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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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社会思潮涌现，出现了很多思想和主义。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就不在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阵地，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地方。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就成为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此期间，李大钊与其他的思潮进行了论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与胡适的论战。那么，在五四后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是如何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李大钊；论战
[作者简介]赵荣文（1991-），女，汉族，黑龙江省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8）01-0023-02
一、产生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中国士大夫还没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并没有普遍开始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经过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直到在21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先进人士或者留学生发起的一场运动。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当时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以及先进的人士开始在中国探索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他们开始研究西方的资本主义，要求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民主政治，倡导科学，尤其是科学文化知识。他们这样的举动是强烈地反对封建阶级的统治。而他们的这种要求最早体现在文化和思想上。而此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五四”运动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逐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混淆视听，鱼龙混杂。当时传入中国的有各种派别的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像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无抵抗主义等，当时人们还很难辨别真伪。
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进程，而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现专制独裁。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思想文化界的复古派举起了“信鬼神、尊孔教”的大旗，把孔子作为封建主义旧文化、旧道德、旧文学的神。当时人们纷纷组织并建立了“孔道会”、“孔教会”，曾被辛亥革命打击了的封建文化思想再一次“复活”过来。
二、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贡献
在这样的一个国内外思想众多而且复杂的环境下，李大钊又是如何做到选择马克思主义，然后进行宣传的？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了。
（一）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开始转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工人阶级的数量在壮大并且在觉悟上有了很大提高。苏联宣布无条件地放弃沙俄政府在中国掠夺的一切权利，并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直接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样的条件下，李大钊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呢？
首先，在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完整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指出：“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开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可分为三个部分：历史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其次他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离开了特有的历史观，去思考他的主义，这是不可能的，而阶级竞争正好就像一条线，把这三部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最早的学习并宣传马克思主义。
其次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李大钊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中关于唯物史观的部分，同时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史观的理解。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有两个重要的点：一是说“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本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另一个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动。”在这里，李大钊详细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最后是关于阶级斗争的，李大钊曾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结为经济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为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历史上一切宗教的、政治斗争，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因此“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人类社会和历史，在当今看来似乎是很平常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才刚刚传入中国，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没有翻译过來，并且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思想还没来得及鉴别与研究，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李大钊的一些著作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人们的觉醒，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内部战线也开始分裂，由原来宣传的民主与科学为主题的运动，一部分人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了。1919年胡适利用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被迫离京的机会，在《每周评论》的第31期发表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马文章。胡适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极力反对外来进口的“主义”，叫喊着高谈主义不但没有什么用，而且偏上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同年8月，李大钊专门寄给胡适一封《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批驳了胡适的观点。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主要讲了4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李大钊论证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说明了“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直击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反马观点，反对解决中国问题不实事求是而是虚伪的看问题。李大钊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那么要想解决一些问题，应该设法使它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不和社会上多数人发生关系，那么问题是不会被解决的。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相互作用的，并不相悖。
第二个问题，李大钊还指出：“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多半带些招牌的性质，这也就难免招假冒牌的危险。正因为有了假冒牌的人，所以我们就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这也反映出在早期李大钊等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与困难。
第三个问题，李大钊针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言论，明确指出“我们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李大钊对待一些反动势力的言论不理睬，反倒认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理睬这些，研究问题还来不及呢！这也是当时李大钊的态度。
第四个问题，李大钊认为，“bolshevism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这就表明像我们这种……的国家来说，就“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的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而经济构造是它们的基础，只要经济组织一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所以，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除了遇到了最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困难，在这时期还存在很多的“主义”，像基尔特社会主义，又称行会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再比如，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刘师复、黄凌霜。“五四”前，无政府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封建礼教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五四”前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难以识别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使后者一度占据了优势。对此李大钊都有过回应。
三、评价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它不仅促使人们更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李大钊作为学者是最早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传播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最早接触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由日本人翻译出来的小册子，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一遍又一遍的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且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曾明确的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救星”，就是以这样的理念与坚持的精神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像李大钊一样的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大批先进知识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李大钊也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先锋模范。
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精神武器，教育和组织工农群众，将革命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揭开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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