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专题式研究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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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中国文化史丛书》系上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研究成果之阶段总结与展示，其采用之分科研究法亦成为文化史研究之主要方法，而对中国文化史进行专题式研究乃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之必然。
关键词：《中国文化史丛书》分科式编纂法王云五
文化史为史学之分支，系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史学从广义上讲，泛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文化从广义上讲，包括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产品。[1]（导论,p15）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的演变过程即文化史，只有通过动态“史”之研究，才能把握文化之真谛。中国文化史研究自新史学兴起而出现，伴随西人、日人相关文化史著作之传入，近代中国学人开始仿效编纂中国文化史著作；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王云五（1888-1979）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中国文化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恰显示那一时期文化及文化史研究之成果，亦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变迁之局势，系研究中国文化史作品之重要代表；《丛书》所采用之分科研究法亦成为文化史研究之主要方法。
主论：分科式编纂方法之确立
中国近代史学系在西学冲击、影响、吸收与求变中产生，中国文化史研究亦是在上世纪初西方文化史学传入后兴起，并曾引发中国“文化史运动”初潮。《丛书》前，研究中国文化史较有影响之著作包括柳诒徵（1880-1956）著《中国文化史》（二册，1932 年）、杨东莼（1900-1979）著《本国文化史大纲》（1932 年）、陈登原（1900-1974）著《中国文化史》（二册，1935年）等，多系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史；[14]专题式研究著作寥寥无几。出于对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2]（P299）缺失之救正，及欲以文化研究激发国人民族认同感并振奋民族精神和抵抗外国侵略之愿景，专题文化史研究应时而起，中国文化史纵深发展方面受到关注。中国文化专史之涌现亦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整理国故运动之必然结果，符合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之内在理路。
一、梁启超与胡适对专题文化史研究之探索
梁启超（1873-1929）主张用专题式之方法纵剖中国文化史，二十世纪初即指出：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 [3]（P44）
数年后，梁氏即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化，强调“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为一部顶好的通史”。[4]（P145）其在《中国文化史补编》中提出“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五种专史之研究方法，并对“人的专史”和“文物的专史”两种专史之做法在分论中专门论述。梁氏认为：
“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做起来实在不容易。据我个人的见解，这不是拿断代来做的。要想满足读者的要求，最好是把人生的活动事项纵剖，依性质分类论述······我们做文物专史，非纵剖的分为多数的专史不可。” [4]（P267）
其重视以人生活动为对象之文物专史，主张用纵剖之法加以研究，以理清人类专门活动之前后因缘，贯彻“供现代人活动资鉴”之目的；并将文物专史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类加以深入研究，文化专史又可继续细分为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和美术诸小类。[4]（P268-269）
1923年，北大《国学季刊》创刊，胡适（1891-1962）在发刊宣言指出：
“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研究的范围。” [12]（p9）“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12]（p12）
就国故学研究而言，新法之输入非其目的，国故之整理亦非其目的，以输入之新法整理国故做成中国文化史以期再造文明方系其目的。而系统整理中国历史文化之方法可归结为索引式、结账式、专史式三种，其中专史式即以分工合作之法，对诸如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等作专门研究，以窥中国文化之全貌。[12]（p10-13）胡适将中国文化史划为民族史、国际交通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种，组成一个总系统，研究该系统宜分两步：
“第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订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第二，专史之中，自然还可以分子目，······子目的研究是专史修正的唯一源头。” [12]（p14）
胡适所倡之研究步骤主系分科专门研究方式，无论是材料的搜罗考订，还是系统中单类专史之子目研究，概莫能外。
二、王云五对中国文化史专题式研究法之认同
胡适系王氏早年学生，其留美归国后，在很多方面影响到王云五，介绍王氏入商务编译所自不待言，更要者在于对王氏学术研究上之影响。在胡适应张元济（1867-1959）、高凤谦（1869-1936）之邀赴沪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考察之时，曾与王氏话旧，就王氏自提之“读书极博”却苦无系统之困惑，亦曾劝其“提出一个中心问题来做专门的研究（最好是历史的研究）”，“则一切学问，一切材料都有所附丽”，以便形成一套自己的学术系统，此即胡适所持之以专史形式研究中国文化史的看法；王氏亦表示认可并付诸实施。[6]（卷3，p396，1921年7月24日）
王氏早年曾通读大英百科全书，对西方文化史颇感兴趣，亦颇为了解，后又为补自身博而不精，未成专门学术系统之缺陷，而欲以文化进步为线索著一部《西洋历史》，遂浏览众多西人所著之世界文化史著作，诸如法人亨利·巴里（Hei Barr，1863-1954）主编之《人类演进史丛书》，美人哈里·埃尔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顾问，英人查尔斯·凯·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1889-1957）主编之《文化史丛书》等名家之作，但其对这些综合编纂之史著并不满意。
王氏于1936年发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下简称为《编纂》）一文，对外国学者编著之中国文化史及世界文化史进行简单评介，以期以此为鉴，探寻研究中国文化史之方法，并正式为编纂《丛书》铺石张目。胡适称王氏“每日他必要读平均一百页的外国书”，“家中藏西文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 [6]（卷3，p395，1921年7月23日）；而王云五在文化史丛书编纂方面的过人之处即表现在其对外国学者研究文化史成果的适时把握。《编纂》一文中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史及世界文化史之重要著作进行细致分析，甚觉一般文化史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及分科文化史，一般文化史可称佳作者极少，多失之简略，而分科文化史则“较一般文化史易著成绩”，“佳构不在少数”， [13]（p215）遂倾向于分科编纂中国文化史，曰：
“中国文化如是悠久，其史料又如是繁复；欲为综合的编纂，既非一手一足所能任，尤苦组织困难。旁览外人所著之中国文化史，则泰半采分科编纂方法，以避难而就易，甚至外国学者之世界文化史亦如出一辙。故文化范围广泛，即在完整之国家，以少数人综合广泛之史料，终不若以多数人分理各专科之史料为便，其他无他论矣。” [13]（p220）
其对中国文化史料亦进行重新审视，强调其优缺并存； [13]（p119-203）尤其对庙堂政治史事之微词，对闾间平民文化之关照，与梁启超之“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2]（P299）系“二十四姓之家谱”[5]（p177）的观点相类，表明王氏或潜移默化受到梁氏新史学之影响；而纠正中国传统史学此方面之缺陷，亦为其编纂《丛书》之初衷。
后其对晚近学者所编之分科文化史亦不甚满意，称：“晚近国内学人颇有编著分科文化史者，一方面利用清代学者，局部整理之遗产，他方面取法欧美新颖之体例，各有所长，分途程工；惟成书仅少数科目，无以蕴文化之全范围。” [13]（p200）而前述外国学者“数十年编著之我国分科文化史，种数号称数百，然则重艺术、政治、经济、交通数科目，余多缺略，除取材纯疵不一外，即以范围论，亦未能窥我国文化之全豹也”。[13]（p200）于是其欲对中国文化史进行分科专题研究之实践，“就文化之全范围，区为八十科目，广延通人从事编纂，亦有一二译自外籍者，则皆删订，务期核实”；以期“萃一时之闳雅，发吾国之辉光，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13]（p200）
确定分科编纂之法后，王氏即列出初拟专史科目凡80种，后实际出版41种。王建辉（1957-）采用汪家熔（1929-）之说法，即第一辑20种，第二辑20种，第三辑1种，共出版41种，尚有39种未出，认为《我的父亲张元济》与《张元济年谱》两书中所说共四集80种有误。[8]（p120），[11]（p162）其系依王云五《编纂》一文所列之计划书目与实际出版书目相比照而作出的推论。王云五则自称，该书原定80种，仅出40种即因抗战而停顿。[9]（p408）实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所载，出版第二辑时新增王氏原计划外之《中国税制史》，加上原计划之80种，遂得81种；故应为出版41种，即前两辑各20种，余《中国小说史》一种为第3辑后出，尚有40种未出。[10]（p111）从时间上看，1936年出版11种，次年22种（其中该年8月前出版21种，即“八一三”事变前共出32种，而抗战前共出30种），1938年5种，1939年3种。比较四年《丛书》出版种数变化，全面抗战爆发，尤其是“八一三”事变之发生系其转捩点，与民族命运相连甚密亦即该丛书之时代特色。
余 论
从近代中国学术发展之角度审视，《丛书》既是专史式研究中国文化史之实践，也系上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研究成果之阶段总结与展示。在王氏以丛书形式实践过分科式研究中国文化史之后，对中国文化史研究之方法分野亦趋于清晰和简单，或为王氏之分科纵深研究法，或为宏观整体研究法；前者便于操作把握，也易于深入并做出成果，适于一般学者或青年学者择一专史入门史学研究；后者难于把握，适于少数大师级学者对中国文化史进行品评与总结。柳诒徵反对王氏之法：
“王君云五复鸠各作家分辑专史，所辑亦未赅备，且分帙猥多，之可供学者参考，不便于学年学程之讲习。又凡陈一事，率与他事有连，专治一目者，必旁及相关之政俗，苟尽芟緟复，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此纵断之病也。” [7] （弁言，P1）
柳氏认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昭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7] （绪论，P1）只有运用综合贯通之法研究中国文化史，方可把握其脉络，探明其因果；柳氏此前已以两卷本《中国文化史》给出范例。王、柳二氏关于中国文化史研究方法之不同见解实各有合理之处，对年轻中国文化史研究以及整个近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皆富意义，研究者当据自身能力及研究对象之实际合理选择，抑或恰当综合运用，以期达到良好之研究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