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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洋聊斋”述略

    时间:2021-02-25 08:03: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夜窗鬼谈》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文人石川鸿斋创作的一部志怪题材的汉文小说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受到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特别是志怪小说)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到日本本土特定的文化语境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观念,在作品中寄托了一定的创作旨归,并使之呈现出一系列颇具特色的小说特征。本文主要从作者的志怪小说创作观念与创作旨归,以及小说作品的题材、文体和语体特征等方面,对之详加评述。

    关键词:石川鸿斋;夜窗鬼谈;小说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夜窗鬼谈》(二册)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文人石川鸿斋创作的一部汉文小说集。这是一部志怪题材的小说集,书中的作品,构思巧妙,叙述宛转,故事动人,一方面体现了作品本身较高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作者高超的汉文操作水平,可以说,此作称得上是日本数百年汉文学史上较为特出的叙事作品,值得深入探讨。

    笔者在考察《夜窗鬼谈》后发现,就宏观层面而言,石川鸿斋在写作过程中,比较明显地从中国志怪小说典籍如《幽明录》、《酉阳杂俎》、《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书中汲取了养分①,同时他又融会贯通,发扬了自己独创的一面。但无论如何,中国志怪小说对他创作这部小说集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借用中国志怪小说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之名,称其为“东洋聊斋”,并详加评述。

    一、《夜窗鬼谈》的刊本与作者

    笔者在本文中所评述的这部小说集共上下两册,首为《夜窗鬼谈》,次为《东齐谐》,皆是石川鸿斋的作品,但写作、出版的时间不同。由于《东齐谐》的正文首页首行题“东齐谐一名夜窗鬼谈”,我们知道这两册书实为姊妹篇,只是下册在出版时改了书名而已,在此我们统称之为《夜窗鬼谈》。

    《夜窗鬼谈》,铅印本一册,卷首是《夜窗鬼谈序》,文末署“明治二十二(1889)年春仲鸿斋居士石英誌”,次为一幅《鸿斋居士读书图》(图名为笔者所加),左上角题一首七言律诗,云“净几明窗又友谁,陈编束阁任心披。兢兢业业非吾事,暖暖姝姝足自怡。著述争仆千古债,雕虫徒费十年思。羞他睍睆黄鹂啭,不似先生佶屈辞”,署“鸿斋居士石英题”,再次是《凡例》三则,及一篇《鬼字解》,末署“著者誌”,又有《目录》(《目录》第三十四至四十的篇目顺序与正文中的顺序不符)。然后就是正文,即四十三篇小说,首页首行题“夜窗鬼谈”,次行题“石川鸿斋戏编”,每半页十八行,行三十七字,文中间杂句读训点、双行夹注及精美石印插图。正文后有两篇文章,分别是《鬼神论上》和《鬼神论下》。书尾版权页题署依次是“明治二十二年八月十日印刷”、“同年九月八日出版”、“同二十六年(1893)八月三十日再版”、“著作者爱知县平民石川鸿斋”、“发行者兼印刷者东京府平民吾妻健三郎”、“印刷所东阳堂”。①

    《东齐谐》,铅印本一册,卷首是一篇《序》,文末署“雪泥居士(即石川鸿斋)识”,次为《目录》。然后是正文,即四十二篇小说,首页首行题“东齐谐一名夜窗鬼谈”,次行题“石川鸿斋戏著”,每半页十八行,行三十七字,文中间杂句读训点、双行夹注及精美石印插图。书尾版权页依次题署“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廿一日印刷”、“同年七月廿四日出版”、“同三十六年(1903)十一月一日二版发行”。②

    在上述两书中,大部分篇目后面或有作者案语,或有题“宠仙子曰”的评语,至于“宠仙子”是谁,根据目前资料不能确考,有的学者推测“宠仙子”就是作者石川鸿斋本人 [1] (P82)。

    石川鸿斋(1833-1918)是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文人,爱知县丰桥市人,名英,字君华,号鸿斋、芝山外史、雪泥居士。他十八岁时游历国内各地名山大川,广闻博识,壮年后潜心著书立言,又曾东渡中国拜师求学;后任儒学教官,明治十年(1877)曾与清政府驻日使馆官员何如璋、黄遵宪、黎庶昌、杨守敬等密切交往,时常在东京凤文馆书肆诗酒唱和,因此鸿斋的汉学修养极高。此外,他又是当时大儒西冈翠园的门人,擅长诗文书画,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通才多艺的汉学者。石川鸿斋的著述甚富,有《鳌头音释康熙字典校订》六册、《画法详论》三册、《诗法详论》二册、《文法详解》一册、《正文章规范讲义》一册、《史记评林辑补》二十五册、《日本外史纂论》十二卷、《鸿斋文钞》三册、《芝山一笑》一册、《至钞录》八十篇等等,共五十余种。①

    二、石川鸿斋的志怪小说创作观念与创作旨归

    石川鸿斋的志怪小说创作观念表现在理论依据和具体写作两个层面上。

    首先,作者要撰述一部志怪题材的小说集,思想层面上第一个涉及到的就是他本人的鬼神观念,这种观念一般情况下会通过序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鸿斋似乎在这一点上特别用心,除了在序跋中表现以外,另作《鬼神论上》、《鬼神论下》两篇文章细致地阐述自己的鬼神观念,从某种角度说,此即其志怪小说创作实践的理论依据。这里摘录关键的部分如下:

    天地之间,有人也者,(中略)凡吸气禀生者,莫智于人矣。宇宙之间,有鬼神者,(中略)凡漠然无形者,莫灵于鬼神矣。

    有形于明者,不能通于幽,鬼神本无形者,故不能为人事。鬼与人同道,而异其所生,故圣人不语鬼神也。

    呜呼!神与人既为关隔矣,欲强知之则惑也。朱子曰:“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贤所不道,后世可得而论哉?②

    ──以上摘自《鬼神论上》

    夫人者灵于明者,鬼神则灵于幽者,明与幽固殊其途,犹水火不相容尔。

    夫鬼神阴也,人者阳也,阴与阳不得相接。今欲阳人而知幽神之理,犹热中得冷,炭里求冰,固理之所不能也。

    然则阳人者,不知幽神之理为常,世之说鬼者,皆渺茫荒惑,不可摸捉之论,徒费无益日支,秃笔穿砚,一无得焉已矣。

    呜呼!鬼神之理为不知,是知也。君子行道,不愧于屋漏,何媚鬼神为?若又欲强知其理,不如为鬼。未能为鬼,而徒说鬼理,惑亦甚矣。

    ──以上摘自《鬼神论下》

    考察以上摘引的内容,我们发现作者对鬼神的存在采取了搁置的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他通过批评世上的“鬼理”渺茫荒惑,不可摸捉,强调世人应以“幽神之理为常”。换句话说,他的思路是:虽然鬼神不能目见耳闻,但有关鬼神的事迹却是存在的。这就为他运用有关神仙鬼怪、花妖狐魅的故事素材创作志怪小说作品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另外,就深层联系而言,作者的劝惩的创作旨归也是依托于这种思路:因为作者设定鬼神事迹是存在的,而鬼神事迹向来是人情之所好,于是因势利导,在对鬼神事迹的评述或诠释中加进道德义理的内容,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至于《混沌子》一篇,尽管在具体内容中含有近代科学思想的痕迹,但整个故事构架仍然基于上述思路。

    其次,在具体写作层面上,石川鸿斋表现出力图创新的观念,他在下册《序》中说:

    世之说鬼者,百人百种,不同其事。顾鬼亦去旧套,创新意,弃陈腐,演妙案,于是往往有出于意表者。盖人智日进,鬼智亦进;人能精机巧,鬼亦恣变化,不以彼柳荫墓侧,眢井笼灯,而已为巢窟也。呜呼!操觚之士,秃笔穿研,更仆不可尽者鬼谈也。

    这里表面上戏说“鬼智亦进”,实际上表达的是作者“去旧套,创新意,弃陈腐,演妙案”的创作观念。与中国志怪小说相比较,《夜窗鬼谈》在题材上增加了本土色彩浓厚的类型以及把个人议论与小说情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自编故事类型,在故事情节上除了营造怪异诡谲的情节之外,还增加了浪漫诙谐的情节,在人物语言中则增添了新鲜独特的见解与近代科学思想的痕迹。总的来说,《夜窗鬼谈》的确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面貌。

    在上述观念的导引下,石川鸿斋在上册《序》中全面阐述了他的创作旨归:

    (前略)颜鲁公、李邺侯、韩昌黎诸子,皆好谈神怪,亦自为偃师,弄幻习假,使人悲喜惊怪者耶?(中略)盖说怪乱,古亦不少,独孔子不语焉,左丘传经,屡载神怪,后之修史者,莫不说神述怪,使人疑且惑。而如鄙史小说,莫不一涉神怪,顾缘人情所好而然乎!(中略)蒲留仙书《志异》,其徒闻之,四方寄奇谈;袁随园编《新齐谐》,知己朋友,争贻怪闻。(中略)游戏之笔,固为描风镂影,不可以正理论也。然亦自有劝惩诚意,聊足以警戒世,是以为识者所赏,不可与《水浒》、《西游》同日而语也。(中略)夫教诲人,自有方,从其所好导之,其感亦自速。若以所不好诱之,徒费辞而终无益尔。余修斯编,欲投其所好,循循然导之正路,且杂以诙谐,欲使读者不倦,且为童蒙缀字之一助了。稿成,东阳堂主人刻之,又使都门画工图之,以上石版,浓淡致密,不误毫厘,亦足以为画学之一助。(后略)

    简而言之,主要有三点:缘于人情所好的游戏旨归,借稗史小说以警世的劝惩旨归,助童蒙学汉文的实用旨归。这三点在《夜窗鬼谈》上册的《凡例》中被作者一再强调,“古谈或改更原文,今事稍润色之,欲使童蒙学汉文者仅识熟语耳”,“虽出于游戏,以劝惩为主,请勿蔑视”,而且我们看到,它们是作者分别从自己作为文人、儒者、汉学者的身份角度赋予作品的。其中,前两点与中国文人创作志怪小说时的情形一致,后一点则是日本文人撰述汉文小说的常见情形。

    首先,中国古代文人喜欢谈论“怪力乱神”,并非无一例外地相信实有其事,相反大多数人是抱着娱乐耳目的游戏心态,这种心态逐渐演变为他们创作志怪小说时的一种旨归,石川鸿斋在这一点上可能受到了中国文人的影响。他在上述序文中曾经提及袁枚的《新齐谐》(《子不语》),袁氏《子不语·序》说:

    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然龙血鬼车,系词语之,元鸟生商、牛羊饲稷,雅颂语之,左丘明亲受业于圣人,而内外传语,此四者尤详,厥何故欤?(中略)余生平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樗蒱,可以接群居之权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中略)为之犹贤,是亦裨谌适野之一乐也。昔颜鲁公、李邺侯,功在社稷,而好谈鬼怪,韩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驳杂无稽之谈,徐骑省排斥佛老,而好采异闻,门下士竟有伪造以取媚者。四贤之长,吾无能为役也,四贤之短,则吾窃取之矣。 [2] (P177)

    两相对照可以发现,鸿斋在这一点上和袁枚相当一致,而且所引用孔子、左丘明、颜真卿、李泌、韩愈的典故也都一样,甚至可以让我们推测,袁氏此序可能直接影响了《夜窗鬼谈》上册序文的写作。

    其次,作为儒者的鸿斋,在对小说的看法上不会脱离视其为“小道”的观念,但儒者们虽然认为稗史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却又强调它有劝惩的功能,因此鸿斋在创作旨归上自然而然会袭用“小说有益世道风教”的常套,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同样以儒者身份撰写志怪小说的纪昀作为参照对象。纪昀曾云:

    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聊付抄胥存之,命曰《滦阳消夏录》云尔。[3] (P1)

    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3 ] (P350)

    比较两者的口吻,如出一辙。鸿斋还在《东齐谐·序》中再次强调说“鬼正其行,可恐见劾,记者亦主劝惩,何乖孔圣之诫怪乱,岂谓不关世教乎哉”,在创作旨归方面显示出浓厚的儒家色彩。

    再次,日本的汉学者在著述立言之余,将一部分时间、精力倾注在小说创作的“游戏笔墨”上,在自娱之外往往有一层实用目的,即把练笔的成果当作初学汉文者的学习材料,这几乎成为日本文人创作汉文小说活动中一种普遍的现象,鸿斋此作亦不例外。这里有一点需要加以解释:石川鸿斋撰写《夜窗鬼谈》的年代已经时至明治中期,所谓“为童蒙缀字之一助”是否还有实际意义?明治初期西学大盛,传统汉学在新型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中受到极大的冲击,但人们在高潮过后很快发现,“实学实用”、全盘西化的教育模式存在诸多缺憾和弊端,需要传统儒学和汉学来弥补、修正。因此,文部省于明治十年(1877)重申了汉学在教育领域的意义,并同意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开设“和汉学”专业,十四年(1881)又增设“古典讲习科”,明治时期的很多汉学大家都曾在这里学习过。而且,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以二松学舍(三岛中洲1877年创立)、濠西精舍(小永井小舟1878年创立)为代表的汉学学塾,有的招生可达数百人 [4] (P16-18)。在这种情境下,鸿斋撰述小说的实用旨归不能不说仍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

    三、《夜窗鬼谈》的题材特征

    关于《夜窗鬼谈》的题材特征,我们可以从题材的来源、题材的类型及其与中国志怪小说的相通性两个层面来考察。

    首先,《夜窗鬼谈》的题材来源有三种,即民间传闻、文献所载故事和作者自编故事。鸿斋在上册《凡例》中对此已有说明:

    斯编多系传闻,其真伪固不可证,而有装饰者,有省略者,不必如所闻,如人名大约系假设,厌显本名也。

    古谈或改更原文,今事稍润色之,欲使童蒙学汉文者仅识熟语耳。但熟语无古例者,有自创之,或非俗称不通者,不强用汉例,为易解易晓也。

    如诙谐之谈,有自述者,如《笑鬼》、《哭鬼》是也。虽出于游戏,以劝惩为主,请勿蔑视。篇中又载自论,或补原文,或绳疑惑。但匆卒之作,未加推敲,冀看官正其误谬,幸甚。

    其中,“传闻”即我们所说的民间传闻,包括传说与街谈巷议,“古谈”、“自述者”分别对应文献所载故事和作者自编故事。民间传闻完全具有本邦色彩,但鸿斋又藉其所读汉籍在文后罗列相关材料,起到了拓宽题材背景的作用,显示出他作为学者注重考证之学的特点。例如,《毛脚》的篇末案语就罗列了中国典籍《神异经》、《幽明录》、《永嘉记》、《玄中记》、《酉阳杂俎》诸书中有关山魅的记载,其他如《冥府》、《灵魂再来》等篇也都有这个特点。此外,民间传闻中有些题材来自友人的谈话,作者在此类篇目的文末均说明出处,而对其真伪则不置可否,淡化了志怪小说容易给人留下传达某种宗教或信仰观念的印象。简而言之,石川鸿斋对民间传闻题材的灵活运用主要体现在:把传闻作为故事胚胎,进而对故事的人物、情节做一番文学化的剪裁和提升,同时润色文字,最后熔炼出真正的小说作品,即所谓“其真伪固不可证,而有装饰者,有省略者,不必如所闻”,诸如《花神》、《牡丹灯》等篇,都是堪与中国志怪小说作品媲美的杰作。文献所载故事多为世间怪异之事,很少涉及神仙鬼怪,以它们为题材的小说在人物、情节等方面完全承袭原作,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对文字略加改动或润色。例如,《一目寺》篇首云:“老友菊池三溪记一目寺奇事,其说甚怪,今略其文录之。”《辘轳首》篇末谓:“略取依田学海《谭海》一则。”《灵魂再来》篇末云:“是事载山寺氏《奎星录》,又略书之。”等等。作者自编故事绝大部分具有完全虚构的性质,作者在以它们为题材的小说中或评判某种社会现象,或表达自己对某事的见解,或展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例如,《哭鬼》篇寄寓了作者对明治初期西学大盛、汉学见摒的感慨,《笑鬼》篇意在讽刺世俗文人华而不实的妄念,《混沌子》篇则借无极道人之口展示了作者对地球和世界的认识,在这类篇目中,作者以游戏笔墨赋予了此类作品某种功利性的色彩。

    其次,《夜窗鬼谈》的题材类型并非尽如书名所言,只谈“鬼”事,而是将神仙鬼怪、花妖狐魅以及异人异事等各种常见的志怪小说题材类型都包括在内。一方面,其中不乏有本土特色的题材类型,例如讲福神的《七福神》、讲河怪的《河童》、讲狐仙的《安倍晴明》、《葛叶》、讲天狗的《大原维莲》、《仲兼刺怪》、《仲俊毙怪》诸篇,故事内容都是中国志怪小说中所没有的。另一方面,一些题材类型又与中国志怪小说的某些题材类型具有相通性,例如山魅题材,《毛脚》篇末案语云:“其他刘义庆《幽明录》及《永嘉记》、《玄中记》、《酉阳杂俎》等所载,皆大同而小异,顾由其地异其种也。”再如冥府题材,《灵魂再来》篇末宠仙子曰:“随园《新齐谐》及《聊斋志异》、纪晓岚《杂志》等所载幽冥之事,大率与此相同。”此外,根据石川鸿斋在序文及篇末案语或评语中屡次提及《聊斋志异》的事实,我们推测它在题材、叙述手法等方面对《夜窗鬼谈》的影响较大。仅就题材而言,像叙老狐报恩的《岩渊右内》、叙人神相恋的《花神》就分别与《聊斋志异》中的狐魅题材作品、花仙题材作品极其相似;个别篇章也有相似的例子,像两部书中均有以《续黄粱》为题的作品,都是模仿唐传奇《枕中记》而来,而且在整体情节结构方面非常相似,再如《秦吉了》一篇在具体情节上与《聊斋志异》中的《鸲鹆》篇如出一辙。

    四、《夜窗鬼谈》的小说文体特征与语体特征

    《夜窗鬼谈》中各篇作品的小说文体类型并不统一,主要包括传奇体和笔记体两种。传奇体小说具有“用传奇法以志异”的特点,与《聊斋志异》中的传奇体小说非常相似。具体就形式而言,就是仿效史书的列传体,开头介绍传主姓氏籍贯,中间叙事,篇末缀以“宠仙子曰”形式的议论,但有的传奇体小说篇末不是缀以议论性的“宠仙子曰”,而是添加一段起补充相关事迹作用的案语,这是《夜窗鬼谈》特有的现象。当然,也有作品篇末什么都不加的。与之相对应的,笔记体小说篇幅较短,情节亦欠曲折繁复,有的作品篇末什么都没有,有的加一段案语,此为常见的情况,但有的加一段议论性的“宠仙子曰”,则又是《夜窗鬼谈》特有的现象。除上述两种文体以外,《夜窗鬼谈》中还有数篇不具小说性质的笔记体记事散文,像《灶怪》、《惊狸》、《宗像神祠》、《象》、《洋狗》、《保全法奇验》、《露厓花开》等皆属此类。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聊斋志异》中传奇体与笔记体混杂的相似情形,不过,从阅读接受的角度来说,这种中、短篇交错的编排方式反倒能起到调节读者审美感受的效果,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曾云:

    《聊斋》短篇,文字不似大篇出色,然其叙事简净,用笔明雅,譬诸游山者,才过一山,又问一山,当此之时,不无借径于小桥曲岸,浅水平沙。然而前山未远,魂魄方收,后山又来,耳目又费。虽不大为著意,然正不致遂败人意。况又其一桥一岸、一水一沙,并非一望荒屯绝檄之比。晚凉新浴,豆花棚下,摇蕉尾,说曲折,兴复不浅也。[5] (P16)

    这段形象的描述也正可以形容《夜窗鬼谈》的文本面貌。实际上,像《哭鬼》、《笑鬼》、《混沌子》一类作者独立构思创作的对话体小说也不是纯正的传奇体,反而带有现代小说的一些特征,我们在这里姑且视之为传奇体小说的一种变体。综上可见,《夜窗鬼谈》是一部体杂不分的小说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可能受到了中国文言小说集传统编创方式的影响,一是作者采取多种素材搜集方式的自然结果。但整体上就各种小说文体在集子中所占比例来说,我们仍然认定《夜窗鬼谈》是一部传奇体小说集。

    《夜窗鬼谈》的语体为典型的文言,但趋于平易一格,叙述语言简洁明畅,人物语言中则糅合进了一些口语因素,呈现出真切灵活的特色。偶尔用典,但仍然显得自然顺畅,而且作者还在夹注和篇末案语中加以解释,所以不妨碍阅读。石川鸿斋曾在《凡例》中说:“古谈或改更原文,今事稍润色之,欲使童蒙学汉文者仅识熟语耳。但熟语无古例者,有自创之,或非俗称不通者,不强用汉例,为易解易晓也。”其中,所谓“自创”的熟语也是《夜窗鬼谈》语体的一个特点,这里分别从字法和习语用法两个方面各举一例来说明:书中有的“些”字的用法特殊,例如,“余视之,门生某也,拉妻赛不动佛,归路待同游者,些谈而别”(《比翼冢》)、“黄昏不辨貌容,不复问名姓,与称秋花,些谈而别”(《露厓花开》)。“些”字在此处是“不多”、“少量”的意思,但词性和位置与习惯用法不同,“些”字一般位于名词前面,用作形容词,上述二例中“些”字却用在动词之前,用作副词,这种用法在我国文言、白话文学作品中都不多见。另外,书中习语“打破饭锅”的用法亦比较特别,例如,“骗术之巧忽使古板之人为放心之徒,为费主家,至打破饭锅”(《友雅》)、“梅打破饭锅,不能餬口”(《熊人》)。“打破饭锅”在这里是失业的意思,习惯上常用“丢掉饭碗”、“砸破饭碗”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打破饭锅”的用法在我国文言、白话文学作品中极为少见。

    参考文献:

    [1](日)黑岛千代.石川鸿斋的《夜窗鬼谈》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A].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中国语文学系主编.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C].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民国八十四年.

    [2](清)袁枚.子不语[M].济南:齐鲁书社,1986.

    [3](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4]高文汉.日本近代汉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5](清)冯镇峦.读《聊斋》杂说[A].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责任编辑 李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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