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资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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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创作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革命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深化对于马克思中国化内涵的再认识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不断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资源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071-03c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征的磨砺之后，在与党内“左倾”和右倾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只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获得胜利。延安时期是我们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事业相结合的关键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显著特点是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摆脱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延安时期的实践资源
（一）社会实践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延安地区各界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37年到1940年，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张如心、成仿吾、艾思奇等学者都在不同的领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理论的创作需要实践去检验，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2]。在延安时期广泛开展的革命斗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作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开辟了崭新的途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真正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
1.政治方面，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中国革命早期经历了两次重大失败，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左”倾和右倾的严重错误使党的事业急转直下。毛泽东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意识到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中存在的问题，急需在全党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大革命时期犯下的错误，来一次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加之延安时期有众多农户和小资产阶级加入共产党，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带有鲜明的小农意识和小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性，正是基于对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的考量，我们党决定从上到下进行一次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在清算原有思想错误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与延安时期特有的现状相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克服我党在自身建设中遇到的各种思想困惑和混乱，统一全党思想。1942年春，整风运动开始，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贯彻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采用的方针是在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文件基础上，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和克服错误的方法。延安整风运动所采取的正确方法逐步的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通过理论创作、集体讨论和演讲与授课的方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党的干部还要求对党的历史进行学习、讨论和研究，进一步梳理党的历史脉络，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学会如何认识现实状况以及如何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而使党的干部和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确立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从此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找到了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本，走向群众，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2.文化方面，召开文艺座谈会，建设众多高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延安地区的文化建设。延安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阶级成分，不同的理论背景、不同的观点和视角等多元因素的发展急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和主题引导。延安时期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文化发展有力的促进了延安地区革命建设和文化建设，在革命时期创作的各种题材的作品，丰富了革命地区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3]。但同时文化工作也面临如何去指导、如何使文学作品辨明是非曲直、讴歌真善美、批判假恶丑、分清阶级立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搞清楚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怎样赞美与批判等问题需要加以引导和注解，这对于当时缺少有关文化管理和建设的党来说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从根本上理清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辨明了服务的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推动了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使延安地区文化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坚定了文艺工作者对待革命问题、两党态度、工作对象等的正确立场。毛泽东指出：“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4]延安文艺座谈会从某一方面来说促使文艺工作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文学作品中也灌输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向工农兵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宣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都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延安时期建设了众多的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之各界知识分子创作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力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播。
3.经济方面，多措并举发展延安经济。延安时期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时期，长征使得党的有生力量锐减，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共产党到延安之后从事经济生产，采取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方针，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积极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克服多重困难，农业产量稳步增长。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学说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把群众变为历史的真正的主人。延安时期采取了许多经济上的新政策和措施，财政领域采取统一累进税制，消除了原来遗留下来的苛捐杂税，农民确实得到实惠，使根据地有稳固的后方作为保障。延安时期大量外来人员的进入，使得根据地必须发动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民来发展经济，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奖励，树立典型模范，极大的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积极性，把人的积极性转变为一种物质生产力量、精神力量，转变为一种内在驱动力，使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步深入群众，获得群众认可。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根本点[5]。根据地的经济发展需要我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我党的三次大的农村调查活动，不同程度上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向前发展。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制定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抓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所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原理建设了一个经济发展、精神充裕的革命地区，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革命实践
毛泽东曾指出，延安时期的抗日战争，我们党才“真正找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道路”[6]。这句话深刻的阐述了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延安抗日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成熟，有力的指导了延安时期的革命战争，成为中国抗日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的指导思想。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革命的数年历程中，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出现的“左”倾和右倾错误使革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归根到底是我们党的幼年时期没有真正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不能够正确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为中国革命战争提供了一个总结历史教训的契机，在反思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逐渐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理，创作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在党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成熟过程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巨大胜利。
1.革命理论实践。延安时期的抗日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发表了许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抗日革命的历程和命运。面对日军侵占东北、觊觎华北的现状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措施，国共两党展开了十年内战，给了日军侵略中国的空隙。毛泽东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正确判断中国阶级矛盾的变化，适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得到爱国人士的强烈响应。在通观全局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背景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从哲学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相关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曾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观点”[7]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实践重要性的清楚的认识，在党内树立了实践检验真理认识的权威性。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策略都是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来确定的，以大的历史背景为基础，以革命战争的实践为依据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气象。从此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更加贴近现实，挣脱本本主义的束缚，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能照抄苏联的经验或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要充分认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特殊性，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不同的问题。《矛盾论》强调认识事物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中国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国情为出发点，构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曾经受到教条主义的深远影响，不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了解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革命过程中得到惨痛的损失和教训，因此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来分析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使中国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曾因为一两次战役的胜利有人就产生速胜论的论调，认为只要有这样的几次大战就能够取得抗日的胜利。有的人看到抗日战场的一时溃败，就认为再战必然亡国。这些人都是没有认清楚当前抗日战争的艰难性和长期性，没有看到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的变化，没有看到抗日战争人心向背，没有看到两国的国情决定这必然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为了认清现实，教育人民，让每个共产党员都能为革命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的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持久战的方针和策略，粉碎了盛行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调。在思想上武装了全党，教育了人民，增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胜信心。《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应用到战争策略上来，科学的阐述了敌我双方矛盾的特殊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判断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与可胜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军事领域发挥了其优势，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力量，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2.革命战争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通过长征的洗礼，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更多的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和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通过多种途径学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战争走上了一条正确道路。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通过分析现状，把游击战提升到战略的重要地位。通过游击战，八路军开赴前线，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巨大胜利。积极开展抗日根据地建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等，广泛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不断壮大革命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力量大增。在《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指导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游击战为主，展开了对日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随着革命战争形式的不断变化，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来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的斗争策略武装了全党，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有了清楚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对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断的学习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突破了地区和时空、阶级和知识分子、本本和教条的限制，随着革命的不断胜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不断传播，促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同人民群众相结合。从不懂到懂、从观望到认可、从局部到整体，在革命战争的数十年中有力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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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谭培文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侯波.毛泽东农村调查活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理论学刊，2011，（61）.
〔6〕毛泽东选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孙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