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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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认识的历史，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总结和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本文对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研究范围和方法进行了探讨，试图建立起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谱系，构建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和理论框架。
关键词：民族关系 思想史 方法
作者崔明德，烟台大学副校长，教授。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邮编264005。
一
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发表文章，提出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建议；参见崔明德：《关于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想法》，《研究生通讯》1988年第1期；崔明德：《应当深入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997年，我又提出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体系的问题，参见崔明德：《关于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的构想》，《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试图构建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理论与研究框架。后来，我欣喜地看到学术界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上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民族关系思想，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学术界已对隋文帝、长孙晟、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唐宪宗、李绛、唐文宗、唐宣宗、李德裕、司马光、丘浚、魏源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由于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队伍不够强大，所以，其影响在目前还无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为使这一学科健康发展，现在重提这一话题仍有其必要性。
第一，从知行关系来看，一般来说，应是先有思想后有实践行动，思想决定或影响着行动，一切行为、政策、策略和方案都是在一定的意念和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涉及到民族关系的事件及政策，都离不开历史人物对民族关系的思考与认识。
第二，深入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既能更好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又能丰富中国思想史。
第三，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有助于解决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性质、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等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究其原因，除了学者们理论水平的差异、对史料取舍的不同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仍然固守原来的思维模式，继续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如果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就会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逐渐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开创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第四，从国内外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既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民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以及国内学术界关于“民族思想”的研究热潮，与重视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发展趋势恰相吻合。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美国学者穆艾·洛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参见\[美\]穆艾·洛：《民族主义》，《国外社会学》2002年第6期。韩国学者李克灿将民族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和运动，参见\[韩\]李克灿：《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通论》，《民族译丛》1988年第4期。英国民族主义经典作家厄内斯特·盖尔纳则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它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的“民族主义”条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中国近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参见袁咏红：《关于民族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福建论坛》2005年第2期。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是什么？在定型之前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它是如何从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走向近代的民族主义的？章太炎曾经说过，“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章太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民族主义与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联系。其实，孙中山、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都曾受到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研究民族关系思想能够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找到历史源头。
第五，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当前制定民族政策、处理现实的民族关系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历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家、思想家及史学家，几乎都对当时的民族关系有切身体验和深刻认识，形成了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并在民族关系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思想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积极开展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当今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制定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族政策提供一些理论借鉴，必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
第六，这是进一步繁荣学术研究事业的需要。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一级学科中，民族关系史及民族史、思想史等分支学科都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而作为认识历史上民族关系以及指导民族政策制定的民族关系思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太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这种状况，既与大力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形势极不相称，也不利于多学科的协调发展。无论就繁荣学术研究事业而言，还是从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而言，都有必要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这一学科。
二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认识的历史，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总结和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反思是为了吸收前人的智慧，汲取前人的经验，接受前人的教训；预见未来走向，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和处理民族关系。当然，他们的反思和认识，有的属于真理，有的或许是谬误；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则非常偏颇。他们对未来民族关系的预设方案，有的符合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的则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
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大致萌芽于华夏族的形成时期，成型于春秋战国，发展、丰富于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完善于以后的各个朝代。
尽管比较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形成时间略晚一些，但在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或称夏族、诸夏、华族)形成前后，即有对华夏族与其他部落或部落联盟关系的初步认识，这些认识应为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雏形。
《尔雅·释语》云：“夏，大也。”《尚书正义》释“华夏”一词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这其中已经透露出民族分别的信息。历西周文、武、成三代的史佚所提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僖公十五年、成公四年。的观点，则从另一方面去认识当时的民族关系。西周末或稍后的春秋时，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分别更加明显，形成了华夏与“五方之民”的概念。《礼制·王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南方曰蛮。“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正义》卷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