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思想之比较
时间：2021-04-17 08:21: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分别是中国近代与现代产生的思想，都是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们提出的时代、含义等方面的不同，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这些讨论今天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
关键词： 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现代化；创造
近代的中国在西方一系列的侵略之下，被迫打开了紧闭多年的大门。闭关自锁的封建社会突然面向外面的世界，传统的文化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部分有识之士转而重新思索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考量中西文化关系，“中体西用”正是这一时期的思想产物。在20世纪80 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中，李泽厚提出了“西体中用”论。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论证历史，思考现实，为中国设计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主张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创造新形式，逐步进行改革”，即进行“转换性的创造”。抛开时空差距不计，“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均是围绕中西文化体用展开的讨论，因此分析二者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对我们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文化文化、如何理解历史以及如何更好地进行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都有一定的帮助，会帮助我们寻找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途径。
一、“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思想的共同点
“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虽然不是在同一时期产生，但二者存在的共同点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维结构相同
“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在思维结构上是相同的，二者都没有超出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
中与西是欧风美雨东来之后产生的对待之词，不单是区域名称，而是有着不同生活和不同文化的丰富内涵。[1]“体与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组重要的概念，“体用论”是借着“体”（本体）与“用”（作用与功用）解释万物存在或精神展现的理论。它在消化吸纳不同文化的过程中往往具有筛选、重组的功能。在近现代中国，曾风光一时，继续承担着宏观调节的工作。[2]因此，“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产生与发展亦包含在这项体用二元论宏观调节的工作之中。
（二）均引起激烈讨论
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都会带来激烈讨论的智慧火花，这也从侧面更加证明了这些思想的价值。正是由于这些精彩的讨论才有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底本。“中体西用”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的意义和作用也有着重要的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层展开的洋务运动和早期维新变法中，“中体西用”思想都体现了极大的进步意义，在与顽固派相对抗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转折点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即甲午（1895）戊戌（1898）时期。“中体西用”的思想理论由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转向了阻碍这个进程的方面。为什么？因为当时开始突出了政治改革的巨大问题。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也证明了仅仅靠“西用”，并不能拯救中国。因而这个时期“向西方学习”的重心已开始转向引进西方的经济、政治的思想理论，转向于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才能抵抗侵略，振兴中华。[3]而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出现了三派思想、三种倾向，虽然双方没有真正正面交锋论战，但是彼此观点的产生已带有浓浓的火药味。
第一派即“中体西用”派，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其基本思想是，主宰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即传统的纲纪伦常是“中体”，绝对不能改变。
第二派是“全盘西化”派。代表人物是谭嗣同。他主张必须冲破“重重网罗”，彻底摧毁儒家传统的“纲常伦理”，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人人平等。
第三派是“西体中用”派。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中国迈向现代世界最温和和最安全的方式，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真正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
这三派意见最终谁也未向谁屈服。历史证明正是在这样的似乎永无休止的探讨争论中中国文化实现了长足进步，人们的文化认识发生了显著的提高。[4]
二、“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思想之间的差异
“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作为不同的思想，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异。
（一）提出背景不同
鸦片战争结束后，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的较量却仍在持续。为了巩固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以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张之洞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主张应学习西方技术，从而掀起了洋务运动，但受到了顽固派极力阻挠。对此，冯桂芬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这一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郑观应也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5]1895年4月上海中西书院掌教沈毓桂以沈寿康的笔名在当期的《万国公报》上用更是首次明确概括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而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大地实行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同时在思想上也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围绕中、西、体、用四个范畴，文化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并且形成了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和全盘西化派。李泽厚则力主“西体中用”的观点，因而成为此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
（二）基本含义不同
所谓“中体西用”，“中”指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说，主要包括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及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在内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西”指西方的先进学说，主要包括西方国家的代议制的社会制度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中体”即是要继续保持中国传统学说的主体地位。“西用”则是指要采用西方先进思想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西用”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李泽厚对“西体中用”作了具体的解释。“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认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6]所以他以“现代化”为“体”并命名为“西体”，即是指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本体亦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在现代化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变化。李泽厚认为“西体中用”关键在“用”，在于创造形式，为此，他提出“转化性的创造”。“转化性的创造”主张不必彻底破坏、迅速改变，而可以逐步“转化”，或旧瓶新酒，或即旧立新，或推陈出新，使旧形式逐渐转化成新形式。[7]
三、结语
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这种讨论仍在继续。本文通过对“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思想比较分析，以期找寻它们之间的相同点与差异。本文认为它们的相同点是都是针对现实产生、理论模式一致，均引起了相应的社会讨论。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提出背景与具体含义不同。在对这两种思想的分析中，个人认为这些思想产生的原因以及目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中也更加科学与理性，但是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渗透与同化仍需要我们警惕。因此，我们对西方文化应当秉承了解、分析、批判、吸收并加以超越的态度，只有如此才能最终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复兴之路。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论“中体西用”[J].历史研究，1982，（3）.
[2] 杨儒宾.近现代儒学思想史上的体用论[J].新亚学术集刊，2001，（17）.
[3]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72-373.
[4] 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J].历史研究，1994，（1）.
[5] 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76.
[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76-377.
[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