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洪亮吉人口思想
时间：2020-08-14 07:58: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乾隆、嘉庆年间，局势稳定社会和平，我国人口数量迅速猛增，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著名学者洪亮吉一反古代鼓励人口增长的人口思想，根据社会实际提出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理论并提出相应的措施来解决人口问题，这是一种突破性的创造。文章主从我国古代人口增长过量的原因，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和我国古代人口思想的关系，人口增长与人口质量的关系等方面加以分析。
【關键词】洪亮吉；人口思想；人口问题
古代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大国，有极其丰富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人口和土地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的基础。人口问题历来是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十分重视的问题。纵观一下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发展规律，并略及于其对近世的影响，我们看到封建人口思想延续到清朝中后期大方向任然是鼓励人口增值，但是人口迅猛增加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压力，这种种的现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观察和思考，洪亮吉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从中国古代人口规律的探讨中，看它怎样造成了我国清代中末期人口的过量发展，以利于我们较深地认识中国的人口问题，促进今天解决人口问题工作的开展。
一、对于中国古代人口过量增长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基础是重视人口数量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主要的劳动力就是农民，无论从封建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从封建国家的赋税来源来看，人口和土地都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君主的力量是靠他的臣民的数目。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大都热衷于广土众民。封建社会的劳动人口，既是赋税的负担者，兵役的负担者。汉代编户民对封建国家的义务，多至田租、算赋、口赋、自稿、赋、力役等，其中除田租、当稿出自田土外，隋唐均田及租庸调法，宋两税法，明一条鞭法，清之摊丁入亩等，无不以丁户为准。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重视人口问题的原因。但是，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人民绝不是，“ 爱民” ，仅仅因为“ 民数” 是封建政治经济的重要基础而已。
（二）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中心是增加人口数量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思想理论的主导趋势，是提倡和鼓励人口的自然增殖。亦即主张人口愈多愈好，把人口的增加作为衡量国家强盛的标准。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 人满” 之患，认为必须限制人口的增加。但前者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是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主流。我们知道，在先秦诸子中多持广土众民，发展人口的观点而主张限制人口的惟有韩非而已。唐宋以前，持限制人口观点者，依然是寥寥可数如王符、苏轼等。再到明清时期，社会矛盾日多，限丁减口之说才较为流行起来，其著者如徐光启、洪亮吉等。
在汉以后的长期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主要是实行先秦诸子已经奠定的广土众民思想。在漫长的历史中，尽管出现过一些限制人口的思想，可惜都未能成为主导的人口思想，因而未能引起统治阶级应有的重视。
（三）中国古代人口思想的核心是人与土地协调发展
我们知道，人口和土地是封建政权赖以存在和维持其统治的物质基础，所以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二者的协调，关系社稷安危，国家治乱，而由于历史上的战争灾荒破坏，人口常常不能满足封建政治经济的需要，所以“人力田畴，二者适足”，即人口足以开发土地，土地足以供养人口，任何人口问题如不联系当时的具体政治经济情况来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从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社会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其不同的人口政策，我国历史上的广土众民思想，正是由于广土而思众民的实际而产生。人口和土地的适度关系，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政治家和思想家所一致向往和憧憬的目标。
实际上，在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多时是五千多万，个别时期达六千万。最低时是二千万左右。耕地大致是七百万顷左右。每人占有的耕地一般是十余亩。从这个粗略的数字中，也可以看出，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中国的耕地是比较富足的，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地胜于人，人口多嫌不足，因此国家政策和多数学者的观点，都追求众民多口，奖励人口增殖，以求人地平均需要，这便在符合实际不过了。
二、人口与人口质量的关系视角
（一）洪亮吉人口思想的形成
1. 历史渊源
虽然土广人众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但是仍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看到人口过多繁衍的弊端：战国初期，鲁国著名的思想家墨子在其《墨子·贵义》中指“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战国末期，韩非子则具体指出了“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而“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历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韩非子已洞悉了人口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之可怕速度及其危害性。处于北宋盛世时期苏轼对人口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然以今之法观之......非徒无益子父，又且以多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并生。”到了明朝末年，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其《农政全书》的《田制》中对人口在和平时期的增长速度则作出来了科学计算。他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洪亮吉人口思想的提出可谓是与先人的理论思想一脉相承。
2. 社会现实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洪亮吉人口思想的产生固然也与其所处的清朝乾嘉时期人口激增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明清大一统时期，清康熙五十一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及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等赋税政策的改革，极大地刺激了人口的增殖。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状况如下：
乾隆8年时全国人口仅为1.7亿人。然到乾隆55年全国人口已增至约3.1亿人口。面对人口的急速增长，洪亮吉指出：“五十年以前，五祖父之时，米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昔以升计者（指米），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同时，洪亮吉在其《意言》一书中，指出户口在一世纪左右，可以十倍二十倍增加，而生活资料如田土房屋却不过增加三倍五倍而已。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过度开垦土地，没有保护措施，不懂得休养生息，势必会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肥力下降。如此的恶性循环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民生民治问题。
洪氏的人口理论，是把韩非人口思想，经苏轼、徐光启等人逐步补充之后，而最加以系统化概括的集大成者。
（二）人口与人口质量的关系视角
洪亮吉根据当时人口迅速增长的现状，分析得出人口过多过快增长必然会带来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他提出人口的增长快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增长。“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这里洪亮吉认为，人口的数量在几十年到百年之间，可以增加几倍甚至超过数十倍之多，而“或者日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至矣。”如此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同时“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由此可以看出人与土地的关系更加紧张。
洪亮吉还明确指出人口增长过快，会造成大批人口失业，社会动乱不安。洪亮吉认为人口增长大大快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增长，必然会使各行各业人满为患，大批人口失业。此外“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如今“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从人口思想的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洪亮吉在此强调了人口过快增长对于就业和社会治安方面的担心，同时它更多的反映出来社会人口质量随着人口与生产生活资料关系的紧张而下降的趋势。
虽然洪亮吉没有明确提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等这些名词，但是在只重视人口数量、关注增加人口数量的封建社会，他的这些论述已经实属不易。同时洪亮吉的这些论述的提出再次提醒我们在现在“人满为患”的现代社会更应该着眼于通过提高人口素质来控制人口数量。
（三）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
洪亮吉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即“天地调剂之法”和“君相调剂之法”。“天地调剂之法”“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它是指自然灾害和疾疫流行等自然灾害造成人口的死亡从而减少过剩人口。但“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是洪亮吉认为单单通过自然的力量仍不足以控制快速增长的人口数量，因此以“君相调剂之法”予以辅之：“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以君相调剂之法也。”即通过统治者实行开垦荒地、安置劳动力、转移人口、减轻赋税、禁止奢侈、抑制兼并和救济灾荒等政策来缓解人口压力，达到减轻人民负担，巩固统治的效果。
在此值得说明的是洪亮吉提出的“天地调剂之法”是说明自然灾害对人口增殖的影响，并非主张用自然灾害为手段来消灭过剩人口，相反地他还积极主张灾民赈济；他提出的“君相调剂之法”是主张通过国家政权活动来改善人民生活，借以缓解两种生产的矛盾而并未主张用政治手段来消灭过剩人口。万不能将其人口过剩论理解为对于人民及其性命的践踏和仇视。
三、结语
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在我国古代人口思想史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洪亮吉一反中国古代传统的人口思想。洪亮吉否定了“人多国强，人少国弱”，以人口的多少判断国势强弱的观点，看到了人多的负面影响。在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特点是主要将人看做生产者的一方面。而洪亮吉不仅看到人作为生产者的一面，也看到人作为消费者、消耗者的一面。开创性的认识到人口过多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在盛世表面下潜在的人口危机。
其次，洪亮吉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洪亮吉综合了中国非正统人口思想的有益成果，特别是继承了徐光启“生人之率”的科学概念，通过分析康、雍、乾盛世时人口急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的增长应保持均衡的比例关系的观点。这是有创见性和重要意义的。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没有找到解决人口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却为后世学者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人口问题仍然是社会、国家、学者等各领域关心的重点问题。通过对史实史料的学习研究，我们应该更清醒的认识到“以史为镜”，学习古代学者的人口思想对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意义和作用，这也是我们学习洪亮吉人口思想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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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韩旸（1988- ），女，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与区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