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文与主体形塑
时间：2020-04-25 08:00: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最初知道杨波写散文，是通过他“如是而已”的微信公众号，在工作闲暇之余，背靠床头，偶尔打开，在灯下细细品读，觉得他的散文写得很有味道。有次开会聚在一起，我与杨波交流阅读感受，大意说他的散文写得不温不火，典雅有致，大有汪曾祺遗风。我这一说，竟让他有些手足无措，拘束得红了脸，或许，我的阅读也多少感受到了他散文的一些精妙之处吧。他说一部散文集已交付出版社准备出版，以后一定会送上一本。
我之前知道儒雅内秀的杨波写一手笔画刚健、字体洒脱的毛笔字，让我想不到的是，他在繁忙的公务以及紧张的学术研究之外，竟能写出一部众体兼备、独具特色的散文随笔集，这令我对他越加刮目相看、心生敬佩之意了。
杨波的硕士与博士都是研究近代文学方向，博士论文研究近代以来的域外游记，由于长期耕耘在中国文学大变革与大转型的近代文学领域，他获得了较为广博的学术视野，再加上近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天然联系，他的古典文学素养也日益丰厚。这些个人修养，在《雪满山》中很自然地呈现出来。
我强调杨波的“学者之文”，意在说明作为一个学人，知识累积、文化素养、学者品格对于他散文的影响——这不但表现在取材与题材领域，也表现在文体及语言乃至情感的营造与表达。我强调学者之文，也并非忽略杨波散文作为“文人之文”的真性情与放达的一面。
“雪”“冬”意象：孤独与温馨
通读杨波的散文，“雪”的意象不时在文本间闪现。《雪满山》一书的题目，源于集子中的一篇同题散文，也是化用了王维“开门雪满山”的诗学意象，从题目命名就已经显示出杨波对雪的钟爱。我们不难发现，大凡文人雅士，不喜欢雨的似乎大有人在——如周作人就以“苦雨翁”“苦雨斋”自居，但讨厌雪的似乎并不多见。大家不要忘记，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是发生在“雪夜”，而不是“雨夜”，我想，倘若王子猷是“雨夜访戴”，那会更能显示他的潇洒自适与性情豪放吧，也許王子猷访戴是假，他的真实目的或许只是享受一个人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尽情畅游而已。是的，雪的确能够给人们带来心灵的抚慰，官场失意的柳宗元在“雪”中“独钓”时才能排遣他身心的疲惫与孤独，那些宦游的士子在柴门犬吠声中，才能真切感受到风雪夜归的温馨。人们有时想喝上一杯酒，也希望营造一个“晚来天欲雪”的氛围，欣赏梅花，也希望有雪陪伴——“有梅无雪不精神”。
可见，在中国的诗学与文化原型中，“雪”是一个备受文人喜爱的主导性意象。由于长期浸淫于中国古典诗歌，加之个人对于家乡下雪的童年记忆和生活体验，杨波散文对“雪”意象喜爱有加。杨波在《雪满山》一文的叙述中，雪与童年的快乐和自由极为接近，雪与过年的喜气和轻松融汇在一起。冬夜，尤其是雪夜，是呈现温馨与诗意的最好空间，因为积雪盈尺、寒气逼人的室外愈加烘托室内的温暖与诗意。忆雪也是思人，散文集回忆起奶奶活着时在旧宅院里近乎神圣的扫雪仪式，奶奶走了，也带走了老院子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无尽的秘密，散文在略带感伤与悲悼的情调中悠悠地叙述着失去的往昔。喜欢雪，杨波在散文中自然就有“怀念冬天”的书写。他讨厌当下“一冬无雪”的暖冬，怀恋儿时风利似剪的寒冬，因为一到寒风刺骨的冬季，家乡的东湖就开始抽水挖藕，劳作与收获的喜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在大雪没膝的道路上，孩子与父母一起艰难地前行，即使冻得瑟瑟发抖、战战兢兢，也感受着雪的快乐与爱的温馨。
语言操控：古雅与节制
作为灵活自由的文类，散文似乎最容易写，题材广泛，体式不一，无论是叙事怀人，感兴抒情，还是模物状景，读书随感，仿佛谁都可以摇笔即来，毋须经营。人们有时会对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歌产生怀疑与诘问：“这是小说吗？”“这是诗歌吗？”但，很少有人对一篇散文发出这样的诘难。正因为散文文体自由包容，边界模糊，以致让许多人产生散文容易写作的幻象。但是，在我看来，散文看起来容易，其实是很难经营的写作文体。
散文写作之难，首先难在语言。其题材博大，写作灵活，宇宙之大，苍蝇之微，花鸟草虫，人情物理，均可入文。由此，散文写作虽然让写作者更为随性，但也可能会失却散文写作的节制之美，语言上很容易导致表达的随意之病与结构的散漫之弊。而杨波的散文，却避免了这些流弊，语言上呈现出独到的古雅之美，在节制的叙述中充溢着温情的气息。
杨波散文语言的典雅节制之美来源于其扎实的古典文学素养，我尤喜欢集子中“四时感兴”的一些篇目——《不觉初秋夜渐长》《雪满山》《留得枯荷听雨声》《机关用尽不如君》，这些篇目都是以诗人孟浩然、王维、李商隐、黄庭坚等的诗歌开始，杨波仿佛是以古人为友，与古人对话。我不知道，是古人的诗情点燃了杨波的诗心，还是杨波的生命体验瞬间接通了古人的慧心。但，可以肯定的是，杨波以诗人的诗歌作为散文的开端，无疑就为散文的写作定下了艺术表达的基调，好像是奏响了乐曲过门，为整部曲子定下一个情感的调子。既然是用古诗开篇，散文的语言也必然追求与之相合的古雅的格调。作者阅读孟浩然的《初秋》，散文有这样的叙述：“恰逢立秋，秋夜凉风，屋舍寂寥，山静水清。”四字句式的文言表达，语言上以少胜多，简练峭拔。杨波散文中这样的句式，随处可见，成为其鲜明的语言特色，还有对昙花的描述：“叶状侧扁，长可盈尺，旁逸斜出，貌不惊人。”杨波有时在散文叙述中直接袭用古人诗句，使其自然缝合连缀于字里行间，获得一种清隽雅洁之美。如《下扬州》中有这样的句式：“早起赶车，于一路烟雨中，匆匆作别南京。”“骤雨初歇的扬州城，空气凛冽，满目青绿。”“扬州是一座如诗的城市，只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便胜过人间无数。”“扬州城的那些烟波画舫、冷月波光，还有玉树琼花、亭桥烟渚，还是随他去吧，且在梦中寻觅。”熟读古典诗文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词句的渊源所在。
再比如对老家沁阳东湖的描写：
老家的东湖，这时候一定是满池的涟漪，枯荷残梗，静默无语，雨打湖面，簌簌有声。高中时的寒假，天寒地冻，冷雨涔涔，我在湖边闲走，看一群麻雀在枯枝败叶中觅食，熙熙攘攘，旋起旋落，心生怜悯，遂诹出一句：“可怜最是湖中鸟，依旧声声唤春归。”一语既出，胸多感慨，俨然行吟诗人矣。
……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东湖清波荡漾，荷花依旧，一岁一枯荣；鸟雀各自飞，一年一聚首。（《断章》）
这段文字最能呈现杨波带有个人独语式的抒情散文的语言风格，四字句式蕴含古雅与诗意，无论是化用的古典诗词，还是自创的诗句都使散文显得孤洁雅致，意境高远。
也许是杨波研究游记的缘故吧，他的散文语言洋溢着古典小品文与游记的情调。《同窗轶事》写室友打鼾，于嬉笑戏谑中极尽描摹了“鼾”态十足的室友：“须臾，呼声渐起，初不甚响，咝咝有声；继而频率加快，鼾声大作；终至响若闷雷，声震屋瓦！吾等苦不堪言矣！”语言的雅致来源于文言的特殊韵味。这些语言深得晚明小品文之风味。
套用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说法，我认为“写散文就是写语言”，语言素养是一个作家最根本的素养。中国当代文学语言之所以受到汉学家顾彬的猛烈抨击，正是因为当代作家对于语言的怠慢与轻视，长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在主题先行的理念影响下，作家更关注“写什么”而忽略了“怎么写”。语言的干瘪与匮乏映现的是文化底蕴的不足。作家金宇澄批判中国当代作家不重视语言的经营与打磨，用了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说中国当代一些作家的语言仿佛是穿着睡衣出门的人，蓬头垢面就走到了大街上。这无疑是对当代作家的当头棒喝。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精致与粗糙决定了文学艺术的高下之分。
杨波对散文语言的艺术追求，来源于其作为学人的厚重的古典文学素养，其访胜探幽的游记之作显示出其用笔的老到与圆润，深得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游记文学之神韵。在凭吊古迹的同时，呈现出一个学者特有的反省目光与文化情怀，表达了对文物过度开发的隐忧。《慈胜寺访古》以古雅的语言引领读者探访高古静穆的慈胜寺，面对“大雄之殿”厚重雄浑的题字，禁不住讲起了四字的来历与传说，饶有风味地比较了颜真卿与王铎的写字风格，这旁逸斜出的语言使散文显得跌宕有致，摇曳多姿。如果杨波没有对书法的精到见解与素养，就不可能有这样顺手而来的精到之笔。
其實，最呈现学者之文风范的还是集子中的“读书札记”类。《谈交友》一文尽管脱胎于《王韬日记》扩而广之，但却注入了自己意味深长的思考。这类文体类似于朱自清《论诚意》《论自己》《论别人》之类的“说理性散文”，虽是说理，并不枯燥，读起来却意味盎然。
散文写作，不论抒情或叙事，都应该有所节制。抒情稍有过头，就会显得煽情乃至滥情；叙事稍有过分，也会显得张牙舞爪、面露狰容。语言的克制与节制会使火热的情感慢慢降温，在平静的回忆与舒缓的语调中饱含叙述的张力，会更能打动人心。《耍故事》一文的结尾就显示出作者用笔的节制与匠心：“我有些气馁，看来要铡陈世美，还得等一会儿。”这种结尾的笔法，类似传统文学理论所谓的“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读起来毫无拖泥带水之感。
巧用动词，也是杨波散文善于操控语言的一个显著特色。请看《消夜》中的一段文字，叙述冬日的夜晚，放学回家后下方便面的精彩描写：
撂下书本，直奔厨房。放锅，倒水，打开煤气，扒拉出两包方便面。吹着口哨，撕开袋子，剥葱一般小心翼翼地把雪白的面块拿出来，丢进水里，嗤的一声，他们在水里扭摆了几下，挣扎一番，吐着水泡就沉下去了。幽蓝幽蓝的小火苗贪婪地舔着锅底，不一会儿，水咕嘟咕嘟地唱起来。丢几片青菜叶子，把调料均匀地撒进锅里，用勺子细细搅拌，一股浓郁的香气腾地一下子就升起来，灌满鼻孔，直捣肺腑。我感觉肠胃又蠕动了几下，艰难地咽了下口水。五分钟过后，火候已到，掀开锅盖，拿一个鸡蛋在锅沿上一磕，完整地打进去，随即便将香喷喷的面盛进碗里。为使这顿宵夜更完美，又从菜篮里掂出一颗蒜苗，剥皮、冲洗，蹭蹭蹭切作几段，放进碗里，大功告成。
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场景，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但如何把日常生活图景用精准的文字传达出来，就需要具有操控文字的功夫。杨波妙用动词，使叙述简练生动，具有形象感与画面感。还需要强调的是，杨波尽管运用了那么多的动词，文字叙述中却没有过多运用主语，这样的写法更契合中国古典的艺术表达，因为，中国现代句法极为讲究主谓宾之类的表达，中国古典文学并不看重这种西洋的句法。作家如果严苛遵循所谓的现代句法、语法，反而使叙述文字显得呆板匠气，失却了应有的活泼与文字的灵动之气。就我的阅读范围所见，那些操控文字的大家，大都不会太在意现代的句法结构，沈从文、汪曾祺等对可有可无的虚词也谨慎使用，这种处理文字的方式才真正体悟到了中国文字的魅力所在。
形塑自我：回忆与寻找
周作人把中国文学的传统看作是“言志”与“载道”传统的循环交替。事实上，言志与载道不可能那么绝然地分成两截，即便是一个作家的同一篇文章，在“言志”中也可能同时“载道”，那些高头讲章的“载道”之文，也未必不蕴含了作者某种“言志”的成分，这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文章或文学所承载的“道”之本体如何，有时个人情“志”与大“道”之间是合一的，如果这个“道”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或一个集团的“小道”，而是呈现自然、人伦与社会的“大道”，那么“士志于道”的传统就值得我们认可与追摹，也就是说，“志”与“道”本来应该是合一的。但，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五四”趋新知识分子就向“文以载道”的传统发起了猛烈的轰击，“文以载道”从此声名狼藉。在人们的心目中，仿佛只有“言志”的作品才是上乘的艺术，现代散文在言志的一条道路上越走越偏，以致让本应该丰富多姿的散文写作变得“奇僻”“生冷”，散文完全变成了自我怡情怡性的“小玩意”与“小摆设”，格局愈来愈小，文品越来越差。我这样论断，并非一定要刻意否定现代散文所开创的新的“言志”传统，而是强调散文在“言志”的同时，能不能少一点忸怩作态，少一点顾影自怜，能不能在书写一己悲欢的同时，也要推己及人，思考一些人间的“大道”，多一些生命伦理的思考与阔大的人间关怀，能不能把文心、人心与道体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