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闲生活
  • 教育教学
  • 经济贸易
  • 政法军事
  • 人文社科
  • 农林牧渔
  • 信息科技
  • 建筑房产
  • 环境安全
  • 当前位置: 达达文档网 > 达达文库 > 农林牧渔 > 正文

    科举制度对中国近代化的负面影响

    时间:2020-08-14 07:58: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科举制度是一项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文化教育虽然具有巨大的积极性,但几乎同时地也挟带着很大的消极性。科举制度促成了中国在古代的先进,也注定了中国在近代的落伍。科举制度几乎垄断了知识阶层的全部精力,驱使其追逐官本住;科举制度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端专制性:科举制度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扭曲了其人格,压抑了其创造性:科举制度腐蚀了知识分子心态、道德:科举制度助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与停滞性。

    关键词:科举制度;中国近代化:负面影响

    科举制度是一项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文化、教育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为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切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以及其他学问家。很少不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社的上层社会,由此获得了做出其贡献的活动基础:而同一时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构有巨大负面影响的那些大人物,也很少不是同一道路的过来人。如果说,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是知识分子,那么中国无数代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可以说,科举制度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又再造了中国文化。本文拟就科举制度对中国近代化的负面影响问题作一探讨。

    科举制度将权力、财富、地位与学识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国民族极端重视教育、刻苦勤奋读书的传统素质。利玛窦等西方人把古代中国社会看成是“文凭社会”,把秀才、举人、进士直接译为学士、硕士、博士的学位名称,认为中国社会等级是由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来划分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美籍学者丁肇中博士在谈及中国留美学生普遍成绩优秀时开玩笑说:“因为中国从古以来就是一个考试社会,”中国现在虽然落伍了,但历史上其知识分子中仍能涌现出不少世界水平的科学和学术太师,恐怕的确跟这种重视教育、勤奋读书的传统有关。

    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文化教育虽然具有巨大的积极性,但几乎同时地也挟带着很大的消极性。可以说,科举制度促成了中国在古代的先进,也注定了中国在近代的落伍。

    首先,知识阶层是社会的文化代表,然而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却垄断了这个阶层几乎全部精力。驱使其追逐官本位。行政权利至上,这就决定了富依赖贵,财依赖权,否则财富就没有保障。地主富商要想继续发家或逃避破产,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而非经济手段。因此封建社会的富裕之家无不谋求科举仕进,至少也要培养出一个能与当地官府平等打交道的秀才,这就早成弥漫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使读书应举、从政当官成为全知识阶层的必由之路。而官僚机构无论如何扩大,也永远只能容纳知识分子的极小部分,科举制度却向每一个读书人展示着进入官僚集团的可能性,他们出入科场、头自身衰仍锲而不舍的追求,以为“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儒林外史》里的周进、范进只流,考到头发花白也中不了秀才,但既已属于“读书人”了,即使穷得饿饭也还是要考,而不肯改行做点别的对自己对社会都有点益处的事。千百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就在科举考试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脚不出书斋,眼不离四书五经、诗赋文章。从整体上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是畸形的,只要不能应举做官的就不成其为知识。

    中国古代文化以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史学、文学(主要是诗、文。并且文史学科也因此往往沦为政治的附庸)为主,但是在音乐、舞蹈、戏剧、造型艺术等方面却比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其它古老文化落后;直到明清之时,中国的建筑、雕塑艺术也未能达到古希腊、罗马的水平。至于自然科学就更不必说了,古代中国的一些实用工艺技术虽然比较发达,但几乎都出于地位低下的体力劳动者之手,被士大夫知识分子视为“奇技淫巧”;这些实用技术由于不能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确也只能停留在“奇技淫巧”的低层次上,不能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力,象北宋苏颂、沈括、明朝徐光启这样的自然科学学者,在科举士人中只是极其偶然的例外。日本学者森岛通夫曾比较中日两国在面临西方文化挑战时的不同反映说:“中国的官僚机构是由那些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和擅长诗文的人组成的,而日本的武士官僚则对武器感兴趣,因而也就对科学技术感兴趣。”当部分清朝士大夫领教了洋人“坚船利炮”的沉痛教训,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时,多数士大夫仍然顽固的反对。同治六年(1867年,即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时),清朝大学士倭仁、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等上奏声言“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朝廷命官必用科举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岂在其习为机巧。专用制作轮船洋枪之理乎?”

    其次,科举制度还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端专制性。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行政用人大权向皇帝手里集中的过程,贵族政治虽然不值得欣赏,但贵族诸侯却是专制君权的一个制约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封建德国。“只要诸侯开始感到某皇帝的权利变的非常强大,就经常引起——尤其是在有决定意义的十五世纪——王朝的更替。”这也许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专制独裁意识较为淡薄的原因之一。而在中国,科举制度有力的帮助皇权压抑了贵族势力,科举官僚们依靠的不是世袭地位、名望等家族背景,而仅仅是以皇帝名义召集的科举考试,他们的地位和权利也是皇帝一句话就可以剥夺的,因此他们对专制君权有着天然的依附与恐惧。相对来说,前期封建社会那些贵族士人倒显得更为自由洒脱、独立不羁,且看《世说新语》中对魏晋世族名士言谈风貌、精神人格的描写,他们绝没有明清时王公大臣们都俯伏在皇帝脚下颤抖的卑微之态。在唐代“牛李党争”中,非科举出身的世族宰相李德裕,比科举出身的庶族宰相牛僧孺更有敢作敢为的魄力。在世、庶之分消失了的后期封建社会里,正如黑格尔《历史哲学》所说的那样,在中国皇帝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卑微渺小的。

    再次,科举制度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扭曲了其人格,压抑了其创造性。中国历代帝王都知道控制知识分子、禁锢思想自由对于专制政治的必要性。唐太宗“天下英雄人我彀中”的名言,真是道尽了科举制度作为知识分子囚笼的性质。科举考试“独尊儒术”。没有其它学术思想的立足之地,连文章的语言格式都有严格规定。从内容到形式都决不容许丝毫出格,也就是说将整个知识阶层的头脑都装入一个官方的既定模式之中。由于科举考试不许考生超越儒学范围,所以考试的内容因雷同化而反倒不重要了,考生既无“说什么”的自由,只好转入“怎么说”的形式追求,科举考试结果成了一种文学修辞技巧的考试。比赛谁能更娓娓动听地陈述同样的内容:科举考试竞争越激烈,限制越严,知识分子也就越易于驯服,对皇帝和上级官僚越卑躬屈节,这一切,使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患上了软骨症,他们作为政治权力的依附者始终缺乏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自我意识,始终只善于考试而不善于自由的创造性思维。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

    导地位,但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简直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在前期封建社会,臣子篡逆是改朝换代的主要形式,王莽、曹操、司马氏、王敦、桓温、刘裕、杨坚之流层出不穷,北宋以后,这种人物再也产生不出来,改朝换代的任务完全拱手让给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士大夫知识阶层的精神与活力在后期封建社会的萎缩。

    正因为科举制度的影响,“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苍白贫乏的内容。

    李大钊曾说:“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潮流、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所做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生关系。是什么残酷的制度,把我们的民族性弄成这样的不自然!”正是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阶层乃至中国文化涂上了这层或隐或显的虚伪色彩。

    第四、科举制度腐蚀了知识分子心态、道德。宋真宗那篇有名的《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马多如簇”。这等于明说读书中举不是要行孔孟之道济事利民,而是要使食、住、行、性等人生物质欲求肆意满足。因此中国封建知识阶层就其整体而言,缺乏一种表里如一、诚挚坚贞的信仰追求,缺乏一种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牺牲的精神。西方诗人的创作中从来没有“命题作诗”这种形式,而中国诗人却可以在别人命的题、限的韵、定的字句数量中游刃自如,因为他们天生有依别人不依自己发挥文思的本领。封建文人浩如烟海的文集中,充斥着感念民生国计的“忧患意识”,实则肯为之“杀身成仁”这简直寥寥无几,大约这些作品都带有“应考的性质”。

    第五、科举制度助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与停滞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科举制度对于旧有的封建社会形态有强大的维系力,更助成了此种停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是一个畸形早熟的社会,平等竞争的科举考试,以及它所体现的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文化的崇尚。对贵族倾向的排斥,它所促成的政治组织的完善等等,都相当接近与近代社会的价值取向。然而,这一切又与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经济基础完满地互相适应,从而保持了整个社会形态的凝固式长期稳定。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论中国:“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的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到达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不错,在马可波罗以前的宋代,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就已发展到了高峰,同样也是在宋代,就充分完善了对于古代社会来说是超前早熟了的一系列上层建筑,它始终绰有余裕的将经济基础、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控制在“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以内。古代中国的这种畸形早熟不仅使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力量与思想难以从其内部产生,也使它难以适应外来的更高文化的挑战。十九世纪,属于中国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如朝鲜、越南等都跟中国一样陷入困境,独有不接受科举制度的日本却成功地实现了文化转型:当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仿行文官考试制度时(日本也迅速从西方引进这一制度),中国的先进人士却在为废除科举制度而奔走努力——这真是历史对畸形早熟的中国文化的残酷嘲弄!

    不幸的是,科举制度的一系列大体接近近代社会价值取向的精华成分,却多半在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失落了。而科举制度的许多弊病:罢黜百家、束缚思想、“官本位”意识、揣摩窥测以及其它种种“八股”,却依然困扰着今天的中国社会。这对于渴望从传统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中国人来说,又是一个莫大的嘲弄。那么。全面的评价科举制度本身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我们认真的反思过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及其成绩,对于今天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应当是有益的。

    相关热词搜索: 科举 负面影响 中国 制度 近代化

    • 生活居家
    • 情感人生
    • 社会财经
    • 文化
    • 职场
    • 教育
    • 电脑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