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华文化史》之魏晋南北朝文化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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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是历史的，但它也是历时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现象与任何时期的历史规律一样，它不论在横向还是在纵向上都与其它事物有着一定的联系。读《中华文化史》之“魏晋南北朝”，其逻辑性的构思方式无不令人读有所思、读有所想。魏晋南北朝时多元共融，文化的发生、发展诸多现象从空间上而言，与其社会背景、周边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时间上来看，也对近现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多元文化；儒释道；比较；文饰；自然
初读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之《中华文化史》，全书主要分为文化生态与文化历程上下两编。文化生态篇按照总分方式论述，从地理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出发来分析；文化历程篇则主要以时间为序，论述了从上古至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概况。其语言美而不俗，大有文不过质之感。
对于文化历程编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文化的探讨，文章主要从历史背景、文化类别、文化交融以及文化本体发展这四个部分进行论述。文化是历史的，但它也是历时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现象与任何时期的历史规律一样，它不论在横向还是在纵向上都与其它事物有着一定的联系。
诸如书中第一节动乱时世的产生使得第二节中文化多元化成为一种必然结果；又如第三节胡汉文化的交流融合又与千年以后的中西比较诗学境遇有所类同；再者，第四节中，魏晋南北朝时文化自觉处于初始阶段，其必然也会出现一种两相不一的文学争辩。因此，我将对这些相联系的问题做一点自身的看法。
一、动乱与多元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颇为动乱的年代，政治上的更迭交替一方面给当时世人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为时人提供了一个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动乱带来了文化上的新格局，曾经独霸一家的儒学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不平和使得时人对于儒家经学产生了疑虑。“儒家信仰危机的深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探求，把魏晋思想引向充满思辨意味的玄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老子》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华文化史》中便指出，“‘玄’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其发明权本在老庄”。战乱造成了人的幸福感缺失，这一时期的政治跌荡，权力分散，为了谋求乱中之“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谋求个体的解放、自由乃至放纵，“此种致思趋向推动当时士子热衷于注重个体人格独立的老庄学说”。东汉末期，儒家经学的落寞使人们开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思辨，更有甚者，将这种思辨达到一种反儒的极致。比如年少时让梨的孔融，最后成为了离经叛道的异类；求贤的曹操，用人也不顾儒家仁义礼孝的原则等。
众所周知，一种事物的衰退必然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处于长期的弱势情况；第二，短时间内消亡的情况；第三，不断波动抗争的情况。随着魏晋时期老庄玄学的高涨，儒学开始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且略有波动抗争。例如曹丕统治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便包含有“儒”的成分；又如曹叡在位时也曾尚儒贬玄；再如东晋时期儒风又起等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玄学仍是一个主流朝向。李春青将魏晋时的玄学分为三个阶段，即“正始之音”的阶段、崇尚自然的阶段以及中朝名士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循序渐进使得老庄之学达到极致。
动荡、多变的局势造就了一元的分割与多元的滋生。除儒学、玄学外，此时“道”的进程也不容小觑。此时的道教便是由老庄之说为基础而发展演变的来的。道教可以说是唯一来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因其现实的功用性、本土性、广泛性等特征而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与之相反，由外来传入中国本土的佛教，由于地域性等多方面因素，其发展则历经艰难险阻，在与中国思潮的对抗与交融中愈磨愈烈。佛教借由其佛学本土化策略的实施及对玄学的拉拢调和，佛学在汉的根基进一步坚固，同时，它的到来也推动了儒学、道学、玄学多方的共同成长，“终至推动中国文化系统产生出儒、释、道‘三教调和’的理论”。
多元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尤其处在乱世纷杂之期。统治者的变换与政治的更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不论是儒家经学，还是老庄玄学，抑或是道教、佛教的交汇贯通，都是乱世所产生的一道必然的风景图。
二、胡汉交流与中西比较
胡，《说文解字》称“牛垂也。从肉古聲。戶孤切 ”]。自古以来，处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便多将周边少数民族以匈奴、蛮、狄等带有偏见歧视的称谓呼之。而在这种民族接触的行为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极度倾斜的状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固有的民族自豪和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上的优越感都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展露无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文化就悄然溶于汉文化的境地，并且在胡汉两相交流的同时，“胡文化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低势能文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就与此有相似之处。近年以来，我国多在自欺式的自我呼吁要建立一种平等交流的平台，究其原因，在于中西诗学比较的过程中，西方霸权主义的主导。与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汉文化相似，近现代时期西方不论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等多重领域均占有强势的地位。民族自豪和民族偏见是一种普遍而广泛的现象，且这种现象往往会使强势一方偏激性的贬低弱势一方，就如何俊芳所说，“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和语言行为，古今中外皆有”。
魏晋南北朝时，其本土地区所特有的多元文化尚处在不停的抗衡与融会状态下。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胡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中，则更是难于出头。如前所述，胡文化一开始就在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化合中处于被动地位。文化交融的初始阶段往往都具有排他性，而鉴于“汉”人无意识条件下的民族文化自豪感的驱使，胡文化的被动尤为显著。
《中华文化史》中说道，“胡人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守旧心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源于民族自豪的偏见。也许，在一个新的环境下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是重要的，但是也不一定建立在抛除自身特性的基础上。就如现代化的中国，在适应新的时代特征时，也不需以抛弃旧有本质为前提。现当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往往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给人留下“崇洋媚外”之嫌。曹顺庆在炮轰中国现当代文学时就提出，不应忽视古代文学的重要性，中国古典诗词应该纳入现代人的古典诗词史中去。与现当代的中国类似，魏晋南北朝时的胡文化亦应如此。然而，此时的汉文化是处于强势主导地位的，胡人在与汉文化的冲击中，被动的被融合、接受、转化，反而失去了其本身的民族特性，成为一种新的“汉”人。
相较之，佛教融入中原，其实也是值得中西比较诗学借鉴的。陈跃红在文化的交流比较上，提出“在持续读解中走进对方”以及“寻找共同话题”的策略。而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之所以能够一步步融入中原汉文化，与这两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以此为鉴，胡汉文化的交融乃至佛学入汉，都对我们今天中西比较诗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借鉴。在中西比较的路途中，我国虽在西方文化霸权的强压下处于被动地位，但也不能一味的自我呼吁或者盲目跟风，而应该以保留自身的特色为根基，学习有利于自身本土发展的西方精华，构建一个新的完备的文化体系。
三、文饰与自然之辩
讲求过度文饰还是自然之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作“文”上的一大争论点。
可以说，“文”作为一个独立的本体成长起来，是源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久以来，“文”或者说“文学”每每作为一种“附庸”得以呈现。譬如附于政治讽谏的“文”，又比如属于史料记载的“文”等。刘勰有“……离骚之文，依经立义”一句，也表明了“文”的附属地位。以上诸类均是将“文”作为被动的介质，并没有从其本身出发去深思以求“文”。魏晋南北朝时，追求自由与解放的风气逐步推动了“文”本身的强化。这一时期，文学不再因政治、儒学思想等受到大的束缚，反而转被动为主动，极大的发挥了其言情言志的功效。因而，为求“情”的刻画，失去主体限制的“文”，此时便发展出一类全新的自我依附方式，即在内容与形式的使用观上下功夫。
此外，这一时期的文体也更加细分化。曹丕作《典论·论文》时共分八类文体；到陆机《文赋》时，文体细分至十类之多；而至刘勰著《文心雕龙》，其有文体34类；往后，文体的类别仍逐年攀升。对文体的细分一方面使得文体更为复杂多样，另一方面，这些繁复的文体所需依据的各相迥异的创作形式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形式的一种追求。
由于上述几点以及其他多样因素的影响，这一阶段人们对“文”的探求愈发扩展开来。由“文”的本体寻求延伸至如何为“文”，从而产生了两相对立的为“文”之观念，即“文”的内容与形式观的争辩。
重文之内容者，讲求质朴、自然之风；重文之形式者，则讲究错彩镂金、堆砌文饰。以时代为序，在西晋时，文人作“文”莫不讲究华文美辞、富丽堂皇等形式上的装饰，如这一时期的太康诗风；及至东晋时期，由于玄学的席卷，则出现了“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此时的文多以“理”为重心，偶有寄情山水，鲜作修饰；到了齐梁时期，出现强调诗歌外在形式规范的永明体以及追求文饰辞藻雕琢的宫体诗，此时的文之形式观发展的尤为明显。在南北朝时，“文、赋逐渐骈俪化并形成定式”。“文”的形式主义一边倒必然会引起人的反思，比如刘勰作《文心雕龙》——被称作是“为了纠正南朝文学偏离经典本源的‘浮诡’、‘讹滥’的文风”——就对文饰与自然做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论述。毫无疑问，文由魏晋发展至南北朝，经历了文饰、自然的两相交织与争辩，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四、书之浅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流动性颇强的时代，混乱的局势造就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多元统一。文化上的多元、细分必然要求其具有不同的评判标准，经学与玄学的更迭、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乃至文化的自由独立发展均是在这一时期多样的评判法则中诞生的。
《中华文化史·下编·魏晋南北朝》篇，从其著述编排上而言，是有内在的逻辑可寻的。书中第一节“动乱时世”是文化产生细分、碰撞和自我提升的前提；而同时，第二节对中原地区多样的文化及其文化中心地位的论述不仅是为第三节胡汉文化冲突作下铺垫，而且不断壮大的多元的汉文化也为后来的胡汉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逆转的前提；最后，鉴于前面所论及的众多因素的融合，才能真正引出“文”的自觉。
而就内容来说，首先，文字提炼得当，全书体大而虑周，且理论与实例兼备。然而，除却文字的陈述，魏晋南北朝篇在内容的编校问题上也不乏有一些疏漏之处。譬如书中第372页，有错将《典论·论文》写作《典论·文论》者，又第348页，有“追求无为当然非魏晋人本性所使然……”一句句意不通顺等情况。
最后，就书之价值而言，其短小精悍，运用因果联系、逻辑思维的方式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文化现象产生的环境、原因、结果及其相关情况。比较客观、直面的说明了“文”的发展历程，是值得参考与学习的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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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周航（1991～），女（汉族），湖北荆门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