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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究竟是什么

    时间:2020-10-10 07:56: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新媒体从业人员?请叫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久前,中央统战部第八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成立。这个新群体令人瞩目。

    “怎么把狼变成牧羊犬?既弘扬正能量,又保持影响力,需要不断探索。”7月19日,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李小宁,这样形容对新媒体从业人员开展统战工作的不易。

    李小宁的本职身份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统战理论教研部原副主任。他对记者说,统战范围不断扩大。据最新的统战政策,新媒体从业人员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一部分,已成统战工作的重点,但怎么做他们的工作,还没有成熟的经验。

    针对这部分群体,中央统战部不仅从工作方式上进行了探索,也对工作机构进行了加强。7月4日,中央统战部八局成立,它的另一个称谓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具体职能就是联系和培养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

    按官方解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4类体制外知识分子,分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

    “实际上,这是个狭义概念。”李小宁说,1991年开始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时,最初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25年以来,随着统战工作的不断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概念也在不断调整。

    是阶层,还是阶级?

    “这个群体出现后,到底该定性为一个阶层,还是一个阶级,中间是有过争议的。”山东大学统战学博士生路璐,是我国第一批统战学博士,2015年入学,她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被逐步纳入统战范围的过程做过梳理。

    路璐告诉记者,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的起点是1991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明确了由统战部门负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

    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正高速发展,到1990年,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私营企业注册资金达到95亿元,雇员148万人;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达到397亿元,从业人员2092万人,这两个群体拥有的资金和人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虽然不大,但绝对值不小,已经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原工商业者所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等办法不同,改革开放后,对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采取的统战方针是“团结、帮助、引导、教育”,并着力在这一群体中培养积极分子。

    1993年,刘永好等23名非公经济人士首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标志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走上政治舞台。

    就在非公经济人士被认可的上世纪90年代,新的社会阶层另一组成部分——“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作为群体也已成型,包括3种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其中,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主要包括执业律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等提供知识性产品服务的社会专业人士;自由职业人员主要包括自由文化人、自由撰稿人、自由经纪人等。

    2000年,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中央明确“将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纳入统战工作范围”,意味着这一群体受到了正式关注。

    重新定义“新的社会阶层”

    2006年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时,会上明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

    事实上,高层对新的社会阶层的调研一直没有中断。2002年,中央统战部组织了对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调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参加了这一调研,李小宁教授等人完成了调研报告《关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若干理论思考》,以律师为样本,分析结论认为,律师作为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是不容忽视的政治资源,应加强对他们的统战工作。

    2005年,李小宁所在的教研部又对798园区的自由艺术家们进行调研。2006年,中央统战部牵头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中共十八大之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定义再次发生变化。

    2015年,中共历史上首部统战工作条例颁布,“非公经济人士”正式从“新的社会阶层”中独立出去,也就是说,原来的私營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非公经济人士,仍然还是统战对象,但已不是“新的社会阶层”。

    剥离非公经济人士后,原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构成中还剩下自由择业知识分子(3种),再加上新媒体从业人员,实际上就成了专指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4种体制外知识分子。

    “这个内涵和外延都比过去更清晰。”路璐说,毕竟从工作上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和4种体制外知识分子工作分属不同部门,而且他们的职业特征、所发挥的作用也存在较大差别。

    新媒体从业人员格外受关注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新成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由于其职业特性,受到格外关注。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李小宁看来,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大,对互联网从业人员没有过多关注。2000年以后,互联网开始影响社会各个领域,中央统战部开始将互联网人士作为统战工作的新课题。

    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陈喜庆在2005年提出了“网络统战”的概念。2012年以后,中央统战部成立了课题组,分3路到北京、湖南、福建、广东、上海、江苏等地调研,召开了17场座谈会,形成了对新媒体从业人员开展统战工作的初步认识。

    十八大之后,中央网信工作领导小组成立。2014年年底,中央统战部和中央网信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的意见》。2015年3月,中央统战部举办第十二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时,首次将知名互联网人士纳入轮训范围,如小米科技副总裁陈彤、百度副总裁朱光等。

    “但不能据此认为网络大V就都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路璐说,新媒体从业人员是经营网络的人,而网络大V是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他们可能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也有可能不是,甚至是体制内的人。其中部分人可能因其所在阶层成为统战工作对象,但并不是所有的大V都能成为统战工作对象。

    “中午12点见我们,已经算配合了”

    为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央统战部已经不止一次进行机构调整。

    “机构变化,是因为统一战线逐渐扩大,工作对象越来越复杂。”李小宁说。

    統一战线在不同时期的性质、任务和名称都不一样,先后经历过“民主联合阵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1981年定名为“爱国统一战线”后名称至今没变。

    随着统战工作范围的扩大,工作对象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难找。李小宁说,在世纪之交时,统战工作的“社会化”问题已经出现,这些群体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单位”,而是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很难像过去一样通过单位做统战工作。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传统的单位,就连作息时间也难以把握,李小宁曾到北京798艺术园区对艺术家群体作调研,那是一群“夜猫子”,“中午12点见我们,已经算配合了”。

    另外一个让人“头疼”的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信息更透明,有些人的观点可能跟体制内的不一样,怎么协调更多元的价值观,怎么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互动?“传统的统战方式已经不适用了。”李小宁说。

    但统战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尽管工作越来越难做,仍需要加强。

    统战需要全社会参与

    加强机构建设,不失为强化统战工作的手段之一,中央统战部八局成立之后,就要加强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具体途径包括了解思想状况、反映意见建议、开展相关领域工作调研并提出政策性意见等。

    “从大统战的角度来说,加强党组织的覆盖面也是一种手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越来越多的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都已经开始建立党组织,一些律师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做得比较好。

    2015年9月刚成立党总支的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是在北京地区注册律师人数最多的律师事务所,在北京本部有律师812人,其中党员150多人。

    律所党总支书记宋小江说,成立党总支对京师律所来说也解决了管理的难题。目前律所有97个专业部门,开展相关活动组织起来不是易事,成立党总支之后,采取总支——支部——党小组的构架,每个小组有3到4名党员,每个党员再联系四五名律师,平时各种培训、会议按照这样的组织结构去通知,效率很高。

    就目前的统战实践而言,统战已不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社会参与。以在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成立党组织这项工作而言,非公经济由工商联负责,律师行业由司法部门负责,大多数的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负责。今年7月11日,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召开了专题会议,提出了要在民政部部管社会组织中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

    “体制外”人士带来了哪些变化?

    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意识地团结和培养,上海起步更早。在上海奉贤,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第三批学员即将“毕业”。

    律师、总裁、动漫协会副秘书长……这些“体制外”人士摇身一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副局长”,会是怎样的景象?

    童麟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去年8月他走上了奉贤区司法局副局长的岗位。这个跨越,得益于他的身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上海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相关调研数据显示,目前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365万人,以中青年人士为主,受教育程度总体较高,收入水平普遍较高。

    三年前,上海市委统战部与奉贤区合作建立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为他们提供了“舞台”。三年来,已有9人按照“专业对口、用人之长”的思路,被分配到各自的挂职单位担任行政副职一年。

    从“局外人”变“局内人”,是许多挂职在此基地的代表人士的印象。

    “对我而言,这是一次价值观的重塑。”作为按小时收费的执业律师,童麟的时间观念特别强,这一点在他观察到其他干部的工作状态时,逐渐起了变化:“以前工作都是在为了自己挣钱,而这里大家讨论的却都是民生问题,不考虑时间成本,取而代之的是责任。”

    在童麟看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许多人忙于事业,缺少了解、参与政府运作的机会,这为他们参政议政带来了障碍。身为静安区政协委员的他,今年又多了一个任务——由于正在挂职,对政府部门情况比较了解,许多委员来向他请教提案的可行性。

    在基地成立之初,奉贤区领导曾表示,希望挂职干部成为奉贤干部队伍建设中的“鲶鱼”。

    “我来这儿可不是要过‘官瘾’。”原本就是奉贤人的宋波表示,此番挂职,就是为了奉献奉贤。作为上海大沽映像文化投资管理中心总裁,宋波在任职奉贤文广局期间,充分运用了自己的行业经验与资源,推荐奉贤和奉贤文化,完成了“五个一”:“一本文献”、“一套办法”、“一次论坛”、“一个协会”、“一期培训”。今年一月,由他牵头的“文化梦想使者进奉贤即文化与乡愁论坛”活动举行。

    摘编自《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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