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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重释与重构

    时间:2020-03-28 08:00: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梳理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众多的文学史研究者总是选择一种历时性的宏观社会历史框架作为文学研究的总体性原则和依据,将纷繁复杂的各种文学思潮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文学表象和文学隐喻进行线性的时间阐释,并形成一种惯性力量横亘在文学研究的肌体中。尽管这种阐释有其内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但对文学本身的探寻缺乏应有的自觉性、精准性和深入性。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命脉中隐藏的是人类生命的私语、精神的跃动、思想的流淌、道德伦理等内在因素,文学是极为私人化、个人化和差异化的存在;同时,文学演进的每一个阶段、每一种思潮和每一部作品,又都潜隐着某一历史时期的总体趋向、精神指向和价值旨归等意识形态因素的外在规约。因此,文学本质上是“向内转”和“向外看”的双向结合,而非是“内”与“外”的对峙和撕扯。

    毕光明的新著《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精准地探察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命脉,以“纯文学”作为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内在”支点,以新时期以来中国历史的总体性规约作为“外在”支点,澄清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世界、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文化等方面的复杂关系,试图通过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纯文学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和巡察,来揭示文学演变与社会历史演进之间迎合、疏远与背离的过程,及其内在极为繁复和纠缠的关系,洞悉纯文学话语的常量与变量所携带的诸种文学本相和历史真相。但《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完整地还原新时期以来中国纯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绘制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动图景,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了一次突围性的挑战和尝试:在纯文学研究中提纯出“80年代精神”这一核心精神体验和价值观念,将“80年代”的批判精神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精神底色和根基,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招回了魂魄;在对纯文学思潮的梳理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进行了再创造,提出了文学概念的重新阐述、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日常化、细节化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一直存在但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入论述,“寻找一个更具备文学意义的批评系统”①;以自身的纯文学研究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经验积累、学科建设、发展路径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参考和借鉴。

    一、“批判精神”的重返

    纯文学研究对于毕光明而言,始终是一种无法规避的存在,他凭借着《文学复兴十年》《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支点——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等专著,以及一系列关于纯文学研究的文章,构建了自己的纯文学研究脉络和谱系,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爆一股纯文学研究热潮,诚如谢冕先生所言:“毕光明文学批评的这种纯文学立场是一贯的,我以为只有具备了文学史的时空感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②翻检毕光明二十多年的纯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在其厚重而绵长的纯文学研究脉络中,横亘着一条贯穿始终的精神线索和思想指向,也是其文学研究志趣和人生诉求所在,那就是对“批判精神”的皈依和阐释。毋庸置疑,探寻毕光明的纯文学研究的前提就是重返“80年代”,我们既需要仔细爬梳和挖掘其纯文学研究中彰显的精神内涵,也需要用心去体察在其对纯文学的阐释中迸发的生命激情和批判力量,并对其纯文学研究的美学思想作出恰切的判断。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节点,经历了“文革”十年囚禁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化重新与五四文化接续,“美学热”“人道主义讨论”“文学热”“哲学热”“西学热”等一系列极具社会轰动效应的文化事件集体引爆,“八十年代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性的精神风貌,是思想与现实、政治与历史、领导与民众在人类理性和激情的基础上,实现少有一致的时代”③,或者说,“80年代”对于中国民众更为重要的意义是“80年代”重新召回的民主、科学、解放、启蒙、自由、现代等精神和思想重新搭建了人们的精神结构和思想逻辑。

    而毕光明的纯文学研究的根基和底色就是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精神事件和思想逻辑中铺展的,“80年代”构成了毕光明纯文学研究不得不直接面对的问题。毕光明精准地捕捉到了“80年代”的一切文化事件的前提条件是现实批判精神的重新回归,政治精英、知识分子、普通民众都是围绕着“批判”展开了一系列话语事件。因此,他选取了“批判精神”这一关键词来洞悉“80年代”,展开自己独特的纯文学研究,正如其所言:“作为一场文学复兴运动,‘新时期文学’以不作宣告的文学革命否弃了当代政治主体营建的文学规律及其表现形式,而与‘五四’文学时代遥相呼应,承接其新文化运动前期确立的现实批判精神、生发于个体体验的浪漫主义想象力以及人生关怀和心灵自由的艺术品格。”④在毕光明的话语中我们发现,毕光明对新时期文学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认识,新时期文学主体的确立经历了“社会历史变革—知识分子批评—纯文学想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在于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发酵和推动,知识分子批判精神成为重新构建新时期文学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在这样的逻辑线索下,毕光明对于新时期文学有了独特的体察和感悟:新时期文学主体的确立和存在构成一个丰富的场域,我们从中既可以感受到社会变革所裹挟的巨大历史冲击力,又可以体悟到知识分子对于历史异端思潮的激进批判,也可以倾听到个体生命发出的倾诉和呢喃,新时期文学既有历史的“骨感”又具备生活的“肉感”。例如,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潮流”一章中,毕光明的视域并非集中在对“史”的宏观建构上,也并非拘囿在对80年代多元文学思潮的脉络梳理上,而是将阐释核心放置在新时期文学主体的确立、生成和演变及其表述意义与80年代知识分子对政治异化、国家专制、群众暴力、狂热运动等非人性、非理性等历史异端思潮批判的关系上。在毕光明看来,“80年代文学”书写的根本目标在于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历史主体,在全新的历史主体背后不仅暗含着现代性文学的全部内涵和意义,也携带着作家的批判精神和审美诉求,同时还折射了80年代的整体精神形态,“选取当代富有艺术创新价值的作品,将其置于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学思潮演变的背景上,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构建,多角度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读,着力阐释作家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对革命话语及其社会实践规制人生和扭曲人性的艺术批判,论证纯文学以想象性的内心生活证明人的自我生成本质的独特价值”⑤。也就是说,毕光明以人文主义为立场,以知识分子批判精神为武器直接刺入“80年代文学”,以此来阐释和把握80年代历史社会总体,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走向和精神动向,从而构建自己的纯文学研究世界。这种研究策略和路径既适时地还原了历史本相,又有效地敞开了知识分子主体的精神空间,并呈现了文学与历史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历史转折与文学复兴》一文中,毕光明摆脱了空洞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策略,把文学批评的触角返伸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左翼文学”,在极左文艺政策内部寻找解构文学政治化的引爆点,以此来勘察新时期初期纯文学的意义。同时,在对“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文学思潮的梳理过程中,毕光明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回归与文学类型转变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激活了新时期文学由“文学工具型”向“文学思考性”⑥转变的密码,无论是“伤痕”“反思”文学对“文革”集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化批判,还是朦胧诗歌以现代艺术形式解放政治对文学的禁锢,抑或是寻根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先锋文学在文学本体实验中获得的自由体验,都与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毕光明并将这种批判精神进行了延伸和放大,将80年代的批判精神从宏大历史叙事中松绑,返还给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的微观细节中感受批判精神的存在,并对当下文学批评现状进行了反思。当下文学批评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在《谢冕北岛会谈记》中,毕光明为我们预设了答案,作为80年代一系列文学事件的亲历者,对谢冕和北岛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理解和诠释他们的精神和思想,在这篇回忆性的文章中,我们感受到毕光明以思想碰撞思想,以激情对话激情,以深刻回应深刻,以诗意描述诗意的生命哲学。同时,毕光明在解读、阐释北岛、顾城、舒婷、张贤亮等中国当代最富有创作生命力和批判意识作家的时候,不仅指涉了在当代文学写作中存在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革命文学与后革命美学、文学写作与文化历史等相关问题,重要的是,深入思考了思想、精神、理性、感性、诗意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从而再次确认了纯文学研究存在的意义,“从并没有完全消除的思想钳制下争取一个独立思想和自由表达的精神空间。”⑦

    二、“审美意识”的重释

    中国当代纯文学作为毕光明持续关注的对象,在长期的阐释和解读过程中,产生了对纯文学特殊的理解和认知,以及复杂的感情。作为一种类型化文学,以往的文学批评对纯文学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纯文学的主题设置、语言形式、修辞方式、叙述特征、文体结构等外在审美形式上,以此来指认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但毕光明却采取了一种“反向”认知的方法,将思考的坐标从外在审美形式挪移到内在审美意识的挖掘和重释上,拨开外在审美形式的遮掩,在纯文学审美意识内部打捞一种感性的力量和生命的质感,这种感性力量和生命质感是人的命运沉浮,以及在沉浮中个体的欢愉与啜泣、坚强与哀叹、呐喊与沉默、崇高与卑劣等情绪构成的丰富人生景象;是人的存在方式,以及在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人的相互纠缠中呈现出来的认同与疏远、迎合与背离、坚守与放弃、融合与对峙的复杂人生关系;是人的生活经验,以及在社会变革、政治更迭、经济转轨、文化变迁过程中,生活经验在面对宏大历史主体时的失效和有效,及其困境和出路;是人的存在意义,以及在人的多样化的生活经历、生命经验和生存感受中生发出来的实在感和在场感。同时,这些在纯文学审美意识中的感性力量和生命质感既是个体的又是人类的,既存在差异性又具有同一性,既彰显本土性又指向全球和世界,更为关键的是,纯文学审美意识的阐释依赖于批评者自身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也就是说,在毕光明的纯文学审美意识研究中并行和交错着两种审美意识:文学虚构的和现实感悟的。文学审美意识照亮了毕光明的人生体验,毕光明的人生体验又放大了文学审美意识,二者相互依偎相互慰藉,正如毕光明自己所言:“纯文学家们必定从过去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中获得人类文学经验与语言艺术经典意识,当他们基于自我人生经验、审美趣味和创造能力进行创造和阐释时,也必定从构想中的未来向今天投来挑剔的目光,这决定了他从事文学活动的超越性,即杨春时所概括的‘超越现实层面,触及更为根本的生存意义问题’,他们追求的是文学的最高价值——审美价值,即‘人的自由追求’和‘生存意义的实现’,而‘突出的审美价值使纯文学突破了历史的局限,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守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边界,在与文学创作的对话中发扬人性中的善,满足心灵对美与自由的渴望,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对生命本质与人生价值的认知,从而在想象性的内心生活中生成人格自我。”⑧

    因此,我们需要以别样的视角进入到毕光明的纯文学研究世界和主体精神空间。毕光明对中国当代纯文学的认识不是根源于某种逻辑预设,而是生发于一个文学研究者对纯文学所产生的感性力量和生命质感的切身感悟,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着独特的理解,能够对其审美意识进行有效的阐发,能够提供给人们以灵魂的震颤和思想的冲击,能够为人们提供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通过对文学审美意识的重新开掘来回应对文学研究存在的意义的质疑,在文学研究面临终结的历史境遇中,为文学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和生命。在《〈拾婴记〉:人世温度的一次测试》一文中,毕光明选取了苏童的一篇被人几乎遗忘的关于遗弃婴儿故事的小说进行论述,对当下“宁养羊,不养人”的社会伦理进行尖锐批判。在论述的铺展过程中,使我们精神战栗的不是批判所展现出来的刺痛感,而是毕光明对于人的分量的轻飘、人性重量的轻浮、人的存在的轻蔑等问题的真切体验和悲悯。这些时刻存在又总被忽略和掩盖的问题始终流淌在毕光明的叙述中,这些感受和情绪在毕光明的内心中冲突、对峙,最终凝结成粘连着情感温度的文学批评。而我们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文学批评技术的炫耀,文学批评词汇的繁琐堆砌,文学批评内容的空洞玄虚,而是被这些具有感性力量和生命质感的文字所感动,被毕光明的生命感悟所折服,被毕光明营造的文学研究世界所吸引,仿佛毕光明不仅仅是在阐释一个故事,而是在文学批评中又重新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文学批评伦理的故事,一个以人性之善去拥抱冷漠社会的故事。《“七月派”三位落难诗人的悲怆写作》一文选取了绿原、牛汉、曾卓三位老诗人进行阐述,与以往文学研究将三位诗人作为批判“反右”“文革”政治运动的道具,宣泄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和肉体创伤不同,毕光明对“历史”与“人”进行了区分和剥离,提升了个体生命经验和生存体验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三位老诗人所经历的人生波澜、人性的变异、生活的苦难、生存的坚硬、精神的孤独作为阐释的核心内容,为我们重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以及他们生命的坚韧和坚强。尤为独特的是,毕光明在有意规避历史宏大叙事的同时,精心翻检出被文学史遗漏和忽略的生活细节,并将其意义进行放大,以此来确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例如,毕光明在解读曾卓的《悬崖边的树》这首经典诗歌时,勾连出何其芳的诗歌《回答》,但其并没有关注诗歌本身,而是返回到何其芳在创作这首诗歌之前长达三年时间的“失语”这一被文学史忽略的事件上,将何其芳内心的迷乱、犹豫、彷徨,最终决然投身革命洪流的心路历程清晰地勾画出来。正是这样的生活细节决定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走向,他们的苦难和悲怆也许来源于不可逆转的社会历史进程,但更值得我们体悟和品位的却是这些个人化的不可复制的生活细节。而毕光明纯文学研究的另一种意义就是凸显这种生活细节,描绘这种不可重现的独一无二的生活细节的轨迹,敞开抵达个体生命深入的通道,在这其中生命的感觉得以舒展,生命的意义得以追问,生命的经验得以审视。我们在阅读毕光明的文学批评过程中,在表象上是被其所倡导的对纯文学中的感性力量和生命质感进行提升和放大所感动,实际上,是被毕光明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本身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气质和生存态度所感动:文学研究的根本使命是阐释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并以此来承担起生活的艰辛、命运的沉浮和人性的美好。

    三、“纯文学研究”的重构

    长期以来,纯文学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对纯文学思潮、纯文学现象、纯文学事件和纯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而关于纯文学研究本身的体系建设、理论构建和发展规划却很少被提及和论述,这表明纯文学研究仍然存在局限和亟须解决的问题:纯文学研究应该摆脱跟随纯文学创作的存在状态和从属地位,重新返回自身,在纯文学研究内部检测自身存在的问题,破解自身发展的难题,指明自身推进的方向,探寻自身发展的路径,这样才能够形成纯文学研究自身的知识体系。

    毕光明长期以来坚持的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就是对这项工作的可贵尝试和有益探索,他对纯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构建,在他看来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想要从一个长期的研究热点,拓展为新的学术发展空间,成为真正具有学术威慑力和信服力,在根本上破解纯文学研究存在的困境,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为纯文学研究构建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理清纯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概念混乱、理论无序、方法繁杂的现状;二是弥补和修正纯文学研究中长期被人遗漏和忽略的关于纯文学研究的意义、价值、地位、功能、可能性等基本问题;三是如何使单向度的纯文学研究呈现出宏观的历史效果,将纯文学研究演变成勘察中国社会历史的意义综合体。在这种问题意识和思维逻辑的推演下,毕光明在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中确立了“机制”和“差异”两个基本研究范式和路径。

    “机制”是指中国当代纯文学的生成、确立和演变与中国社会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建立和变革紧密关联,是推动纯文学发展的诸多社会现实因素的结合,在纯文学中既有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又有政治的制度性因素,也有文学的审美性因素,还有作家的精神性因素,它们共同作用,相互交织,构建了纯文学的独特存在。无论是新时期初期的“伤痕”“反思”文学,还是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潮”,抑或是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或者是新世纪初期的“底层文学”,都发生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关键节点和转折点上,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趋向的深刻变革对中国当代纯文学产生了不可规避的影响。在这种情景之下,毕光明对纯文学的概念和意义、纯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标准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考量和确认,“什么是纯文学?‘纯文学’是相对于‘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而言,更关心人的精神存在的文学。同主旋律文学着眼于现实社会秩序的维持相比,纯文学从更长远的时间里考虑人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纯文学使文学同非文学的意识形态品种明显地区别开来。正因为有独特的作用与功能,纯文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纯文学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误解的那样与现实无关,不批判现实。纯文学是拉开距离看现实,规避流行价值的影响,从一定的高度、在历史视野里批判现实,这样批判才更准确更有力”⑨。在毕光明的话语中,一方面,无论社会历史如何变动,纯文学没有放弃自身的非意识形态性和精神性特征,依然坚守文学的纯粹性、自足性和封闭性;另一方面,纯文学又难以避免地被社会历史变革所裹挟,在纯文学肌理中携带了大量的社会历史变革信息,并参与到社会历史变革之中,纯文学并不是一个依靠自身循环形成的概念,而是一个现实性的、历时性的杂糅概念,既是文学内部因素的推动,又是现实外部力量的重组。因此,纯文学研究的理论支撑点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类似“现代性”“文学性”“审美性”“精神性”等单一的理论框架内,而是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元化的理论提取,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纯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通过纯文学研究阐释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世界、文学与自然、文学与文化、文学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使纯文学研究产生一种宏观效果,使纯文学研究突破自身局限,突出纯文学研究的社会汲取能力和历史开放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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