重视音乐艺术的实践，为其特殊的理论研究充实基础。”这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与他的演唱演奏实践都是分不开的。

（二）考察实践方面

杨荫浏先生的“考察实践”主要表现在他对我国传统音乐的采风、收集以及实地调查、整理上。从1922年至1956年，先后陪同友人或带领学生赴无锡、南京、天津、西安、湖南等地采风考察。

1922年至1923年，杨荫浏陪同美国音乐家赴无锡采录民间音乐。1937年至1940年，再度返无锡会见道家友人，长期与他们切磋研究，并整理出《梵音谱》、《锣鼓谱》共两种。1950年暑假，他又与曹安和携带音乐研究所刚刚获得的钢丝录音机，回无锡老家为昆曲《鼓板》、苏南《十番鼓》、《十番锣鼓》以及当地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的演奏录音。就是在那次录音中，阿炳留下了3首二胡曲和3首琵琶曲，日后成为20世纪华人乐坛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二泉映月》，就是当时的成果。

1942年夏，他赴四川青城山采录道教音乐。1947年至1949年，与南京清溪琴社的琴友一起，先后听写了他们弹奏的琴曲数十套。1949年至1950年，与南京琴人一起，记录整理出新、旧谱式对照的《琴荟》，共5册。1950年，适逢河北省定县子位村管乐队应邀到天津演出，他随即进行采访，并与曹安和合编了《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1951年在天津采录“河北吹歌”（冀中笙管乐）。1953年初采访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并亲自抄录。同年赴西安采访“西安鼓乐”，发现该乐种的传谱与宋·姜白石歌曲乐谱的渊源关系。1955年他又结合采访西安鼓乐的心得，与阴法鲁合写了《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一书。1956年秋，率队往湖南与当地音乐家一起对该省民族音乐作普遍考察，获得40余小时的音响资料、大量文字记录和实物乐器，特别是关于浏阳地区的祭孔音乐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杨荫浏自年轻时就特别重视中国传统音乐的采集活动，他在本学科坚持的考察实践之路，如同是考古学的地下发掘。而且，数十年的学术积累，证明了中国音乐学如果脱离了民族音乐的唱、奏实践，脱离对存活传统音乐的调查、采录，中国音乐学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基础，也将最终失去其作为现代人文科学的学术生命。

（三）教学实践方面

杨荫浏先生为了把众多实践更好服务于广大师生，运用教学实践的方法让其得到更完美的体现。正是由于杨荫浏先生的众多教学经历，才得以更好的与广大音乐同仁挚友交流经验、探讨知识，为写就《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杨荫浏从8岁起给堂兄弟姐妹补习语文、数学、英语，教授郝路易女士中国诗词、音韵和昆曲。他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在校外担任南洋大学课外音乐活动及海澜英文馆民间器乐演奏指导。1926年回无锡，先后担任无锡辅仁中学、县立中学、荣氏女校、私立工商中学、宜兴中学教员。

1936至1937年间，杨荫浏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教授燕京大学音乐系的中国音乐史课。1937年，他在重庆青木关音乐院担任教研室主任，教授调式、和声，讲授罗曼·罗兰的音乐史。1941年，正式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事音乐史、国乐概论、音响学三门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另外还兼教笛子和三弦。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建立，杨荫浏任教授、研究部研究员，兼古乐组组长。1978年，他与吕骥、郭乃安指导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并教授《我和中国音乐史》课程。

这里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前面所提到的杨荫浏在众多技能实践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其中也有理论实践的功劳，同样，理论实践最后的产物也会蕴含众多技能实践的因素。任何理论成果的产生都应该是两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简单化。

（四）验证实践方面

杨荫浏的验证实践主要体现在乐器音位的调试、管律的实验及律制的计算等方面，并在上述方面得到了完美体现。

1935至1936年，杨荫浏为研究晋代的荀勖笛律，亲手制作了几十根长短有序的律管从事管律实验，并实验得出荀勖笛律巧妙运用管口校正法的结论。他制作了朱氏异径管并做了异径管律实验，得出了朱氏异径管律相临两律略小的结论，并对其作了修改方案。他为解决横笛制作的音准问题，学习了民间制作经验，总结出尺寸数据的计算方法，制作了开笛孔的尺子，并把它传给了乐器制作的从业人员。他在研究琵琶音律时，抓住了琵琶品位排列这一关键问题，通过自身的琵琶排品实践，绘制成图表以便乐器工厂使用。

1936年至1937年间，他在燕京大学实验室制作两套金属律管，从而以实验证得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中的管律与弦律差别。1942年他所创“弦乐定音计”是根据泛音校正的定位原理，进行不断实验后完成的。1948年，他根据对三四百根竹管的开孔数据，总结出笛子制作中的开孔经验，并制成笛尺用于笛子的制作。为了证实古人的琴律理论，他还曾在自己心爱的古琴琴面原有的13个徽位基础上，又标记了数十个徽位，以此来与律学演算相印证。他还亲自动手设计制作了将古琴的减字谱译成现代乐谱的“万能尺”，其设计方案可谓构思新颖，精巧绝伦，使用便利。

这种将“实验论证”作为一种方法使用，在杨荫浏的学术成果中有着精彩的范例。仅此几项，已明确的看到杨先生学术思想中“验证实践”的思维指向。

二、杨荫浏音乐学实践之路给我们的启示

杨荫浏先生以精通中国传统音乐的实践家身份介入音乐学领域，多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样一位植根于实践的音乐学家，他的实践经历，给后人以什么样的启示呢？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启示一：音乐学专业应加强对实践的认知心理。

诸如本文所提到一部分从事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对其研究对象的实际操作能力欠缺，使得无论在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会上屡次出现这种情况，即：论文写得相当漂亮，答辩也很精彩，但是当老师要求就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演唱或是演奏时，却不尽如人意。不是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子们样样精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感到陌生，不能演唱、演奏的话，就有点令人遗憾。

再有，在音乐学界也存在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即：实地考察工作也遭到了淡化，仅从本科阶段的采风活动的开展，就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想改变这种情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前科技如此发达，并且也储存了如此多的田野工作的音像资料，于是这种观摩性的实践逐渐取代了实地操作性的实践。殊不知，前人虽然做过成百上千次的采集活动，仍然是“沧海之一粟”，更何况并非所有的田野工作都保留有音像资料。关起门来搞研究，脱离民族音乐的演唱、演奏实践，放弃对现存的、活态的民间音乐的调查、采录，中国音乐学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基础，也将最终失去其作为现代人文科学的学术生命。

通过对本文前面杨荫浏先生的一生学习生涯和研究成果的介绍，我们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他一直坚持以“音乐实践”出发，不尚空谈的学风，这是他治学的根本，也是他一生音乐活动的特点所在。我们青年学子只有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掌握音乐学专业的精髓。

启示二：音乐学专业学生应具备的三个基本素质。

杨荫浏先生不仅在民族音乐理论方面的学识渊博，而且还能演奏多种民族乐器，并对外国音乐和作曲法有深厚的功底。他一生中，不仅阅读过大量中国音乐文献典籍、曲谱资料，而且在文史哲和外语方面的综合素养都不错，这些成就的取得，自然与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勤学苦练密不可分。

通过对杨荫浏先生在音乐学实践方面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总结，笔者认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应具备以下三个最基本的素质：

第一，音乐理论素质。这是从事音乐学专业学生最应当重视的素质，也是音乐学工作者不同于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等的关键，其它的两个素质均围绕这一中心展开。音乐学的基础理论一般是指我们在大学本科阶段所学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概论、音乐学导论等基础性的音乐知识。

第二，音乐技能素质。这是音乐学学生的看家本领，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音乐的感受力和鉴别力，主要是建立在大量经验基础上的感性判断力。第二个层面指的是音乐院校中通常强调的音乐技能训练，这其中包括乐器演奏能力、演唱能力、技术理论掌握，以及作曲能力和实践。另一方面还包括亲身实践，如田野工作能力，这既是音乐业务的实践，也是社会调查方面的实践。

第三，文史哲综合素养。首先，应该特别强调音乐学专业学生对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文、史、哲的涉猎和触及。笔者坚持认为，音乐学的最终目的和指向应当与其他人文学科相同，在许多根本的学术问题上，也与文、史、哲相通。如果没有文史哲等学科知识的滋养，音乐学这一学科必然陷入重技轻文的境地。

启示三：音乐学人才培养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就目前的现状考虑，音乐学专业在本科阶段，它在培养目标上应主要实施通才教育，使学生了解并熟悉音乐学学科的全方位知识，拓宽专业的涵盖层面，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在教育方面，音乐学专业应重点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以适应日后所从事的社会工作；在能力方面，音乐学专业学生，应该既有扎实的音乐实践功底（如演奏、演唱能力），又有从事音乐分析、评论和理论研究，甚至从事音乐创作的能力。

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凡是有音乐学专业的音乐艺术院校，应该为学生开设一些能适应未来工作需要的专业方向，即有的学者所说的以下5个方向：1．科研，即音乐理论研究；2．教学，主要是高等院校中的音乐理论教学；3．编辑，包括报刊杂志社、出版社等平面媒体（主要是文字）编辑，广播电台、影视单位、音像出版社等的音像编辑和电脑、网络领域的多媒体音乐编辑；4．经营管理，包括音乐演出、出版等各种社会性音乐事务和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它与音乐社会学关系密切。面对当今我国音乐市场资源丰富但开发不力的局面，这种经营人才其实相当缺乏；5．非论文写作，包括音乐评论、音乐散文、音乐报道和其他音乐介绍性文章，这是以往音乐学专业人士忽视的一个方面，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总之，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尚属乐观。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体现了音乐学专业人才与社会人才市场的供需关系。面对这一状况，我们在教学的专业以及科目设置中应该开设一些适应社会人才市场需要的实践专业和科目，比如音乐新闻与评论、音乐编辑、电脑应用、作曲技能、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等等。

另外，我们学生应掌握收集和整理音乐学术资料的方法，有一定的音乐学术资料积累，学校应多开设一些专题讲座课，使学生了解音乐学学科的学术前沿动态，打开眼界。音乐学专业学生还要安排一些艺术实践课，多参加一些采风活动，学生需写出采风考察日志、体会和总结等，还要多召开读书研讨会。

我们应该继承先生的唱、奏、听、抄、记、测的本领，参与其中，不要一味的依赖科技。这也是作为一个音乐学者本身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结语

“这个文化的世界，音乐学提供一部分令人难忘的知识，其目标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它正在迅速成为伟大并受人尊敬的学术领域之一。”然而学术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学术与实践的关系，笔者认为学术是浮出水面的冰山，只有少部分露出水面，有大部分浸在水中，而浸在水中的部分正是实践，没有实践的支持学术是难以见世的。通过对杨荫浏的音乐实践的简单归纳，他的实践精神及理论建树再次向人们揭示了音乐学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音乐学者应该是长于思辨而立足于实践的。反观中国音乐学之现状，实践品格遭淡化，对艺术实践与理论实践的重视程度不够等等潜在不利因素，使得音乐学的发展面临偏离正确方向的危机。那么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应该怎么做？笔者认为：

首先，应该增强自觉实践意识，利用有利条件，提高自身艺术素养。

其次，相关机构应该引起相当重视，尽可能多地提供实践机会。比如，多开些演唱、演奏的课程供音乐学系学生选修；多组织实地采风活动等等。

再次，我们应该加强对英文的学习，让其成为大学整个阶段的必修课。

最后，我们在音乐研究中除了要阅读文献外，还须聆听录音、阅读乐谱、观看演出、多听讲座、亲身参与音乐实践，甚至进行科学实验等。

这些工作还是十分有必要开展的。笔者认为，只要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努力解决，那么问题只是暂时的，中国音乐学的发展终将会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一步步前进。

指导教师：甘绍成教授

责任编辑：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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