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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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蒋廷黻于一九一九年夏季进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先是主修新闻学，后来改攻政治科学，最后把自己的专业定为历史学。蒋廷黻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主要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一八0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这与他导师海斯的欧洲史研究方向相契合。他的论文在一九二三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著名的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编辑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
蒋廷黻在论文的序言中阐明了自己选题的问题意识来源：“英国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因素，即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四十年中对于英国的帝国主义究竟做了些什么……像印度、墨西哥和中国这样深受近代帝国主义之害的国家，能从几大列强国内的左派政治势力中获得比右派政治势力更好的待遇吗？”在谈到自己在哥大数次变换专业的原因时，蒋廷黻曾指出：“我想如果我能成为中国报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国政治……为了左右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就必须专攻政治科学……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蒋廷黻求学哥大并撰写博士论文时正值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的历史时期。进入哥大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就曾作为中国学生青年会的志愿者前往法国前线慰问中国的战地劳工，亲身经历了“一战”的过程，并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数度赴巴黎”。蒋廷黻在之后的回忆中说：“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当时美国的国力虽蒸蒸日上，并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的国际主义和孤立主义两大外交传统的博弈使美国的对外参与十分有限，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英国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世界大国，对像中国这样的弱国的命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蒋廷黻的论文指导老师海斯是从事欧洲史研究的教授，并在一九一四年之后开始重点关注民族主义问题，因此蒋廷黻在选题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上是十分自然的。
当然，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并不是一篇传统的英国对外关系史或英国外交政策史领域的文章，他更加注重探讨英国国内的政治格局与其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劳工，一个是帝国主义。蒋廷黻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曾有这样的情况，而当前的帝国主义之所以不同以往，是由于经济因素发生了变化。他指出：“准确地说，最近四十年的帝国主义不应被称为经济帝国主义，而应被称为制造商一投资者帝国主义。这不是因为现代的帝国主义者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而是因为现代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变化。”蒋廷黻还看到，经济生活的变化导致西方的政治生活也开始出现新的转变，“一个新的阶级诞生了，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被赋予选举权，但是仍然通过工资谋生，也就是说，一部分人使用另一部分人所拥有的工具和原料来工作”。这个新的劳工阶级在英国拥有了选举权，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的诉求和看法必将对英国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蒋廷黻敏锐地抓住了英国社会所发生的这个重要变化，并且预见到代表这个新兴阶级的政党——英国工党——将会打破原有的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使英国的政治出现新的可能。因此，通过透视这个政治上属于左翼的政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可以看到英国在对外政策上可能会发生的变化，以及是否能够使像中国这样的弱国获得更好的国际环境。尽管工党的政治力量在不断上升，但是一直处于在野党的地位，所以蒋廷黻重点关注工党国会议员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他们是工党政治实力的代表，而且在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决定英国外交政策的人。有意思的是，就在蒋廷黻博士论文出版之后的一九二四年，工党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执政党，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組阁并担任首相，这就使蒋廷黻的博士论文更加具有了现实意义。
蒋廷黻的博士论文重点探讨的就是劳工运动与帝国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即英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是否影响到了国家之间的斗争。他列举了几位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指出马克思和考茨基认为工人对国家的概念会越来越淡漠，不会像之前那么爱国，而饶勒斯和伯恩斯坦则依旧认为爱国主义是工人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都不会支持帝国主义或具有扩张性的民族主义”。蒋廷黻还在论文中提到了冯·伯恩哈迪（F.von Bernhardi）、约翰·霍布森（Jnhn A Hobson）和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等非社会主义思想家对阶级斗争和国家间斗争关系的理论。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背景之下，蒋廷黻将研究重点放在一八八。年之后英国工党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立场上。而英国工党的立场主要体现在工党国会议员身上，所以蒋廷黻在论文中运用的主要史料就是英国国会的辩论记录、英国国会的文件和英国工党年度代表大会的记录。
蒋廷黻在“结论”中把他的论文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关注的是工党对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反应；第二部分重点探讨的是工党对英国与其帝国主义竞争者之间关系的态度。通过对这两组问题的研究，蒋廷黻认为“无论从动机还是结果来看，工党对这两组问题的反应都是反帝国主义的”，工党的主要政治人物在对殖民地和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英格兰主义”。蒋廷黻最后指出，工党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因为工党已经不仅是代表劳工运动的政党，而且已经成为所有秉持反对帝国主义立场并且拥护小英格兰主义的人的政党。
二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哥大政治科学学院名师荟萃，处于鼎盛时期。任教的学者包括著名的国际法学教授，并曾担任过国际法院法官的约翰·巴塞特·穆尔（John Bassett Moore，1860-1947），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Amerio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社会学家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y Giddings，1855-1931），以及培养出了陈焕章、马寅初和赵乃抟这三位中国著名经济学者的财政学和经济史大家艾德温·赛里格曼（Edwin R.A.Seligman，1861-1939）。当时的历史系属于政治科学学院，按照规定，历史系的学生也要修读同样属于政治科学学院的公共法律与比较法学系、经济学系和社会科学系的课程。因此，蒋廷黻在读博期间修读了很多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课程，这对他的博士论文产生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之后出掌清华历史系提出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的观念也可溯源于此。
对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和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还是几位从事欧洲史和美国史研究的学者。蒋廷黻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是哥大政治学院历史系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1882-1964）。海斯是美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外交家、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专家，他在哥大讲授的课程是“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他认为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和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工业革命前的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全然不适用，国家必须干涉。他清楚地指出：“德国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是非常高明的。”他敏锐地发现了工业革命之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重要变化，并预见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在二十世纪西方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蒋廷黻受到海斯的启发，开始关注英国工党这个方兴未艾的新政党，并试图从工党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态度中发现英国外交政策所可能发生的变化。
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基本上属于政治史和外交史范畴的研究，其中必然要运用一些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他在读书期间非常重视的一门课程就是哥大著名的美国史教授威廉·邓宁（William A.Dunning，1857-1922）所教授的“政治学原理”。邓宁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内战和重建时期的历史，并创立了美国重建史领域中的邓宁学派（Dunning School）。这派学者对重建基本持否定态度，将其视为北方人的阴谋，而且他们认为黑人在政治上十分无能，从而忽视黑人在重建过程中的作用。邓宁之所以对激进重建持否定的态度，是因为他非常看重政治秩序的稳定。在他看来，北方的激进重建政策破坏了南部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使南方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南部白人通过州权重新获得优势地位，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之后，南部的稳定才得到恢复。他对重建时期历史的认识影响到了他在哥大讲授的“政治学原理”课程。蒋廷黻在回忆这门课时说：“邓宁不独断，不大重视教条，他仅仅提出对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学生肯考虑他所提出的看法，加以深思的话，他们一定会了解政治学说的最终问题是政权的性质问题，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政权。在政权稳定的时候，大学教授们似乎用不着强调稳定政权的困难。但从那时起，我就感到有些国家的人民，连最低限度的稳定都做不到，而稳定政权、建立秩序乃是一国政治的基点。若干年后，我越发认为邓宁教授的见解是高明的。”蒋廷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独裁与民主的论战中，坚决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新式独裁”，反对胡适等人的民主诉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理由就是面临日本入侵威胁的中国需要保持稳定与秩序。
蒋廷黻除了在哥大听邓宁的课，还到当时在纽约新成立的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聽英国左派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Laski，1893-1950）讲授的“政治学原理”。拉斯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试图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的科学社会主义中间走出一个“第三条道路”，对民国时期中国的思想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蒋廷黻对拉斯基的印象很深，“我上午去听邓宁的课，下午去上拉斯基的课。他们二人不仅在理论上针锋相对，教法也截然不同”。“与邓宁正相反，拉斯基教授以其雄辩滔滔的口才慑服了我们。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授课时他会引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法国大革命前各家的著述。授课时，他从不停止。我们常被他的言语带开。我认为有许多次他自己也如脱缰野马，易放难收。”从拉斯基的学术经历来看，他所受的主要是历史学的训练，而且他早期教授的也主要是欧洲史、英国史、政治思想史等课程。从蒋廷黻的回忆来看，拉斯基讲授“政治学原理”课程的时候最为注重的也是政治思想史。拉斯基的这种治学风格和学术背景对蒋廷黻把学术兴趣放在政治史和外交史方面是有很大影响的。此外，作为英国工党最为重要的理论家之一，拉斯基在课堂上肯定会传播工党和费边社的政治思想。蒋廷黻选择把英国工党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其灵感来源之一就有拉斯基的课程。而且能够亲自聆听工党理论家的授课，会有助于蒋廷黻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对工党的理论有更为准确的把握。
蒋廷黻认为，除了导师海斯教授之外，威廉·沙费尔德教授的“欧洲发展史”课程对他的影响最大，直接决定了他博士论文的选题。威廉·沙费尔德（William R.Shepherd，1871-1934）被认为是美国史学界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开创者，他在一九0九年美国历史学会（AHA）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美国史学界加强对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美洲殖民地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关注英属美洲殖民地。沙费尔德在“欧洲发展史”的课程上虽然没有直接探讨帝国主义问题，甚至没有使用过“帝国主义”一词，但是他一直在探讨欧洲人在近代的扩张。由于沙费尔德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拉美史，所以他对欧洲的殖民扩张尤为关注就毫不奇怪了。蒋廷黻在课程上并没有明确地看到沙费尔德对殖民扩张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只是听到了他对欧洲人扩张的两面性的客观分析。沙费尔德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把他们的文明（从政治、经济到宗教）带到新发展的地区去。另一方面，欧洲人也从占领地区学到一些事物，开始更了解欧洲人在欧洲以外土地上接触到新动物、新植物和新社会。”从中可以看到，沙费尔德既没有像很多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者那样对殖民扩张进行道德上的简单谴责，也没有像宗主国中的那些拥有极强种族优越感的帝国主义者那样认为殖民扩张只有单向的正面效果，而是比较理性而全面地将其当作一个客观的历史现象来进行分析。他的这种态度触发了蒋廷黻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思考，促使他在博士论文中探讨英国工党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态度，而且使蒋廷黻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帝国主义进行理性的分析与研究。蒋廷黻之后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的很多基本历史观点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沙费尔德的影子。
三
在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留美生中，能够做一个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课题的学人可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历史学这样需要深厚文化背景的学科就更是如此。蒋廷黻在当时美国“新史学”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不仅选修的基本都是西洋史和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而且博士论文选择了一个纯粹的英国史（而且是当代史）的题目，前人并没有做过很多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个题目不仅拥有很强的创新性，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九二三年论文顺利出版，收入哥大著名的《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并且得到几本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重要学术期刊的推介，为他之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蒋廷黻在留学期间所修史学课程的几位老师都是当时美国史学界的一流学者，像邓宁和海斯还都曾经担任过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上都曾经在博士期间留学于当时世界的科学文化中心德国，受到过德国十九世纪现代史学的熏陶，有着非常扎实的史学功底；而且他们大都研究的是欧洲史和美国史，属于美国史学界的研究主流；此外，他们还都深受二十世纪初詹姆斯·鲁滨逊和查尔斯·比尔德“新史学”观念的重要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史学界基本上由欧洲史和美国史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一流的史学人才和重要的史学方法都来自这些领域。作为一名留学美国学习历史的学生，只有完全进入美国西洋史的研究领域之中，才能真正学到美国史学界最精华的东西。蒋廷黻通过选修哥大的西洋史课程，跟随这批史学大家接受了美国第一流的史学训练，深入美国西洋史的整个学术脉络之中，并为这个学术传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之后，蒋廷黻回国任教于南开与清华，并提出了“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理念，塑造了一个中国史学界的清华学派，使自古传统深厚的中国史学真正完成了现代转型，实现了美国的西洋史传统在中国的知识迁移，具有十分重要的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Tingfu F.Tsiang，Labor and Empire：A Study of the Reaction of British Labor，Mainly as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to British Imperialism Since 188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3；《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著，新星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