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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化”“文明”概念的简要探讨

    时间:2021-05-05 07:54:5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中国文化史导论》(1994年6月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一书,是钱穆先生第一部系统论述其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从弁言部分出发,首先论述了“文明”和“文化”两辞的不同、自然环境产生的三种文化类型的中西比较概说以及文化的三种特性,本文从弁言中关于“文明”和“文化”的概念讨论出发,探讨中西关于“文明”“文化”的不同看法。

    关键词:文化;文明;探讨

    一、“文化”、“文明”的定义的讨论

    既然是论述文化史,首先应清楚其定义,在弁言中,钱穆先生给出的解释是:“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在附录中,对于文化的定义,有更为详实的解释:普通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和起来,就叫它做文化。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铺而言,必将长时间的绵延性加进去。譬如一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那就是生命。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因此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换言之,凡文化,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故我们说文化,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这平面的、大的空间,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再经历过时间的绵延性,那就是民族整个的生命,也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2]。在钱穆先生的另一本著作《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对于“文化”的概念也有类似的解释:一般讲文化的都认为文化就是人生,但此所谓“人生”,并不指我们个人的人生,而是指的“群体”的人生。人生是多方面的,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名族一个成群的大团体所包有的多方面的生活,综合起来称人生,也就是文化[3]。

    综合以上解释,可以看出钱穆先生侧重于解释“文化”的概念,在论述“文化”的同时也没有脱离“文明”的内容,毕竟“文明”和“文化”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二者都不能脱离于人类而存在,但文化可以产生文明,文明则不一定能够产生文化;前者所说的不能脱离于人类,这里的人类并非个体,而是群体或者团体,因为这样的团体生活而有了文化,同时,这种生活有时间的绵延性,所以“文化”这个概念离不开历史和民族,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是“立体的”。与西方相比较,西方的文化就没有中国文化那么有深度、有内在深刻的精神,在钱穆先生的另一本书《中华文明十二讲》中,将中国古老经典例如《易经》、《说文》等书籍中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与西方的解释相结合进行了阐述,得出的结论为,近代西方观念,仅仅是把种种物质文明之发现,便把全世界人类化为一体以及一个天下,只是注重外表现象,而不如中国人注重内在意义以及价值[4]。单看这样的论述似乎过于武断,不能否认的是,近代中国确实是经受不住来自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各种冲击,所以导致了中国社会不论在物质或是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产生了要重新认识甚至抛弃“中国文化”的观点,为了给本民族文化注入信心,钱穆先生写作了本书(《中华文明十二讲》的成书时间则稍晚一点),给本民族文化注入了

    信心。

    二、西方论著中关于“文明”“文化”概念的理解

    塞缪尔·亨廷顿先生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一书可以用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虽然两本书的成书时代存在差别、主题各异,但是共同点却在于双方除了本身面对的问题之外,都处在一个世界背景有变化冲击的时期,同时这种冲击和自身因素相互影响,因此,书中所总结的一些关于“文明”“文化”概念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是如何定义“文化”和“文明”的。书中提到,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联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对于涂尔干和毛斯来说。它是“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在施本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5]。文明是包容广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汤因比认为,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6]。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是“它们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7]。笔者第一次看到这些论述时,认为翻译出现了问题,这里的“文明”和“文化”两个词语应该对调,与之前所理解的文明的物质性相反,这些论述所强调的应该是文化,但是再次阅读后,笔者发现,这不是翻译问题造成笔者理解错误,而是笔者对“文明”这个概念只是停留在“物质性”的理解上,“文明”的概念同样具有其特性,其独特性、时间性、广泛性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观点也与钱穆先生观念相同,“文化”“文明”离不开民族、历史持续性。

    有学者认为,文化就像是精神感染或寄生虫,而人类就是毫不知情的宿主。寄生虫或病毒就是这样住在宿主体内,繁殖、传播,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夺取养分,让宿主衰弱,又是甚至丧命。只要宿主能够活着让寄生虫继续繁衍,寄生虫就很少关心宿主的情形。至于文化,其实也是以这种方式寄生在人类的心中。它们从一个宿主传播到另一个宿主,有时候让宿主变得衰弱,有时候甚至让宿主丧命。这个直接将文化比作寄生虫的观点其实很形象,寄生虫在传播时,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这个过程它并不关心宿主本身的情况,文化在传播时也一样,从这个角度出发,结合中国古代王朝的更迭变化来看,每一朝代的开始,统治者均会颁布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措施,他们虽然分散但又是一个整体,因为随着统治的延续,这些措施其实是在不断的发展,进而形成文化,而文化所包含内容的广泛性对于统治所产生的影响最为直接和具体,影响着王朝的方方面面,不利于王朝统治的内容自然会遭到严肃镇压、斩断,可是按照寄生关系的思路来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完全受统治者所控制,或许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改变,起到了反作用,到了一定程度就无法被镇压和斩断了,最终造成王朝积重难返的局面,等待王朝的就是覆灭;但是,即使王朝覆灭了,属于这个王朝的文化却留下了,在下一个王朝中继续“寄生”着,吸收新王朝新的活力。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不同于尤瓦尔· 赫拉利所表达的观点,虽然文化的这种传播导致了宿主的死亡,在王朝的更替过程中,文化作为“寄生者”可以说是在吸收新王朝所注入的活力,可是文化中总有一部分一直在绵延不断,而另一部分则逐渐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断的那部分文化可以说不由文化本身的发展所控制了,而是由受到其影响者或者说人类群体所选择,或许文化本身的发展并不重视人类的福祉,可是最后发展的结果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文化传播了下来,这也符合文化学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即“认同”和“适应”,那么从这种角度出发,迷因学的表述似乎并不能完全站住脚,毕竟在人类发展繁衍的岁月中,人类以及时间绵延(或者说历史)的选择充满了变化性和不可控性,人类自然会去选择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内容,相应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就保留了有利于人类福祉的内容。

    三、结语

    “文化”和“文明”两个词,本身就是两个容量很大的词汇,有广泛的含义,有时还存在着互换的现象,例如,在《美国传统英语词典》中,文化的几个释义要么直接就是文明,要么与文明词条上的释义基本一样,因此从这两个概念产生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解,虽然中西方在解释自身文化以及文明概念时,存在着差异,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但是除了差异之外,也存在着相似之处,上文引用的观点相互联系和区别,简单的解释了这个问题。

    在面对世界发生冲突、文化相互碰撞的大背景下,不论是中方或是西方都表达出了对自身文化和发展的忧虑,在充斥着各种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割裂的言论中,钱穆先生的著作显示着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坚实有力的论据为读者展现出中国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凝成的,证明了文化的不可割裂性;在继承和发扬文化的过程中,不能只看到自身文化深刻、精华的一面,“文化”似乎不能单纯的用好或者坏来区别,但迷因学中的文化“寄生”观念确实也说明了文化中本身就存在着并不利和悲观的一面,但是人类终究可以进行选择,可以选择利于自身福祉的内容,同时可以选择在面对自身文化以及其他文化时,都能以客觀、平静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吸收和摒弃。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第1页.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第232页.

    [3]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九州出版社,2012年2月,第3页.

    [4]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九州出版社,2012年2月,第7页.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1页.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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