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地流转及形成根源（下）
时间：2021-09-26 16:34: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四)社会声望
在农村住户中，一些家庭由于其成员中有的在乡村当干部或曾当干部，有的在乡镇外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有的参加了党组织，等等，使得这些家庭与普通农村家庭在社会声望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同。在以往研究农户收入增长与分配(史清华，2000b)、税费负担(史清华和王玉琴，2001)、储蓄与借贷(史清华和万广华，2002)等行为中，发现社会声望对这些行为有着明显的影响，是否对农地流转行为也有影响?从一般的判断，我们认为应当是有影响的。从东部三省样本户统计结果看(表9)看，部分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在农地流转行为中，有社会声望的家庭，其增地行为较普通家庭明显要小，而减地行为则不然。有声望家庭中，村干部家庭的减地行为明显高于其它类别的家庭。声望家庭中的人均耕地一般地均小于普通农户。2000年东部沿海三省农村人均耕地，声望户为1.04亩，村干部户为1.13亩，一般农户为1.14亩。与1995年相比，分别减少了1.32％、10.97％和2.24％。这一结论暗示着，在中国农村，村干部有农村“贵族化”的演变趋势，村官们正在由普通的农地经营者逐渐向行政管理者过渡。
单纯地就农地转包行为看，无论是包出行为，还是包入行为，有声望家庭与普通家庭差异并不明显，有声望家庭的转包行为普遍低于普通家庭。这一结果表明：在农户家庭的农地自由流转中，家庭社会声望的影响几乎是很小的。这是由于声望户本身在农地承包中，所承包农地的零碎程度要好于普通户。在2000年三省农户家庭中，在单块面积不足1亩的地块比例基本相同 (普通户为60.95％，村干部户为61.93％)的情况下，单块农地平均面积，普通户为1.14亩，而村干部户却为1.17亩。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揭示出，普通农户所以要自发进行农地调整，在农户间进行农地转包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将平均化农地分配制度所人为形成的农地经营零碎程度过高的格局进行改善，事实上，农地经营中的零碎化程度过高已成为今日中国农民进行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
三、农户农地流转的决定因素
尽管在上文，我们已对影响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的部分因素作了一些基本分析，但是究竟是那些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则很难说清楚。这里我们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技术，运用以村为单元的农户加总数据，分别以增地农户率、减地农户率，包入地农户率、包出地农户率为因变量，以人均纯收入水平、家庭劳动人口负担水平、人均耕地面积、块均耕地面积、非农化程度、劳动者平均学龄、家庭平均人口、受培训劳动者率、规模不足1亩的地块率、非粮作物种植面积比例、作物种植每工净收入、人均税费负担水平、费在税费负担中的比例为自变量，以省和年份为虚变量，构建了四个计量模型(表10)。
从模型结果看，决定农户进行农地调整，增加耕地的主要因素有：省际间政策差异，家庭人口规模(负)、人均耕地、非农化程度、规模不足1亩的地块率、作物种植效益、人均收入水平等。减少耕地的主要因素有：劳动者平均学龄(负)、劳动人口负担、家庭人口规模(负)、非农化程度、省际间政策差异、块均耕地面积、规模不足1亩的地块率等。
决定农户采用转包形式调整农地，包入耕地的主要因素有：劳动者平均学龄(负)、劳动人口负担、家庭人口规模(负)、规模不足1亩的地块串、非农化程度、块均耕地面积、省际间政策差异等；包出耕地的主要因素有：省际间政策差异、劳动者平均学龄、家庭人口规模(负)、非农化程度、人均耕地、人均收入水平(负)、作物种植效益(负)等。
综合以上4个模型，发现真正在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者平均学龄、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家庭经营农地的零碎化程度等几个因素才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例如，从模型计算结果看，若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的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可增加农户农地流转发生率0.16——0.18个百分点，其中增地行为发生率提高0.179个百分点。减地行为发生率提高0.158个百分点。增加农地转包行为发生率0.097—0.321个百分点，其中包入行为发生率提高0.097个百分点，包出行为发生率提高0.321个百分点。对于推进农村农地要素流转的收入因素来说，只是其它诸多因素的一个综合，诸如家庭经营管理水平、家庭人力资本储备、非农化程度等。当然，省际间的政策差异性以及国家土地管理政策变化等因素对农户家庭农地流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诸如，二轮承包政策的实施是促使“九五”期间部分年份间农户家庭农地变频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以往研究中(史清华，1999，2000a，2001a)，我们用大量篇幅已经证明，中国农户的行为是经济理性的。农户家庭所做出的每一个经济行为都是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即使最终证明个别行为没有达到效用最大化，但其出发点或初终是这样的。同样在进行农地流转行为方面，农户的决策一样具有经济理性，这在我们进行浙江与山西的比较中已做了初步分析(史清华和贾生华，2002)。就本文研究的区域看，在中国东部沿海三省，无论是从要素资源配置看，还是从要素利用效率看，做出增地或减地决策的农户，都是比较经济理性的。从用工效率看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植用工效率无论那类农户均呈现一种恶化趋势，相比较，增地农户家庭在种植业上的用工效率明显好于减地农户。同样，在增减地农户中，包入地农户的用工效率也好于包出地农户。从资金使用效率看，结果是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植用资金使用效率呈现一种恶化趋势，相比较，增地农户家庭在种植业上的资金使用效率显著好于减地农户。同样，在增减地农户中，包入地农户的资金使用效率也显著好于包出地农户。就农地本身利用效率看，结果依旧是一样的。这一结果为我们揭示了，为什么在农村农地经营效率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过程时，还有一部分农户在增加其经营的耕地规模?实际计算结果为我们找到了回答这一问题的答案，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农地在农户间流转的根源动因。很明显，这一结论为我们在制定农地调整政策将提供重要的依据。
四、结论与评述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鲁苏浙沿海三省，省际间农户经济发达程度差异非常明显，且这一差异呈现一种由北向南递增趋势。地处东部南端的浙江，农村经济最为发达，而地处东部北端的山东农村经济则相对较贫。农户经济的发达程度与其家庭拥有的农地规模大小正好呈相反趋势。由于人口压力比较大，整个东部沿海三省农户家庭承包的耕地规模相当低，且零碎程度相当高，块均面积只有1.12亩，而户均块数却高达3.45块，单块面积不足半亩的比例高达35.40％以上，而单块面积在2亩及以上的仅占12.59％。农地经营的高度零碎性给入世后的中国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带来很大困难。加快农民非农化与农地流转过程已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进入“九五”以来，东部三省农户家庭的非农化进程比较快，农地的流转行为也比较明显。在现有农地产权制度下，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出现一种明显淡化现象。到2000年末，营地农户的比率已降到89.88％，较五年前减少了4.21个百分点。其依赖性的区域分布表现为由北向南的一种递减趋势。就农户家庭农地流转行为看，减地行为显然高于增地行为。在这一变化中，农地向一部分农户集中的趋势比较明显，由此使得农地经营的零碎程度过高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在农地流转方式选择中，转包方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特别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转包已成为农地流转的主体方式。
在农地流转中，究竟谁是转出者，谁又是转入者?从分组分析中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地流转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由高收入户向低收入户流转，流转方式也由以转包为主的形式向其它方式过渡。随着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的增地行为呈下降趋势，而减地行为则呈上升趋势，农地的流动方向由非农化了的农户向纯农户家庭流动，流转采用的方式也由转包形式为主向其它方向转换。在农地流转中，家庭主要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对这一行为的变化有着一定影响，文化程度高的农户增地需求明显低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户，而减地需求则表现为一种依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呈“ ”趋势变化。家庭的社会声望对农地流转行为也有着一定影响，有社会声望的农户，其增地行为较普通家庭明显要小，而减地行为则不然。
从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真正在农地流转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者平均学龄、家庭经营非农化程度、家庭经营农地的零碎化程度等几个因素才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其中决定增加行为的主要因素有：省际间政策差异，家庭人口规模(负)、人均耕地、非农化程度、耕地零碎程度、作物种植效益、人均收入水平等。减少行为的主要因素有：劳动者平均学龄(负)、劳动人口负担、家庭人口规模(负)、非农化程度、省际间政策差异、耕地零碎程度等。对于推进农地要素流转的收入因素来说，只是其它诸多因素的一个综合，诸如家庭经营管理水平、家庭人力资本储备、非农化程度等。当然，省际间的政策差异性以及国家土地管理政策变化等因素对农户家庭农地流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诸如，二轮承包政策的实施是促使“九五”期间部分年份间农户家庭农地变频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以往研究中我们已经证明，农户的行为是经济理性的。农户家庭所做出的每一个经济行为都是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即使最终证明个别行为没有达到效用最大化，但其出发点或初终是这样的。在农地流转行为方面，农户的决策一样具有经济理性。无论是从要素资源配置看，还是从要素利用效率看，做出增加或减地决策的农户，都是比较经济理性的。增地农户家庭在种植业上的资源(用工、用地以及投资等)利用效率明显好于减地农户。这就是为什么在农村农地经营效率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过程中，还有一部分农户在增加其经营的耕地规模的根源所在。用经济学的话说，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是农地在农户间流转的根源动因。很明显，这一结论是为我们在制定农地调整政策不可忽视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