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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高人性的美学表达

    时间:2021-02-25 08:03: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对美好人情与崇高人性的诗意表达与真情抒写是贯穿韩天航的中篇小说集《我的大爹》的一条情感红线。本文将从无私奉献、宽容豁达与坚韧乐观三个方面对《我的大爹》中关于崇高人性的美学表达进行解读与发掘。

    关键词:崇高人性;美学表达;韩天航小说;《我的大爹》

    崇高最早出现于西方美学理论中。朗吉努斯在《论崇高》一书中指出:“崇高的风格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①虽然朗吉努斯所论的崇高主要就美学风格而言,但从他对崇高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崇高既是一种艺术美,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在中国美学理论界,霍然在为林新华的专著《崇高的文化阐释》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从美学范畴而言,崇高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壮美’。即一种美的对象,具有形象上或精神上的伟大的特点,令人惊心动魄,心往神驰,是为崇高。”②霍然所谈的崇高虽也立足于美学范畴,但其理论探讨主要基于心灵的体悟和张力而展开,更注重人格魅力与内在精神的伟大。因此,崇高既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许多仁人志士高度礼赞的精神境界,历来令世人产生灵魂上的触动与震撼。

    由《养父》、《母亲和我们》、《我的大爹》三个中篇组成的中篇小说集《我的大爹》其创作意图正是表现主人公形象或精神上的伟大在他人心中产生的震撼与感动。三部小说均以第一代军垦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地支援祖国边疆建设为背景,重点表现他们看似平凡实则伟大的人格魅力与博大胸怀。《养父》的创作来自于作者在火车上听到的一个来自甘肃的农场职工收养了一位上海支疆女知青的女儿,后来又把她送回上海的故事。作者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与重塑,讲叙了养父沙陀这样一位一直保留着人性本真的兵团人的感人事迹。《母亲和我们》与《我的大爹》的创作意图在于弘扬近半个世纪以来兵团人满怀大善、大爱的“兵团精神”,歌咏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与民族伟力,以兵团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震撼读者的心灵,净化人们的精神境界。正如韩天航本人所言:“我在《戈壁母亲》里就是要写大爱、大美,因为我觉得兵团就是这样的……兵团精神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无私奉献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善,它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一种大美……这些年来,我就写在兵团这块土地上的那些带着崇高色彩的人物,写出他们身上独特的人格魅力。”③可以说,贯穿这三篇小说的一条情感红线正是对主要人物美好人情与崇高人性的诗意表达与真情抒写。“这三部小说,我都在努力写人的‘崇高’,如果写得不好,全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不够。” ④三部小说均表现出兵团人无私奉献、宽容豁达、坚韧乐观的英雄主义崇高精神。

    一 心系他人 、无私奉献

    林新华在《崇高的文化阐释》中指出,生命献祭是形成人性崇高的重要途径。“生命的道德献祭在现时代的英雄中又有了新的内容。许多描写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都未免会带上将英雄神化的痕迹。作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把英雄理想化,或把他塑造成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的意志坚定者,或把他塑造成虚怀若谷、谦逊和平、公而忘私的道德完善者,有的甚至是始坏终好,一经转变就成为完美之人,或者把他塑造成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勇于牺牲自己的基督式人物。”⑤林新华虽指出许多描写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中有将英雄神化的痕迹,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人们对为人类利益而无私奉献的英雄的渴望与呼唤,也指出了一般文学作品对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的美学抒写与表达。与一般意义上描写英雄的文学作品相比,《我的大爹》则以另类的创作姿态,通过日常化的叙事方式,叙写了兵团人的大爱无疆和无私奉献的“兵团精神”,以及他们看似平凡实则崇高的“普遍人性”,既写出了兵团人的精神面貌与人格魅力,也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精神力量浓缩在其身上。

    李泽厚曾指出:“在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我们可以找到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他们具有最令人可敬的品质、最崇高的品德,随时准备为人类的福祉牺牲。”⑥小说集《我的大爹》中三篇小说的主人公虽不似李泽厚所说随时准备为人类的福祉牺牲,但他们心系他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同样令人感动。《养父》中养父沙陀出于正义与同情,冒着政治风险,把遭受殴打险些丧命的知青大学生周亦鑫从苦海中救出;为了收养上海知青田美娜的女儿“我”,放弃与长相漂亮的王彩菊结婚,独自把“我”抚养成人。在“我”几经周折终与外婆、阿姨合家团圆并成为小有名气的节目主持人后,养父把自己一手经营的面馆交给阿姨和姨夫打理,独自一人回到新疆建设兵团陪伴埋葬在戈壁滩上的田美娜,收拾自己的果园。《我的大爹》中,大爹杨自胜一生忠厚善良、重情重义,“我”的父亲去世后,虽然他深爱着“我”的母亲柳月,但却一直把这份爱潜藏在心底。母亲去世后,他将“我”收为养子,一生未娶,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他鼓励“我”收养表哥与上海知青耿佳丽未婚先育而遗弃的女婴舒妤,把舒妤抚养成人后,又带她去认亲人。大爹成为明珠市委书记后,更是为了兵团的建设发展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养父沙陀与大爹杨自胜既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子,又是多情多义的和蔼慈父。

    在西方传统美学话语中,崇高属于阳刚的范畴,如爱德蒙•伯克即认为崇高多与具有阳刚之气的父亲形象相联系,而我国美学家梁宗岱则认为:“阴柔和阳刚都可以取得崇高的地位,引起令人晕眩的体验。”⑦“尽管女性曾经被看作柔弱美的典范,崇高却依然适用于女性。”⑧ 《母亲与我们》中的“戈壁母亲”刘月正是这样一个人。她在包办下嫁给了小自己六岁的学问人钟匡民,虽然深爱着丈夫,但丈夫却为逃避她而参加八路军,一去十三年杳无音信。十三年里,她孝敬公婆,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她奔赴新疆千里寻夫,却得知丈夫与孟苇婷两情相悦。她强忍悲痛,主动提出离婚,成全了丈夫。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将自己淳朴、善良的真情转化成行动的力量与精神支柱,无怨无悔地奉献给兵团建设,和给她周围的人。她起早贪黑为屯垦战士烧水做饭、缝洗衣服;她为救饿晕的屯垦战士度过饥荒,强忍泪水让丈夫杀掉自己心爱的毛驴;她在孟苇婷落难时挺身而出细心呵护;孟苇婷死后,她视孟苇婷的女儿如己出,给予其深厚无私的母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凭着博大无私的母爱与悲悯,她收养抚育了孤女程莺莺(钟柳);收留了寻亲未果,走投无路的向彩菊,成全了她与郭文云的美好姻缘;挽救了失足犯罪的孟少凡,让他重获亲情与母爱……充满爱心和人情味的刘月季身上也不乏阳刚之张力,她的形象既集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于一身,也彰显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因此,“这一形象对传统美德的激活,其现实意义是在文化传承中,为当代文化建构提供了一份丰富的伦理资源。”⑨

    二 心胸豁达、宽容大度

    康德说:“崇高不该在自然物之中、而只能在我们的理念中去寻找;至于它存在于哪些理念中,这必须留给演绎部分去谈……崇高是与之相比一切别的东西都是小的那个东西……崇高是那种哪怕只能思维地、表明内心有一种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能力的东西。”⑩王斑则认为,“崇高产生道德效应,它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情感满足和愉悦。”B11三个主人公的形象之所以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与人性魅力,还在于与身边的人物相比他们都能心胸豁达、宽容大度、推己及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大度、坦诚、宽容感化了身边的人,从而营构了一种温馨、和谐的情感氛围与人文环境。

    《养父》中,养父送“我”到上海投奔“我”的阿姨和外婆,虽然遭到她们的拒绝,但是养父并未因此而气愤,反倒多次拜访她们,照料生病的外婆,在姨妈与姨夫走投无路时,拿出自己打工挣来的钱帮他们渡过难关。养父的大度、坦诚、厚道与“我”的善良、朴实、真诚终于感化了姨妈、姨夫与外婆,他们不仅接纳了“我”,而且因争夺房产而关系僵化的姨妈与外婆也前嫌尽释。这样的人格魅力在《我的大爹》中的杨自胜身上同样也有体现。陈明义因两件事一直对杨自胜极为不满:一是认为杨自胜乱点鸳鸯谱,坏了他与柳叶的婚事;二是认为杨自胜占有了女兵罗秋雯的“初夜权”之后,把她转让给自己。这两件纯属误会的事却让陈明义一直耿耿于怀。“文革”期间,被重用的陈明义滥用职权设法迫害被打倒的杨自胜,一直压着不让杨复职,又因姬进军是杨自胜的干儿子而坚决反对女儿湘筼与其的婚事。杨自胜复职后,不仅不计前嫌,还在陈明义因中风住院后,亲自做已与陈明义分居的罗秋雯的工作,使其夫妻和好,又带着“我”和湘筼去看陈明义,还让舒妤认陈明义这个亲爷爷,使他含着泪深感愧疚地朝大爹点点头。

    “真正的崇高必须只在判断者的内心中,而不是在自然客体中去寻求,对后者的评判是引起判断者的这种情调的。”B12养父“沙陀”与姨妈、姨夫,大爹杨自胜与陈明义的相比中,前者体现出心胸豁达、人格高大。正是由于他们人格的魅力使后者深深体味到自己皮袍下潜藏的“小”,内心深处因惭愧而深感痛苦,认识到所谓的崇高,实现了自我灵魂的净化和升华。《养父》中的姨妈田丽娜为争房产不惜与母亲吵翻,失去了人间最为珍贵的亲情。在养父沙陀崇高精神境界的感召下,她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自私、冷漠,更为亲情的流失而痛苦、羞愧,满怀愧疚地乞求母亲原谅,最终寻回了久违的亲情。《我的大爹》中,陈明义则是在杨自胜一次次的宽容中,体悟到真正的崇高,感动、惭愧而流下热泪。《母亲和我们》中,孟苇婷因刘月季“大地母亲”般的宽容、豁达而备受感动,不仅打消了劝刘月季母子返乡的念头,而且对刘月季的孩子关怀备至。正是由于钟槐驻守边疆的崇高行为在赵丽江心中激起了情感的波澜,所以在钟槐截肢后她毅然决定奔赴边疆,为戍边守疆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崇高感是一种间接引起的快感,因为它先有一种生命力受到暂时阻碍的感觉,马上就接着有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所以崇高感作为一种情绪,在想象力的运用上不像是游戏,而是严肃认真的,因此它和吸引力不相投,心灵不单纯地受到对象的吸引,而是更番地受到对象的推拒。崇高所产生的愉快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快感,无宁说是惊讶或崇敬,这可以叫做消极的快感。”B13《母亲与我们》中,钟匡民最初并不爱包办的妻子刘月季,甚至对她非常反感,但刘月季最终以自己崇高的精神魅力激起了钟匡民情感上的认同,在孟苇婷死后主动提出与刘月季复婚。《养父》中田丽娜走投无路后,受到养父鼎力相助而感到惊讶,对养父的崇敬之情也油然而生。《我的大爹》中,杨自胜与陈明义同样是由最初的排斥而上升为相互认同与敬仰。

    三 乐观坚韧、自我升华

    康德说:“崇高不在任何自然物中,而只是包含在我们内心里,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对我们心中的自然、并因此也对我们之外的自然(只要它影响到我们)处于优势的话。”B14这里指出了人的心灵在自然面前的巨大张力,如果能够克服自然的诱惑并形成一种优势就必能产生比常态更为强韧的力量,形成更为乐观豪迈的精神状态,从而实现对庸常、卑微的自我的超越,使人升华至崇高伟大。博克更明确地指出:“在面临恐怖的对象而没有真正危险时,这种自豪感就可以被人最清楚地看到,而且发挥最强烈的作用,因为人心经常要求把所观照的对象的尊严和价值或多或少地移到自己身上来。”B15桑塔耶纳也说:“在这种自我转化之际,我们升高了,而且扮演了一个更高尚的角色,感到一种比我们自己的生活更自由广阔的生活之喜乐,此时此际的经验就是一种崇高性的经验。”B16虽然他们对崇高的描述各有己见,但他们都认同崇高在心理特征上是人对自身“尊严和价值”的一种体验,是自我情感的一种精神升华。

    小说集中的主人公正是凭着乐观坚韧的性格,克服了生活的种种困难,实现了自我人生尊严的超脱与心灵的净化。《母亲与我们》中的刘月季即是一个积极追求自我价值与尊严的女性。她善解人意、推己及人、乐观坚韧。她成全丈夫与他人,化悲痛为力量主动投入到火热的垦荒战斗中,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与升腾。《我的大爹》中的杨自胜顶住生活的种种压力,将“我”收为养子,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他凭着自己的才智、魄力与兵团战士们齐心协力,把一个原本荒凉的戈壁城市建设成了“戈壁明珠”。《养父》中的沙陀饱经沧桑、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在认亲走投无路时,他并未被困难吓倒,而是凭着他闯荡江湖的经验与学来的手艺,在大都市上海立住了脚,是一个在特殊环境中表现出坚强、乐观性格的血性男儿。

    胆与识,是崇高人物的共同素质。“任何适于激发产生痛苦与危险的观念,也就是说,任何令人敬畏的东西,或者涉及令人敬畏的事物,或者以类似恐怖方式起作用的,都是崇高的本源;即它产生于人心能感觉的最强有力的情感。”B17小说集中的正面人物大多都在特殊境遇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胆识与魄力。《母亲与我们》中,刘月季在芦苇滩遇到饿狼,虽有些许恐惧,但并未手忙脚乱,而是抄起扁担欲与饿狼奋力一搏,显示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与豪气。《我的大爹》中,杨自胜率领兵团垦荒战士,凭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豪迈乐观的胆魄,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荒凉的戈壁滩上演了一幕幕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悲壮剧。

    伴随着商业大潮的冲击及极端个人主义的片面追求,当今的社会英雄及其承载的崇高文化价值似乎日趋被消解;在“躲避崇高、消解崇高”的文学追求语境下,对崇高精神的弘扬更是稀缺。但人们心灵深处还潜隐着对英雄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的情感认同。“人们虽然没有英雄的行为,但却具备英雄的价值感受”。B18因此,小说集《我的大爹》中的三部小说才会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三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折射出的无私奉献、宽容豁达、坚韧乐观的美好人性与崇高精神才会令读者产生灵魂上的震动与精神上的升腾。同时,小说集在描写英雄人物时并没有把他们神化,而是通过日常化的叙事方式,表现了当代语境下兵团普通人物身上体现出的崇高的时代特征与精神面貌。因此,小说既增强了表现崇高的深广度,也丰富、提高了艺术的崇高美。小说既提升了广大读者的精神境界,也满足了他们的审美需求,实现了教育功能与审美愉悦的辩证统一。

    注释:

    ①朗吉努斯:《论崇高》,见《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

    ②⑤林新华:《崇高的文化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第147页。

    ③刘雪明、韩天航:《人们需要崇高:新疆天山网》,《乌鲁木齐晚报》2007年12月17日。

    ④韩天航:《我的大爹•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⑥⑦⑧B11[美]王斑著:《历史的崇高形象》,孟祥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7页,第115页,第114页,第162页。

    ⑨王达敏:《从人性两立到人性崇高——论韩天航中篇小说集〈母亲和我们〉》,《安徽文学》2009年第1期。

    ⑩B12B1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5页,第101页,第110页。

    B13[德]康德:《批判力批判》,转引自朱光潜著,张隆溪译《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B1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41页。

    B16桑塔耶纳:《美感》,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

    B17伯克:《崇高与美——伯克美学论文选》,李庆西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6页。

    B18张志平:《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作者单位:新疆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课题“新疆当代文学的文化认同与构建边疆多民族和谐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CZW061)

    责任编辑 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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