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上)
时间：2020-03-28 07:53: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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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前半部根据简单的关系逻辑讨论学科史上的两种传递模式，进而探讨修辞学研究如何介入并影响到比较文学研究。第一种是法国比较文学家保罗·梵地根的跨国传递模式；第二种是语言学家罗曼·雅可布逊的语言传递模式。透过雅氏的语用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修辞学无论在涉及讯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沟通行为上，或者辞格在语码和讯息互动的表义作用中，对文学研究所可能提供的贡献。本文后半部举出先秦“名实之辩”和上古“哲学对话”两个议题，说明修辞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在古今中外文本之间的交流现象，并详细分析了三篇古代的“哲学对话”。
关键词 比较文学 修辞学 雅可布逊 语言传递模式 名实之辩 哲学对话
一、 前言：比较文学和修辞学的不同关注点
比较文学与修辞学都是后设的知识系统，也都是建立或探讨语文关系的知识系统。一般学者为了强调系统性、后设性，以及学科性，往往需要在“比较文学”后面加上“研究”两个字，以免比较文学和作为“文学”的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混淆不清。修辞学的命运比较幸运，从古典后期、中世纪开始，它就是一门学科了。某位作家的文字运用巧妙，辞格多变，可说他擅长修辞；某位演说家惯于强词夺理，可说他擅长作为说服的修辞术，但没有人会说作家的写作或演讲家的演说本身是修辞学研究，因为创作与研究分属两码事儿。为了公平起见，也为了下面的讨论能够成立，我们行文时偶尔会在修辞学后边加上“研究”两个字。
比较文学研究与修辞学研究都是建立或探讨语文关系的知识系统，这是一种化约性的说法。比较文学研究所谓的关系（relation）是指语言及文学关系（linguistic / literary relations）。构成关系的要件有二：第一是两件个体，分属第一元和第二元，可称为两个“关系体”（relata）；第二是使这两件个体相互连接的逻辑，诸如等同关系、从属关系、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可简称为“联系”（copula），通常以＝、＋、?坂、?劢等符号来表示；联系正是所谓的“关系的第三元”(tertium relationis)。进一步来讲，构成语文关系的有“比较体”（comparatum），即构成比较关系的个体，如来源文本(sourece text)和标的文本(target text)。这些“比较体”其实也就是文学研究探讨的对象。至于替文学比较体建立关系的程序，传统上比较文学家称之为影响（influence）及类比（analogy）。两个文本便在影响及类比两极所画出的光谱之间游走。根据关系的亲疏，以及一些常识性的价值论述和规范论述亦即“比较的第三元” (tertium comparationis), 可以划分出许多邻近与衔接的范畴。要充分解释语文跨界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有两个最有效的、后设的知识系统：一个是符号学，另外一个就是诠释学。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姑且不论。
修辞学研究所关注的关系显然有它的专业特定性与特殊性，无法与比较文学研究划上等号。从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如《郭及亚篇》(Gorgias，又译“《高尔吉亚篇》”)，修辞作为论辩术，到罗马时代昆体良转化并发展为辞格论，西方修辞学有它基于语言结构和应用的内在的倾轧关系所建构的张力。因此，修辞学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说服术与辞格学的关系。晚近论者讨论的修辞学，包括贝荷曼(Cha?觙m Perelman, 1912-1984)的“新修辞学”和列日(Liège)学派(Groupe ?滋)的“一般修辞学”与诠释学、符号学、语用学等学科的互动关系，泰半源出于古典传统,但是注入了新的方法论和议题，在这个脉络下发展。此外，从苏格拉底开始的修辞与哲学（逻辑）的论战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时代，未尝沉寂。两者的关系几乎成为修辞学的恒常课题。
二、 学科史上的两种传递模式
下面我要根据上述的简单的关系逻辑，来讨论学科史上的两种传递模式，进而探讨修辞学研究如何介入并影响到比较文学研究。第一种是法国比较文学家保罗·梵地根（Paul van Tieghem，1871-1948）的跨国传递模式；第二种是语言学家罗曼·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的语言传递模式。梵地根在1931年的小册子《比较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中，规划出比较文学的范畴，我根据他的陈述，归纳、整理出下面的图表：
比较文学的关系由两个比较体构成，这两件比较体可简称为发送者与接受者。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发送者与接受者只是两种功能，未必是个人，它可以包含个人、团体、某一件文学作品、某一种文类，甚至是某一时代的文学总体。莎士比亚的某出剧本、他的全部创作、他那时代所有的戏剧作品，在传递结构中都可以成为发送者。同样的，接受者也可以是个人或群体或接受方面的文学作品等等。我们假设文学的传递是在历史中顺着时间之流进行的，在图表中-->指示传递的方向，↑指向某学术专业研究的对象。大多数的情况下，发送者并非直接传递给接受者，中间有媒介人物，透过他们/它们才能使讯息传递到接受者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构成比较关系的个体可能包含三元，由这三元可以产生出至少三种学术分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接受者身上，研究他（它）在另一时空的流传历史，这种学问叫做舆誉学（或声誉学）。如果我们的焦点放在发送者身上，溯历史之流往上探索接受者的文学渊源，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构成了渊源学。也许我们可以专注于讨论媒介人物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种学问就叫做媒介学，翻译研究便是媒介学的一支。
梵地根讨论的文学传播代表法国比较文学的前行代。他们的做法被后来的美国学者以及新生代的法国学者批判，认为上述图表的传递关系只是外缘关系（rapports extérieurs），无法处理内在关系（rapports intérieurs）。我现在要援用语言学家雅可布逊的语言传递模式（图2及图3），看看能否修正梵地根的模式：
图2：雅可布逊的语言传递模式②
我们比较图3和图1，会发现有些雷同的地方，只是法语的讯息发送者“émitteur”变成了英语的“addresser”，“récepteur”变成“addressee”，媒体人物变成了接触方式，甚至脉络。但是这两个图表有一个明显的出入，就是图1中彷佛缺少了“文本”（text）。当然我在前面说过图1的讯息发送者可以指人或作品，但实际分析时还是应该区分并指明到底发送者是作家还是作品。表3很明显地让我们的焦点转移到中间这一栏，就是构成文本的讯息（message）以及建构讯息的语码（code）。请注意图3是同一个传播结构的复制，也许我们可以把表3中间的箭头→解读为语言的疆界，在它左边的是一个语言系统的传播，在它右边的的是另一个语言系统的传播。这一个重复的传播其实已经跨越了语言的疆界。如果把图1和图2、图3结合，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比较文学的影响和接受研究的现象为何。语码1到语码2到语码3以至无穷的过程，我称为语码的转换（transcoding）。从图1到图3的过程其实见证了比较文学史研究的两个阶段，我们可以套用美国学者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所谓由外缘研究走向内涵研究的过程。
以上的传递过程看似理所当然，其实反映出古典思维的简化主义与素朴的连续史观。如果我们不愿姑妄言之、姑妄信之，那也就不必再谈文学影响了。由外缘研究移位到内涵研究，透过图3我们可以发现研究的重点是文本建构与表意过程；换言之，就是讯息透过语码建构的过程。在符号学上，这部分是构成符号行为的第一个阶段，称之为表意（signification），这也是索绪尔的符号学（sémiologie）所处理的课题。符号行为的第二个阶段是所谓的传播行为，亦即意义如何由发送者建码，透过特定的管道传送给接受者为其解码。这部分工作有些论者认为是后期符号学(semiotics)所处理的范畴，这种说法失诸简化，我在这里无法讨论。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修辞学史，便可看出：由语码和讯息互动所建构的“表意”无异再现了传统辞格意义的修辞学；语言使用者的互动所构成的沟通行为，尤其是讯息发送者的语言行为 (speech act)所加诸受众的话语驱策力量，无异是另一套说词的作为说服术的修辞学。（参见图4和图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