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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

    时间:2020-05-09 07:51: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汪曾祺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小说在恬淡的外衣下面隐藏着对生活的热情,在隐逸的情怀之中透露出对人世的关切。汪曾祺小说和谐的艺术意境源于作家蔼然仁者的创作情怀;汪曾祺的小说在往事回忆中呈现出的理想化选择,不仅是他对过去生活相对熟悉,更源于他给人世以欢乐与美好的创作宗旨;汪曾祺的小说只流露出淡淡忧伤,却内蕴作家深沉的人文关怀。汪曾祺小说不仅以其新淡静雅的江南水乡风俗画,也以其深沉的人文关怀,获得了一种永久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和谐追求;往事回忆;人文关怀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的重要代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他的《受戒》、《大淖纪事》等具有浓郁江南水乡风情的小说,成为当代文坛的一支奇葩。对于汪曾祺的小说,人们有各种认识与理解,乡土风情也好,诗化抒情文体也好,恬淡和谐的小说意境也好,都反映出人们对其小说的一种准确感受。但我们如果将汪曾祺的小说放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长河中审视,仍能发现他的小说与自二十世纪初由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一脉相承的,即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

    一、和谐追求与人道情怀

    汪曾祺先生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汪曾祺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2]使他的小说读者能从中体味到人世应有的欢乐与温馨。因此,汪曾祺选择和谐作为自己艺术追求的目标,致力于营造一种恬淡和谐的艺术境界。人道主义的创作情怀与对和谐的美学追求相辅相承并突出地体现在他的乡土风情小说中。《受戒》、《大淖记事》是最著名的两篇,此外还有《岁寒三友》、《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故乡人》等一大批作品。在这些以故乡风情为基本特征的小说中,作家自觉地实现其美学追求,其作品呈现出恬淡和谐的小说意境。

    汪曾祺小说恬淡和谐的意境主要有三个层面。其一是人与自然物我合一的和谐境界。如《故乡人》中王淡人每天看病之余,对河垂钓,生活过得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般闲适淡泊;这些作品中的意境往往令人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流连忘返。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境界。在《岁寒三友》中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都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却始终相濡以沫;《受戒》中尘世与佛门之间的亲密融洽;《鸡鸭名家》中的东家与伙计间的和气互助,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和睦友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氛围。其三则是个体生命自身的和谐。《鸡鸭名家》中的炕蛋名家余老五活得闲散自在;《大淖记事》中人们为人处事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活得随心所欲;《仁慧》中的仁慧则云游四方,行踪不定,生活过得如闲云野鹤般自由,活得无挂无碍。这些人虽然生活在世俗之中,生命却处于一种自在状态,因而进入了自由的审美的人生境界。

    在汪曾祺小说所构筑的艺术境界中,以上三种境界往往是浑然一体的。正如孙郁所说:“汪曾祺的成功在于消化了传统的天人合一精神,把自我的存在方式与客体的存在形态置于一种纯粹的审美对应之中。”[3]也就是说,在汪曾祺的小说和谐的意境中潜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理想,潜藏着作家蔼然仁者的创作情怀,难怪他的小说总令人感到很亲切。

    二、往事回忆与理想化选择

    汪曾祺的小说多以往事回忆的形式出现,这与他的小说观密切相关。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汪曾祺说:“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有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4]从生活和创作的关系看,小说是回忆的观点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来自回忆,特别是故乡回忆。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回忆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江苏高邮城乡的人事风物。这些小说在生活场景的选择上几乎都有显示出将不幸与苦难尽力往幕后推的特点。就他最有名的两篇小说而言,《受戒》这篇“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5]有一种内在的欢乐,作品中人们都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的生活着,庙里的和尚是如此,当地的居民也是如此。

    在《大淖记事》中,作家以故乡的大淖为背景,着重表现了故乡的人情风物、四时之景和一对年青人大淖姑娘巧云和外地来的锡匠十一子之间的爱情。小说在作品中突出的主要是故乡风物的美丽、青年人爱情的坚定、邻里乡亲的热情与善良。由于作家的有意选择,大淖美丽的地理环境与四时之景、纯朴的乡风民俗与美好的爱情被置于前台,生活中的重压与不幸只是若隐若现,可以说,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世的寂寞、辛苦与不幸都包裹着一层温暖、温情与美丽的外衣。而留下那些美丽欢乐,有滋有味的和谐生活来细细品味。是因为他赞成老师沈从文先生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观点,因而在小说中借着回忆的选择性,营造出美丽的艺术境界给人以欢乐和慰藉,但我们却不能由此忽略作家的良苦用心的。

    三、淡淡忧伤与深度关怀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曾这样感叹:“ 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学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6]汪曾祺是能够理解自己的老师的,其实汪曾祺先生自身又何尝不是如此。由于他的作品常常只流露出淡淡的忧伤,于是人们乐于称道他的平淡和谐,而相对忽略了他内心隐忧和对人类的关切。

    汪曾祺对归有光谈学论道的大文不感兴趣,而惊异于归有光这样一个思想迂腐的正流派,怎么能写出那样富于人情味的优美的抒情散文。汪曾祺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他还认为归有光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像契诃夫,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对归有光的认识影响到汪曾祺自己的创作。

    对于鲁迅,汪曾祺认为中国五十年代以前的短篇小说作家不受鲁迅的影响的,几乎没有。虽然在《谈风格》一文中,汪曾祺着重强调要宣传艺术家的鲁迅,但并没有否认思想家的鲁迅对人们的影响。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汪曾祺认为废名的小说是感人的,能“使人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动。因为他对于小儿女是那样富于同情心。他用儿童一样明亮而敏感的眼睛观察周围世界,用儿童一样简单而准确的笔墨来记录。”[7]从中我们不难推测汪曾祺对废名在小说艺术技巧之外的对人世特别是对乡村小儿女的那份关切特别敏感。其实,废名小说中对乡村古朴宁静生活的抒写,对人与人之间温情与友爱的描写,同样存在把不幸与痛苦淡化的共同倾向。

    沈从文是一个“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8]的作家,汪曾祺在文中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别无他话。有学者这样评沈从文,“沈从文是拿着人性的尺子徘徊于现实与梦之间,‘出世’而又‘入世’的作家。”[9] “他以自然人性、化外风俗和诗化笔墨为三根玲珑剔透的支柱,擎起‘京派’小说的顶梁。”[10]作为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汪曾祺深得老师的真传。

    对于契诃夫,汪曾祺在文中较多强调了契诃夫小说散文化的结构,虽然并没有提及契诃夫说的显著特点,即以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对象,并通过对他们平凡生活的展示,表达人道主义的关怀,但从汪曾祺自己的小说创作来看,两者显然是极为相似的。

    对于阿左林,汪曾祺提到的主要是阿左林小说的戏剧性以及他那“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11]阿左林的创作对于平实人生的重视与温情和小说散文诗般的特征都曾影响过汪曾祺。而汪曾祺话语中的“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虽然只有短短八个字,却十分准确地指出了阿左林的创作特色,同时。“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也是汪曾祺自己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由此可见,虽然在《谈风格》一文中由于论述角度的原因,汪曾祺比较多地强调了影响自己的几位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的特点,但在字里行间,却常常透露出对些作家对人世关切感悟,可见,这些作家作品中存在的对人类深切的关怀,入世的情结,共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场,对汪曾祺的创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汪曾祺认为,“对于人或事的态度、感情。大概有这么三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特别地说出’。作者唯恐别人不理解,在叙述、描写中拼命加进一些感情色彩很重的字样,甚至跳出事件外面,自己加以评述、抒情、议论。一种是尽可能地不动声色。许多西方现代小说的作者就尽量不表示对于所写的人、事的态度,非常冷静。比如海明威。我是主张作者的态度是要让读者感觉到的。但是只能‘流露’,不能‘特别地说出’。作者的感情、态度最好溶化在叙述、描写之中,隐隐约约,存在于字里行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晴’。” [12]汪曾祺对人或事的态度决定了他将苦难与不幸淡化,而只隐隐地流露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

    汪曾祺满怀对生活对人类执着的爱,在小说中营造和谐的艺术意境,力图以自己的创作带给人们以欢乐,是他蔼然仁者的创作情怀的表现;他在小说中忆往事,写风景,抒写美好与欢乐,是作家理想化选择的结果;他的小说只流露淡淡的忧伤,却深藏着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我们不能否认他以清新淡雅的江南水乡风俗画卷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但如果只看到他的小说风俗画般清新淡雅,就不得不让人想起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中他引用过的沈从文先生的话:“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学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汪曾祺先生感叹沈先生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多年来不被理解,但多年之后会不会出现一篇《汪曾祺的寂寞》呢?这是我们在面对汪曾祺这样一位作家有着热情的恬淡与入世的隐逸的作家时,应特别加以注意的。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3月版,第38页.

    [2]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3月版,第39页.

    [3]孙郁《汪曾祺的魅力》,《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6期,第65页.

    [4]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1988年3月版,第119页.

    [5]汪曾祺《受戒》,《汪曾祺短篇小说选集》,北京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218页.

    [6]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张新颖著《沈从文精选》,复旦大学出版2005年9月版,第113.

    [7] 汪曾祺《谈风格》,《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03页.

    [8]沈从文《边城·题记》,《边城》,人民文学出版2000年1月版,第1页.

    [9] 杨义《沈从文:于边在人性寻觅诗体小说之生命》,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620页.

    [1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643页.

    [11] 汪曾祺《谈风格》,《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04页.

    [12] 汪曾祺《道是无情却有情》,《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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