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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政治经济学与管理学路径比较

    时间:2020-08-26 07:57: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公共行政学借助政治学、管理学、政治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研究路径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门学科和公共治理的行为指南。本论文以其历史发展的宏观过程为脉络,系统地比较分析政治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路径在概念与理论、流派、逻辑基础与方法、影响力等方面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得出结论,两种研究路径对公共行政发展的影响清晰而重要;中国公共行政学界应该立足实际发展出自己的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管理学;比较;概念;理论;影响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公共行政学发展经历了数次规模宏大的理论纷争和范式革命。短短100多年,公共行政把其他自然、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成果充分的吸收应用于自己的学科领域,一次又一次地在研究范式、内容和方法上吐故纳新、脱胎换骨。在这一个世纪里,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哲学途径都深刻影响着公共行政研究的演进,每一个研究路径都有数位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师和众多的追随者。18世纪著名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有句名言“一切知识、认识均可溯源于比较。”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罗伯特·达尔(1947)就向国际行政学界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如果不进行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使公共行政成为一门科学就是一句空话。”美国学者罗森布洛姆(2002)提出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政治的、法律的、管理的,并对三种途径在社团布局、对个人的观点、认知途径、预算、决策、管制行政以及行政责任与伦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比较。其实在不同研究途径中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研究逻辑:一是哲学、政治、社会、法律、历史的研究路径;二是管理、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政治与法律途径比管理、经济途径历史悠久、强调宏观、静态研究;后者非常注重角色、系统、行为环境和行为过程的实证研究。姚莉(2010)提出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的最新进展为公共行政研究打上了实证主义的浓重痕迹。两种路径都有明显的“工具”色彩,同时也都很有影响力。鉴于此,本文以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管理途径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展开比较分析。

    把两种研究路径进行全面比较,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系统的明晰西方背景下两种研究逻辑的历史演进、概念体系、方法特点、影响力等知识,同时也有利于国内行政学界推动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在中国的本土化和推广应用。

    一、公共行政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与管理学研究途径的具体比较

    (一)两种路径发展的历史过程比较

    从管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两门学科的产生和演进历史来讲,现代政治经济学发轫于17至18世纪的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现代管理学出现得比经济学晚、肇始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的100年时间里发展得枝繁叶茂。两种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为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壮大注入了强大的研究能量。

    管理学研究路径对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贡献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公共行政范式的构建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正如威尔逊、韦伯所做的贡献,管理学路径帮助理清公共行政学的意义在于实现政府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学界早期对政府内部结构的构建原则的强调、后期对治理形式私人化、公司化的建议就是为了实现治理效率。关于这一点,在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名称上可见一斑。公共行政学初创阶段的名称叫“行政管理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发展成为行政管理学、政府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管理”二字成为学科的重要标识。

    但是,从公共行政学近50年发展的具体历程来看,要“走得更稳健、走得更久远”确实需要借助政治经济学系统的方法和理论资源。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政府高调拥抱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近50年来,无论欧美还是东亚,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经济职能越來越壮大、“经济性”越来越典型;政府越来越象企业,企业也可以参与公共资源的管理与供给。以城市治理为例,汉克·V.萨维奇(HankV.Savitch),保罗·康特(2013)提出城市的发展走向是由驱动变量(市场环境、政府间支持)和转向变量(公共控制、地方文化)决定的。一句话,公共管理主体、对象和内容曾经鲜明的关系和特征越来越模糊。这样全新的实践必定呼唤新的理论与之共鸣。具体而言,政治经济学方法对公共行政发展的贡献具体在于上个世纪60年代新政治经济研究方法和体系的注入,在传统的土壤中培育出了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制度经济、政治经济、政府经济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资源。

    (二)核心概念和理论派别体系的比较

    管理学研究途径中的核心标志是组织结构、组织权威、组织效率三个概念,他们对公共行政学的初创和“企业家精神”政府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元素和分析方法;同时对公共行政的绩效实践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政治经济学的产权、博弈、交易三个标识概念构建的交易成本、制度选择、决策过程理论为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平台。

    管理学路径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大师云集、领域流派纷呈;其中传统管理途径影响下的古典公共行政范式的官僚制理论;该理论第一次系统阐释了行政管理的目标、内容、对象;对现代政府的组织设计、体制规制、职能划分有重大启发,是公共管理学、政府组织学的核心内容。绩效背景下的新公共管理思潮。该流派是20世纪90年代欧美的国家公共行政对“管理主义”的回归。该流派的核心理念是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服务及顾客导向的强化;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及竞争功能的引入。公共决策理论,尤其是预测方法与技术、决策方法与技术、项目管理等技术与方法风靡全球。这三大理论体系系统地构建了当前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管理活动的行为指导手册,而且成为MPA学员首选的热门研究领域。

    政治经济学路径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也独领风骚,其代表性的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颠覆了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的基本逻辑和方法体系。传统管理研究把政治与行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行政改革的目标;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中以个人主义方法为工具,从“经济人”理性假设出发构建理论;政府和政治的行为被阐释为一种类似市场和交易的活动;政府、官僚制度与行政制度等均被阐释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而政策均衡和制度选择等具体活动过程与行为被定义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因变量。奥尔森与诺斯都把经济、政治制度作为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解释变量。

    (三)研究逻辑与方法的比较

    从管理路径的逻辑来看,作为管理的公共行政的目标是发现并不断完善属于公共行政独有的规律与方法,进而发展相应的行政管理技术。它认为公共行政活动是可以观察并能以一定的客观标准进行效率的测量和评估,并能通过客观的技术工具和手段改进效率的集体行为过程。这种技术化行政的管理理论以权威和效率为基本维度,并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而演化得更精致。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该研究路径以经济与效率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与追求,以理性化的官僚制作为自己适宜的组织形式,以对管理工具和技术的实证分析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奎德等学者为代表的公共政策科学的迅猛发展就是管理学研究路径发展到极致的典型例子。政策制定的要素与过程被“科学性”地高度解剖;广泛普及的决策树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最佳程度曲线、分配分析等技术,使公共行政的技术主义、管理主义色彩鲜明。

    从政治经济研究的途径来看公共行政实践,它就是个体理性如何实现在集体逻辑中的决策微积分。该途径开创了全新的公共行政研究视野和方法。当我们回溯历史提出疑问——最早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行政问题的是谁?答案慢慢清晰:是马克思,马克思用他的资本论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的假设构建了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使用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随后100多年政治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学科与公共行政学密切相关的学科脱颖而出,一系列的概念例如效用、利益、博弈、均衡成为学术界的各种理论基础。无论传统还是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在理论假设提出来后,该路径会采用研究假设、模型设计、数据分析、验证假设等环环相扣的研究过程来支撑所研究的理论,为学界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模式。Mur.ray J.Horn认为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有效的公共管理应当确保交易费用最小化。再以艾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研究理论为例。第一步:她首先在批判传统集体行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理论假设——在现实中,虽然每个人都是“经济理性人”,囚徒困境的存在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公共资源治理现实;人们的合作预期还是非常强烈的,每个地区公共资源治理存在困境的同时也存在合作的种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中公民自组织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步:选择重要解释变量、构建理论模型y=f(x)。把政策选择和实施达成的利益作为被解释变量v。把社会的信任、尊重、互惠转变成基本变量x,即预期成本x,、预期收益x2、内在规范x3和贴现率X4。同时把环境变量(v):影响制度选择收益评估的v1、影响现行成本评估的V2、影响内在规范和贴现率的V3。第三步:经验检验。用土耳其近海渔场、斯里兰卡水利开发工程、加利福利亚南部地下水的治理等一系列案列来验证该模型。第四步:经过修正,提出自组织治理理论的具体分析框架。显而易见,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点是:逻辑性、推导性强,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

    (四)研究特点的比较

    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路径研究的逻辑起点都始于效率、终于效率;都是为了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虽然在逻辑与方法上有诸多差异,但两种研究在边际效应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引领下,取长补短、最终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见解,都强调目标、效率(效益)、绩效。两种路径都充分张扬了公共行政学的现代理性,都强调研究的科学客观性,而且实证研究的特点鲜明。借助于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公共行政实践获得了强大的理论启发,并实现了满意的公共治理绩效。作为社会科学一方面带有浓烈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客观性、科学性、实用性的追求。现代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研究逻辑与方法恰当的融合了这两点。

    但不同的是,管理路径传统而且注重经验归纳;政治经济路径新兴而活跃注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梳理。政治经济研究途径“使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利用逻辑和演绎,研究理性的行为主体如何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机会最大化,是对非市场决策行为的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更强调客观性、科学性,学者们能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结构模型来论证自己的新理论假设。难怪很多学者都把经济学比作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帝国主義”,这恰恰说明了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推广性。

    (五)影响力的比较

    管理研究路径赋予公共行政学以客观的管理精神和现代的管理气质。管理精神在公共行政学中的凝聚使公共行政研究立足实践、尊重客观、遵循实用,追求效率;管理精神和现代的管理气质成为学界的共识。公共行政研究从一门课程发展壮大为一个专业。同时,实践中的管理成为一门技术,每一个宏观的政府组织、每一个微观的公务员在现代管理精神的感召下都希望能获得精湛的管理技艺。因此对管理的研究慢慢发展成为对一门技术的研究,最典型的实例是MPA教育的实施。半个多世纪MPA的发展把管理的精神充分注入庞大的公共人力资源体系,使得公务员队伍体现出高尚的管理气质,从而培养出规模庞大的、现代的、优质的文官队伍。

    董建新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垄断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不完全信息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应用广泛、硕果累累。1986年,弗吉尼亚学派的詹姆斯·布坎南就因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新制度主义的领军者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2009年奥斯特罗姆“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经济研究路径在公共治理领域开疆拓土,公共行政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都深深烙上了政治经济学的印记。

    二、讨论与结论

    任何一个现实的公共治理都是复杂而精细的工程系统;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时期的公共行政科学都是在吸收外部营养的基础上成长和发展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罗森布洛姆才把“公共行政”界定为运用管理、政治以及法令的理论和过程来使其成为事实立法、行政以及司法部门的指令,为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的局部提供所需的管制与办事功能。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公共行政学平稳健康的发展历程到目前为止只有30年,是一门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中国的行政学专业大规模地引入西方行政学经典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对西方经典模式充满了崇拜与艳羡。但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理论是现实的镜子,也是在现实基础上对现实的改造和超越:欧美行政学的经典范式是一次又一次“求真务实”的破旧立新、凤凰涅槃的升华;无论是管理途径的行政学研究范式、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都试图成为欧美科学客观主义与理论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欧美的经典行政理论是他们行政实践和学术专研的结晶;中国也应该立足本国的行政实践、专研自身的理论产品;中国行政学术界应该稍安勿躁、秉承平静客观的研究态度,假以时日也能发展出富有特色的管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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