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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时间:2021-01-25 07:53: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处理国内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指导性文件,提出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高度政治性同时不失文学性的代表性文学作品。但随着当时文艺论争的深入,文学与政治的从属关系开始受到质疑,文艺界的思想意识状况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出现了政治思想斗争代替文艺论争的局面,政治对文学的强制干预逐步深化。

    对剧本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年)

    由孙瑜编剧、导演的剧本及电影《武训传》,描写了清末山东堂邑县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影片公映后,对这部影片的评介虽然有部分批评质疑,但大多数是持赞扬态度的。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形,反映了我国文化界严重的思想混乱,撰写修改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了这一批判运动。这篇由毛泽东撰改的社论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这次批判的目的实际就是要求作家们进行思想改造,其创作方向要与国家创立的政治方向保持一致,文学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对剧本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进一步强调了新中国文艺将以政治标准评判艺术问题,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政治服务。这次批判“开启了建国以来政治批判代替艺术批评与文学讨论的先河”。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论”思想的批判(1954—1955年)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工作。1954年,李希凡、蓝翎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观点和方法。接着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把《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与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理论联系起来,实际上是把文学领域的学术问题激化为了思想政治斗争。这表明,当时国内政治对文学艺术进行改造的对象范畴,已经由创作领域扩展到学术研究领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情境中,一切学术问题都成为了政治问题。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1955年)

    胡风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思想的核心是“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诸多差异,引起了广泛的批评。1955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序言”和“编者按”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从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的对敌斗争,胡风和“胡风派”的成员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被牵连的共有两千一百多人,造成了建国以来罕见的冤假错案。这一斗争,从一开始就把胡风及其支持者置于阶级的敌对位置,把文艺思想问题提升为了阶级的和政治的问题,是政治对文艺的一次重大戕害。

    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与文艺界的“左”倾运动(1963—1965年)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做了第一个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做了第二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毛泽东对文艺定性的两个批示几乎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五年的文艺工作,并为随后文艺界的“左”倾运动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例如欧阳山的《三家巷》、西戎的《赖大嫂》等作品,以及“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理论都遭到批判。

    在毛泽东做出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后,林彪、江青、康生以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为依据,展开了文艺界的“左”倾运动。1963年至1965年,江青、康生等在文艺领域发动了一系列阶级斗争,他们无视文艺实际和文艺特点,采取整人的形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给文艺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制造了一大批触目惊心的冤假错案。

    笔者认为,毛泽东在1942年激烈进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情境下提出的《讲话》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讲话》中关于政治与文艺关系的理论,也是顺应中国革命历史时期的需要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当时的时代政治背景下,通过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动员作家自觉地运用文学为革命的政治效力,是可以理解的,《讲话》提出的文学对政治内容的承载也体现了文学的时代价值。然而这种政治对文学要求的迫切性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缓解,反而文学与政治的从属关系进一步被强化,甚至要求文学绝对服从政治。历史也证明,在五六十年代继续推行“文学从属于政治”的理论,在客观上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甚至后来对于这一理论的极端化推行,导致了文学的“灾难”,这些都为我们正确处理当代政治与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予以启示。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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