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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门画派的兴起及原因分析

    时间:2020-04-18 07:59: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吴门画派的兴起一方面体现在其对于宋元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其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与当时风俗的顺应与影响上。对于吴门画派兴起原因,应该从艺术的本体、社会思想的结构甚至是经济的角度来综合分析。

    关键词:吴门画派 文人画 兴起原因

    中图分类号:J212.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8-

    明朝中期在苏州地区形成了以沈周、唐寅、仇英、文征明为首的一个画家群体,作为群体而言,有着共同的生活交往圈与类似的文化背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极富个性,在艺术上主要继承着宋元以来文人画的传统,大多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和艺术陶冶。从其整体的艺术水准上来说,这群画家是中国文人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又一个高峰。

    吴门画家作为一支流派力量的存在,在明代晚期已经得到得到社会的承认。著名书画家和艺术理论家董其昌明确地提出“吴门画派”这一概念,并梳理出它的渊源关系。明后期的薛冈称:“余谓丹青有宗派,姑苏独得其传”也认为苏州画家已形成一支宗派。在有明一代里,吴门画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因而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一个绘画流派的兴起与衰落,既可将其看成是艺术本体自身演化的结果,是一种艺术现象。更是现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吴门画派的兴起一方面体现在其对于宋元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其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与当时风俗的顺应与影响上。而实际上,作为画派而言,“吴门四家”作为“吴门画派”的代表,其绘画风格和艺术诉求并不一定相近。王稼句先生《吴门四家》中也认为“吴门四家”各具传统,也各有传承,所谓 “吴门画派”,既不是绘画风格上的相近,也不是绘画思想上的共同追求,而仅仅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苏州或邻近地区,属于地域文化流派。所以除艺术本身的传承之外,我们还应该从明代社会市民阶层兴起,市场经济萌芽和苏州地区的地域特征来看看待“吴门画派”的兴起。

    一、明代的文学哲学思潮对文人画的影响

    弘治,正德年间,文学上兴起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吴中才子徐祯卿即是其中一员,他们批评那种歌功颂德千篇一律而缺乏生气的文字,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从古代优秀的文学中,增长知识,开拓心胸,这一古文运动,对于吴门画家的诗文和绘画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吴门四家他们十分重视传统绘画的学习和研究,在创作题材上以表现文人生活为主,很少有歌功颂德的内容,在形式上追求清新含蓄,不务艳丽浮华,这些都是比较积极的汲取了“古文运动”的精神。

    明中期的哲学家王守仁,又称王阳明提倡心学,认为“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此说是指天下无心外之物,虽然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来说是唯心的,但对艺术创作来说,含有合理的内核。沈周就曾说:“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兴而已矣。”这与王守仁的观念冥冥相符。吴派画家强调山水画创作时内心感受的重要性,主张绘画移情的作用,努力塑造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这是中国文人画发展到成熟阶段所追求的美学理念。应该说,吴门画派的诞生恰逢文人画理论成熟之时。前朝多代人的努力,在他们的身上得以体现,也正因为此,奠定了吴门画派在绘画史中的地位。

    二、苏州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吴门画派的兴起

    明代中期苏州地区经济的复兴为画派的产生提供了雄厚孤物质基础。苏州地处三江五湖环抱之中,左拥太湖,右揽运河,气候温和,雨水充沛,自北宋后就成为南方富庶的鱼米之乡,元朝未年,张士诚起兵反元,据地江浙一带,自称吴王,以苏州为都,朱元璋平定吴国之后,他痛恨吴中人士役属张士诚,抵抗明军的顽强态度,同时出于抑富扶贫的政策,将吴中富户迁到北京,南京等地,对苏州征收重额田赋,超出其它地区的数倍,以至百姓不胜负担,民不聊生。到了宣德,正统年间,赋税有所减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生养息,苏州地区的经济渐渐恢复。至成化年间,“江南市镇经济发展,工商业的比重逐渐增加,当时的苏州和与之毗邻的松、嘉、湖地区是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丝织业、棉布业、造纸业、冶铁业、珠宝业等相当兴盛,商品琳琅满目,商贾云集,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都有商业往来,苏州已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和东南一大都会”①

    市场经济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艺术市场的繁荣。市民与商人阶层需要艺术品装点门面,而画家们的意识也发生了改变,五代时期李成所持“自古四民不相杂处”的观念日益淡薄。主动参与到艺术市场中,据史料记载,仇英当时卖画价位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间,而出身于商贾之家,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也是“闲来写幅丹青卖”。文征明直接参与书画经济的消息,在《文征明集》许多小简中明显地传递出来,他给学生朱郎的书简写道:“扇骨八把,每把装面银三分,共该二钱四分。又空面十个,烦装骨,该银四分,共奉银三钱,烦就与干当干当。征明奉白子郎足下。”②有市场的繁荣吸引大批画家来到苏州地区,并在市场的影响之下,努力提高自身技艺水平,事实上提高了吴门地区画家的整体绘画水平。

    三、苏州地区浓厚的文化气息与吴门画派的形成

    元代未年,东南苏州,无锡,松江,吴兴等地是文人会集,艺术昌盛的文化中心。著名诗人,画家都在这一带活动,或结社交友,或著书立说,形成浓厚的文化空气。黄公望、王蒙、倪瓒等都是吴地的名士。明初,政府开设学校教育,在京城设立国子监,地方分设郡学和县学,苏州进区共有郡学一,县学二,积极培养士人。明初苏州地方执政官都积极支持教学,聘请有才学的宿儒执教,治学成绩十分显著。吴中地区习文重艺的文化空气为吴派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和文化基础。同时,元未明初一批文人画家在苏州频繁活动,留下了许多画迹,更重要的是播下了艺术思想的种子。倪瓒“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惟以自娱”的创作宗旨,元四家等人高洁的人品,他们作品追求萧疏的意境等,都对吴中绘画产生极大的浸染作用。由元入明的徐贲,赵原,谢缙,陈惟允,陈惟寅等,可谓是得黄、王神髓的嫡嗣。而元放逸的艺术风尚,在明初宫廷里,由于受到皇室的箝制,渐渐消失,但在苏州这块远离京城的土壤上却得到了成长。

    其次,明代苏州地区收藏古代书画作品非常丰富。如华夏,史鉴,顾大有,王世贞,王世懋等都是著名的收藏家,家里诸多唐宋元赫赫名迹,邻近苏州的嘉兴项元汴,书画收藏富申江南。吴宽,徐有贞,王鏊等官员和沈周,文征明等画家本人,也悉心收集和收藏前代书画。收藏家和画家的关系甚至为友好,经常在一起品赏名画,项元汴专诚邀请仇英到他家临摹古画,画家们从这些历史名迹中不断吸收传统的营养,视野得到开阔,提高了鉴赏水平和绘画技巧,这对于画派的顺利发展和多种风格面貌的建立,确实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另外,明朝中期,经济发达,随着财富的积聚,豪门富贾建造花园的风气盛起,一些官员和文士也纷纷效仿,即便是几间茅屋,也题上一个文雅的堂斋名,布置精巧的花木湖石,构成雅致的居住环境。当时吴中私家花园达二百多处。如著名的狮子林,苏州最大的拙政园,等。拙政园的园主王献臣就请文征明规划造园,文还特地画了《拙政园三十一景》,文士的私家庭园更是多不胜数。沈周的竹居,文征明的亭云馆,唐寅晚年的桃花坞,陈淳的五湖田舍。这些花园,庭院成为融建筑绘画书法和园艺等多种艺术的组合体,许多庭院的布置反映出文人的审美爱好。这些地方又成为文人画家休息观赏聚会的理想场所,画家们常常取之入画,或真实的表现生活情状,或以浪漫的手法把这些环境诗化,理想化,寄寓他们的情致和审美意趣。环境无疑是吴门画家陶冶性情,获得生活养料,创作的素材和灵感的重要途径。

    四、画派内部的宗族结构与吴门画派地位的确立

    产生于帝王时代的吴门画派,不像现代意义上的绘画团体,具备明确的主张宗旨和健全的组织机构,它带有浓重的传统宗法社会组织形成的印迹。通过血缘、姻亲,师生和朋友关系,把画家紧密的聚结一起,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艺术家的群体。通过师生,父子遁相传授,画友间的密切交往,相互濡染,渐渐产生出一种共同地艺术特性,于是流派的实体和名谓也就应运而生。

    纵向来看,画派的创立者沈周与明前期吴中画家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如沈澄,贞吉,恒吉,是他绘画的家学渊源,谢缙,陈继还是沈周的祖父沈澄的好友,稍晚的杜琼是沈周父亲恒吉,伯父贞吉的老师,和刘珏也是沈周的绘画老师,沈周的姐姐嫁给刘珏的儿子,师生之谊又多了一个姻亲的成份,友谊更加深厚。沈周四十岁以后渐渐成熟,从学者很多,其中文征明唐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孙艾师沈周学花鸟,王纶,袁孔璋学山水,使他的画风得到广泛的传播,文征明的门生更多,他的子侄辈,文彭,文嘉,文伯仁。入室弟子陈淳,钱榖,朱朗,陆治,陆师道,王榖祥等人,私淑弟子有严宾,袁孔璋,孙枝,一时文氏风范风靡画坛。并且一传再传。比如文嘉一系下有子元善,孙文从简,曾孙文楠,曾孙女文俶,文彭一系下有孙文震孟,文震亨,都是文派嫡传,钱榖又传学生侯懋功,张复,元实明唐寅是大多是文人,他们注重自我品格的修行和完备,为人师表,陈淳又传儿子陈栝和外甥张元举,陆师道又传子陆士仁,仇英传女杜陵内史和女婿尤求,姻缘关系和师生关系是吴门画派保持内部紧密结构的主要方式,也是使画风流传不绝和画家队伍不断扩大的重要途径。

    横向来看,画家之间的密切交往及画家与文学家,书法家之家的相互交流也是画派兴盛的重要原因。比如沈周与当时的文学名士吴宽,李应祯,都是诗文好友,文征明和唐寅既是同窗又是世交,仇英与文征明的父子,陆师道等交往甚密,在艺术上间接地受到文氏的薰陶。书法家王宠是文嘉的同学,共师蔡羽学文,与文征明结成了忘年之交,与唐寅是儿女亲家,书法家祝允明的父祝颢和外祖父徐有贞本来就是沈周的至交,他和沈周,文征明父子,唐寅等引为知已。因此这样形成的社会关系联络网,一方面有力地推进了艺文事业的兴旺,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吴门画派的社会地位和扩大影响,吴门画家部和外围的这些纵横交错的联贯关系则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度在领域的一种表现形态,它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绵延力,又拥用沈周、文征明这样才高德隆的宗师,因而它的声势远远超过了明初兴盛的浙派和其它画派,延续时间也更为长久,前后达二百多年。

    吴门画派的兴起决不是画家之间偶然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氛围攻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客观上具备良好的地理环境,加上画家本身的杰出才能,全面的文化素养和潜心的努力,社会名士的热心支持,终于造就了二百多年吴派的兴盛和发展,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绚烂的篇章。

    注释:

    ①洪焕椿.明清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初步考察.参见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教研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页.

    ②张继馨、戴云良.吴门画派的绘画艺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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