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西厢》千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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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爱情；自由；平等；专一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4—0463（2007）08（B）—0020—01
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讲述的张君瑞与崔莺莺这对青年男女相爱的故事在中国各类文学作品中可谓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民间传说中的牛郎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诗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焦仲卿；戏剧《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与柳梦梅；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与贾宝玉等。这些故事比《西厢记》更多一分惊心动魄，如梁祝化蝶、杜丽娘死而复生。那么，《西厢记》历经八百年仍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经久不衰，成为自元明以来最受群众欢迎、流传最广的剧本，甚至享誉世界，被西方学者称之为“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就因为它有着可贵的思想之美，它唱出了人们追求美好爱情、呼唤自由、呼唤美好人性的心声。
一、反对“父母媒妁”包办，追求爱情婚姻自由
封建礼教自诞生之日起，就严格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威力无穷。它要求女子“三从四德”，完全听命于父母。儿女的婚姻要由父母作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若自主择配，就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必将付出惨重代价。梁山泊与祝英台相恋，却不被祝员外允许，只有双双为情而死，化为彩蝶，才能相依相伴。织女与牛郎相爱成婚，却被王母无情拆散，隔河遥望，一年中只能在七月七日相会于鹊桥。《红楼梦》中宝黛相知相爱，却被生生拆散，一个心碎而死，一个绝望出家。凡此种种，无一例外反映出包办婚姻对封建社会男女纯洁美好爱情的无情摧残。《西厢记》这部剧作中，崔莺莺、张生无视封建礼教，大胆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并最终冲破重重阻力，缔结了美满姻缘，堪称一曲对美好自由爱情的热情颂歌。它表明缔结婚姻的基础应当是男女双方真挚的爱情，而不在于父母长辈的意愿。
二、破除“门当户对”陈规，追求爱情婚姻平等
封建社会里，男女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婚姻制度、等级制度，葬送了千千万万青年男女的纯洁爱情。祝英台不能嫁给梁山伯，就因为梁山伯是一个穷书生，而祝英台是一个贵族小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一片痴心爱李甲，设计赎身随李甲回家，甘心做妾，李甲却以千两白银为价将杜十娘转卖给了别人，致使杜十娘愤而投江自尽，就是因为杜十娘是一个妓女，而他是堂堂布政使的贵公子，两人的身份地位可谓天渊之别。《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父亲生前曾是相国，门第显赫。张生的父亲生前曾做过礼部尚书，但后来他父母双亡，书剑飘寒，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实际上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穷书生。可贵的是莺莺、张生无视不合理的门第观念、等级观念，勇敢地追求、捍卫了自由的爱情。他们的爱情超越了世俗，跳出了“夫贵妻荣”的传统婚姻理想，他们追求的婚姻不在于门第的高低，财产的多少，权势的大小。在封建社会里所有知识分子的最大理想就是考中状元，金榜题名，以此博取功名富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而《西厢记》中的莺莺、张生追求的却是“但得一个并头莲，强煞如状元及第”，他们提出的口号“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不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社会阶层的呼声，而是世世代代普天下人，尤其是备受封建礼教压制的青年男女的愿望。
三、剔除“男尊女卑”痼疾，追求爱情婚姻专一
封建社会里，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寻花问柳，喜新厌旧，对爱情婚姻可以毫不负责。社会对此采取的是包容态度，不会去惩罚他，顶多只会轻描淡写骂几句“负心”、“薄情”而已。《铡美案》中的陈世美如果先休了妻子秦香莲，再娶皇家公主，就无人怪他无情无义，包公自然也不会铡他。《西厢记》故事最早来源于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自传体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实有其人，小说中的张生实际就是元稹自己，他诱骗了莺莺这位才貌双全的贵族小姐后，“始乱之，终弃之”，进京赶考去了，无情地抛弃了莺莺，莺莺只好另嫁别人。他对自己的无情、负心，无半点愧悔之心，反而称莺莺为“尤物害人”、“女人祸水”，是“不妖其身，必妖其人”的妖孽。到了王实甫笔下，张生褪尽了性格中放荡、无情、毫无责任心的丑恶色彩，对莺莺的爱始终专一，执着，不离不弃，散发出人性美的光芒。剧作写成后，广泛流传于民间，深受世代广大人民喜爱，就是因为在张生这一人物身上体现了人们对人性美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