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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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译介学》关于翻译文学性质与归属的讨论的基础上提炼出关于翻译文学的性质、翻译文学应纳入国别文学（在中国是中国文学）以及翻译文学“国籍”的主要观点。在张南峰“多元系统论”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翻译文学的性质、意义来对“国籍”和归属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旨在说明：第一，应该从翻译文学的性质、意义出发承认翻译文学的多重“国籍”性，而不应该简单地由翻译家的国籍来判定。第二，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翻译文学；性质；国籍；归属
一、关于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讨论
《译介学》（1）在关于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方面，做了详细的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关于翻译文学的归属，指出翻译文学的归属依据的是翻译家的国籍。
其次，就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说明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翻译文学不等同于外国文学。明确了翻译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廓清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然而，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屬于外国文学，那么它就应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2）
二、承认翻译文学的多重“国籍性”
从以上翻译文学归属的讨论可以看出《译介学》将翻译文学的归属的判断依据和翻译文学“国籍”的判断依据合而为一，认为都应该是由翻译家的国籍来判定。笔者首先赞成“依据文学翻译的特性，依据翻译家劳动的再创造性质以及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来判定翻译文学的归属”。但是，应该承认翻译文学的多重“国籍”，而不应该简单地由翻译家的国籍来判定。翻译文学的归属和翻译文学的“国籍”应该区别看待。正如张南峰所言：
把翻译文学纳入本国文学史的呼吁，是完全合理的。但是，把译者视为翻译文学作品的唯一作者，未免简单化，而按作者国籍来判定作品的国籍，则有任意性。承认翻译文学的国籍的模糊性、双重性甚至游移性，才是出路所在。（3）
首先，《译介学》以国别文学史的编写为例，指出，我们判断一部作品的国籍依据就是该作品的国籍。因此，认为翻译文学的国籍应该由译作作者的国籍来判断。在此之前，对于文学作品的国籍判别问题，实际上也并不存在什么明确的依据。按作者的国籍判断作品的国籍，把翻译家的国籍作为判断判定翻译文学的“国籍”显得有随意性。
按原观点，“林语堂的作品也不能当作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来看待，按其国籍来分，只能算为美国文学”。但事实上，查阅常耀信的《美国文学史》和王守仁主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这两本书，林语堂的作品在美国文学史上并没有一席之地。另外，在《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4）、《A brief of American literature》（5）这两部著作里也并没有收录林语堂的作品。所以，这样简单的依据作者的国籍来判定作品的“国籍”也会造成“弃儿”现象。
最值得一提的是《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两书，它们是林语堂用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典范之作（6）。从这里，外国读者才理解了中国文化的人生智慧与艺术精神。（略）作为中国作家，林语堂以英文写作在西方享有盛誉，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中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后来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7）
以上作品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普遍关注和重视。所以事实上，都把林语堂作为中国作家来看待。而在美国文学史中并没有其地位。从现实角度看，如果按照著者划分依据，那么，林语堂的作品岂不又沦为了“弃儿”。
此外，旅日中国小说家杨逸，在2008年，其作品《浸着时光的早晨》，讲述1980年代中国民主运动的青年在中国20年转型期中的经历故事获得日本第139届“芥川奖”。BBC中文网曾评价：“她写作的特色是直接引用中文诗歌、中文特有而日文中尚未使用的成语，或是将中文常用的比喻转化成日文，被视为为日文带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这说明中国作家杨逸的作品取得了日本文学界的肯定，给日文或日本文学带来了新的元素，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影响。今后的中日两国的文学史或许都可以将杨逸的作品纳入其文学史，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按照杨逸的国籍来给其作品加上“国籍”。
那么，如果说不能简单依据作家或翻译家的国籍来判定的话，那应该如何对待作品或译作的“国籍”呢？以下，笔者试着从翻译文学的性质和作用来看待这个问题。
《译介学》也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翻译文学，它是外国文学的承载体—把外国文学“载运”（介绍）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国文学与国别文学之间是无法直接交往的，它只有通过翻译文学才能与有关国别文学发生关系。”因此，翻译文学在外国文学和国别文学之间有着特殊的价值、相对特殊的位置。这一跨民族、跨语言文化的传递和交流的性质就表明不应该简单的、任意的按作者或译者的国籍来给翻译文学加上所谓的“国籍”，应该承认翻译文学的多重“国籍”性。
其次，《译介学》在明确翻译文学的性质时提出：“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范畴，而非文学翻译属于非艺术范畴，非艺术范畴的译作的归属没有发生改变，但属于艺术范畴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则不然。”但是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性质及其归属是不能作截然的划分的。Gideon Toury（图里）指出，所谓“文学翻译”可能有两种意义，一是翻译文本在来源文化里被视为文学文本；二是遵照目标系统的语言、文本和文学规范，不惜放弃某些源文特征，把来源文化里被视为文学或非文学的文本翻译成在目标系统里被接受为文学的产品。同时，对于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或界定可能因为文化的变迁或差异而改变。（8）
1898年，在出版《天演论》时，严复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这篇文章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另外，严复最为重要的译著还有：《穆勒名学》（9）、《原富》（10）等。这些译作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严复的翻译，其原文在来源语言文化里并非文学作品，但因为他着重信、达、雅的翻译策略，所以其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在译入语文化里被视为文学，因而才会被收入到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
所以，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之间，没有明确的、固定的分界。那么，艺术范畴和非艺术范畴的译作也难以界定了。因此，认为非文学翻译的归属没有改变而文学翻译的归属才需要确定的观点显得依据不足。
综上，简单地划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并将其归属加上所谓的“国籍”，这是将问题简单化和以两极简单的方式进行处理。以上的实例表明我们不应该将翻译文学归属简单地与其作者（译者）的国籍相联系并由其来判定或决定，而应该承认翻译文学的“国籍”的多重性。
三、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在中国为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正可以看作是将其纳入到国别文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和有力的证明依据。
笔者赞同《译介学》中关于“翻译文学是应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这一结论。但在理论依据上觉得不够充分，想在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意义上加以更加具体的补充说明。
《译介学》以翻译文学的地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前提，说明了“译作、翻译、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并举例“强调了译本、翻译的作用和意义，廓清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但是只说明了翻译文学和外国文学不是一回事，它不能作为外国文学。但是另一方面，把翻译文学纳入国别文学的理论依据却显得不够充分。因为，翻译文学作为国别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组成部分，不仅从翻译文学的“性质、写作过程、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作品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来看，还应该着重对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来加以说明。以下就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阶段中有代表的译者或译作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1929年，陈子展著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第八章为“翻译文学”。
我们要知道外来文学对于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不得不略略谈及从来的翻译文学。华族与异族接触，因语言文字不同，除当时交际上用的口头翻译外，尚有流传后世的文字翻译。（11）
另外，在1933年，王哲甫著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第七章为“翻译文学”。
新文学运动以来，只有十五六年的历史，而文学的园地里，已经开了许多鲜艳夺目的花朵。（略）中国的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镜，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12）
以上的两例都只是简单提及了将翻译文学纳入当时中国文学理由。但是，前者只列举了个别译者的个别译作以及对史实的介绍，后者着重对译者和各国文学的译本进行归纳和罗列。这两者并未对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译作与原作）相互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重点似乎还停留在作品的登记、分类和分析上。同时，关注的大多是清末明初的翻译家和其翻译作品。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1840-1919》的第11集，由施存蜇主编的“翻译文学集”里收录了这个期间的翻译文学作品（长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寓言、戏剧等）。其内容主要以英、法、俄、德为主。而外国文学对国别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翻译来直接或间接实现的，如果不分析和全面认识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那么谈不上真正地将翻译文学纳入到了国别文学中。所以要从其意义出发来分析其归属。
而真正比较全面地谈及翻译文学（这里是指翻译日本的文学）的作用和意义的是，康东元著的《和中国有关的日本近现代文学翻译》（13）。作者分别探討了清末的文学状况、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前、战争文学和反战文学的翻译、建国到改革开放三十年、80年代的中国现代社会和推理小说的翻译、90年代的中国现代社会和村上春树·渡边淳一的翻译小说。作者具体分析了在各个时期里日本的文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影响，突出了翻译文学的重要性和意义。
四、总结
本文就《译介学》中关于翻译文学的性质于归属问题，提出了两个论述点。一是赞成其将翻译文学纳入国别文学（在中国为中国文学），作为其一个重要的独立的组成部分的观点。笔者认为，应该从翻译文学的性质、意义出发承认翻译文学的多重“国籍”性，而不应该简单地由翻译家的国籍来判定和生硬的给它加上某个“国籍”。二是，在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强调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决定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关键。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试着从文本出发，多角度来更加具体地进行分析和解读。
注释：
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以下简称《译介学》）
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pp142，143，147.
张南峰.从多元系统论的观点看翻译文学的“国籍”[J].《外国语》.2005.第5期.p54.
Richard Gray.《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John Wiley&Sons.2011-11.
Gray，Richard J.《A brief of American literature》[M].Wiley-Blackwell.2011.
横线为笔者所注，表示强调。以下同。
王兆胜.《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M].文津出版社.2005.pp114，122.
Gideon 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描述翻译及其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p168.
The two senses of‘Literary translation’
（a）the translation of texts which are regard as literary in the source culture；
（b）the translation of a text（in principle，at least，any text，of any type whatever）in such a way that the product be acceptable as literary to the recipient culture.（略）
翻译参照：张南峰.从多元系统论的观点看翻译文学的“国籍”[J].《外国语》.2005.第5期.p56.
J.S.Mill，《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1843.
分类：哲学、逻辑学中的形式逻辑 穆勒的《穆勒名学》。
A.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分类：经济思想史、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史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M].上海书店印行.1982.p132.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M].上海书店印行.1986.p259.
康東元著.黒古一夫監修.《日本近·現代文学の中国語訳総覧》[M].勉誠出版.2006.pp229～250.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张南峰.从多元系统论的观点看翻译文学的“国籍”[J].外国语，2005，5：54.
[3]常耀信.美国文学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4]王守仁主撰.《新編美国文学史》第四卷[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5]王兆胜.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M].文津出版社，2005.
[6]Gideon 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描述翻译及其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7]陈玉刚，李载道，刘献彪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8]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M].上海书店印行，1982.
[9]王哲甫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M].上海书店印行，1986.
[10]康東元著.黒古一夫監修.日本近·現代文学の中国語訳総覧[M].勉誠出版，2006：229-250.
[11]刘耘华.文化视域中的翻译文学研究[J].外国语，1997，2.
[12]张琳琳.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J].科技信息，20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