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是文学作品产生个性和力度的源泉
时间：2020-03-28 07:51: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学，在中国先秦时代，曾是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的通称，现在则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作品。概括地说，文学作品是审美性语话系统与其指向、导向的审美性言象系统的统一，是文学活动、社会意识形态活动、社会心理活动、社会活动、语言活动、文化活动和人的活动的综合产物，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精神食粮。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各社会学科知识的光辉融汇和结晶，也是巧妙和恰当运用民俗知识的灿烂之花。因此，探讨和研究民俗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一直是作家和理论界的重要话题。
一、内容广泛的民俗事象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
民俗，又称风俗，是人民群众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汉书·地理志》云：“凡民禀无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之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居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是解风俗之事也。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换成现代话说，即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我国著名民俗学家张亮采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一书中列举民俗学的范围为饮食、衣服、阶级制度、宗教、冠婚、丧葬、祭祀、蛊毒、言语、义侠、游说、学风、仕宦、佛老、奴婢、诗歌、门第、名节、美术、税役、赌博、游宴、巫觋、朋党、结社、拳搏等等，几乎包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代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将民俗的范围归纳为经济、社会、信仰、游艺四个方面。总之，凡是人类从生产到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心理到口头、到行为，所有形成习俗惯制、世代传承的事象，都可以列入民俗的范畴。这种涉及各朝代、各民族、各领域、各社会、集团的群众性活动，犹如一条条无形的锁链，与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和发展密切相关，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构成了人类文化的特有景观，成为探索人类繁衍生息和历史变迁的重要依据。因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民俗的研究和利用。
史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周礼》直言不讳道出统治者重视民俗的目的，“礼俗以驭其民”；孔圣人提醒世人“移风易俗，莫尚于乐”；《隋书》记载，皇帝每年都要
“发八使，巡行风俗”；《风俗通》则开宗明义告诫统治者，为政之首“改风正俗最其上也”。因此出现殷商崇巫傩，春秋尚礼乐，秦汉求长生，唐宋重歌舞，明清多朋党等时风，并留下帝王与民同乐、民与帝王争风夺俗的无数佳话。当然，也有把“赤眉”、“黄巾”、“白莲”、“红灯照”、“义和拳”等信仰与革命造反相结合，酝酿出中国革命史上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农民起义运动的范例。在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斗争中，民俗虽非起事的动因，但它作为凝聚人心的旗帜，既是进步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的护身法宝，也是反进步势力阻碍社会前进的保护伞。统治者通过尊风导俗，达到治国化民、长治久安；人民群众则通过传俗演俗，释放出胸中郁闷，寄托美好的愿望，产生一种奋发向上、克服困难、战胜灾难的精神力量。比如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吃粽子、泛龙舟，所表达的不仅是对伟大诗人、一代忠良屈原的深切怀念，也从浩大壮观、百舸竞先的盛景中产生一种民族的豪气和凝聚力；正月十五闹元宵观花灯、八月十五赏月吃月饼，则通过普天同庆、祈丰攘灾，达到“天上月圆，地上人圆”、举家欢乐的理想生活。这种由数以万计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既表达了天文与人事合一的美好愿望，又蕴藏着深邃而博大的思想文化内涵。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民俗事象所产生的时代和背景局限，不少属于丑风陋俗，甚至恶风愚俗，尽管如此，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人们通过这些民俗事象，可以分析、研究、判断各民族社会、文化、思想的嬗变、移易的因素，进而剖析影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原因，弃丑扬良、引善制恶，从而达到巩固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民俗事象越来越被人重视，已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屹立于学林。
任何学科的发生、发展和传衍，都不是孤立的。民俗作为独立学科虽然才有百余年的历史，但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与诸多学科有着难解的近缘和亲缘关系。在欧洲，许多学者把民俗与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说成是姊妹学科；在我国，历代学者也把民俗的多边缘学科性质作为重要课题去研究。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从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弄清了史前习俗的许多不解之迷，也从上古人的居住、饮食及原始生产工具所标志的生产、生活习俗中解开了人类童年时期的许多秘密。没有编钟、编罄、铜鼓、兵马俑等出土文物的发现，人们很难想象秦代的战阵、春秋盛楚时代音乐的真实面目。同时，这种能揭示历史习俗的器物，又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佐证。这些事实说明，民俗事象不是单一的学科，与多学科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和渗透。它犹如一面镜子，透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意识形态和精神风貌等，构成人生的环境和背景，也构成以人为创作主题的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
二、以塑造人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是民俗传演的重要载体
文学，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闪耀光辉的作品，都是深刻地真实地艺术地再现生活的作品。在它们艺术的真实表现中，人总是作为主题成为作品中被讴歌和鞭挞的对象。而生活中的人，不管季节如何变化，朝代如何更换，无时无刻不在和民俗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人是生活在民俗中的。因此，文学作品刻划人物、描写时代、展现特定历史背景和民族心理，都离不开五彩缤纷的民俗事象。
民俗与文学作品虽是两种在内涵、形态、潜能、产生、发展都有鲜明差异的现象，不能等同，不能相互代替，但却有着不能分离的密切联系。从普泛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包括民俗与文学作品，都属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母系统，文学作品和民俗都是这个母系统中的一种现象。自然界生生不息、涌动不止，民俗与文学作品也生生不息、涌动不止。它们与自然界在生命的存在、生命的精神、生命的节律上相一致。它们产生于大自然永不停歇的运转之中，又服务于这种运转，并在运转中不断地演变和发展，相互影响和渗透。民俗事象融入文学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文学作品通过对民俗事象的记载和描述，展现出特有的艺术个性和民族特色。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风俗，如德国人的思辨，法国人的缠绵，英国人的绅士，美国人的豪放，日本人的崇武，中国人的儒雅等，都曾使文学作品显示出不同国度和民族的特色。即使同一国度、同一民族，由于地域自然状况不同，也能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例如，美国西部文学以描写膘悍狂野著称，而东部文学却以描写文明开化誉世。究其原因，无不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民俗在其中起着化神融精的作用。因此，创作文学作品的人，都是各种民俗事象的搜集者和研究者。
在自然界的变化中，高山可以成为大海，森林可以变为油田，良田可以成为荒漠，大树可以变为小草。这种变化反映在人类，为适应生存条件，各种风尚习俗也在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例如，我国古代崇尚“三寸金莲”，而当今却以脚自然发展为美；过去探亲拜友以糕点或蒸馒为礼，今日却以送鲜花、精美饰物为尊为敬；旧时以看戏、听说书为消闲娱乐，今日却以看电影、电视、跳舞、旅游为时尚。人类是民俗的创造者和传衍者，也是民俗的演化者和埋葬者。为了真实把握和了解这种变化，文学艺术界有个响亮的口号，叫“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所谓深入生活，就是投身到群众和现实生活中，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在实践和观察中感受各种各样民俗事象的真谛，了解人的思想感情变化的原因，醒悟事件和现实生活发生、发展的内涵，从而实现以现实生活为素材创作文学作品的目的。
就文学作品与民俗相互渗透和制约的关系而言，民俗是变化的，文学作品是永恒的。永恒的作品记载着变化的民俗，变化的民俗充实和展现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学作品的风貌和特色。仅以中国男子发型为例，明代小说描写的男性发式都是把长发齐根箍起挽成发结盘在头上，而清代却是剃光前额把其余头发梳成辫子背在身后，近代人却以剪去长发为革命，变幻短发样式为时髦。所以，虽然作家生活的时代不同，但他们笔下以人为主题创作的文学作品总能生动地呈现出当时的人情世貌和社会群俗，给世人以启迪，给研究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提供珍贵的资料。例如，施耐庵在《水浒》攻打大名府章回里对古代上元佳节细致精美的描写，为我们既提供了研究和了解已被历史湮没的这一宋代节日盛况，又提供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情画卷；鲁迅在《祝福》中通过对鲁四老爷和祥林嫂两个不同人物在爆竹声中除夕祝福的描绘，揭露了旧时代同一习俗对不同阶级、不同人物所带来的不同压力和产生的不同结果。文学作品的这一特殊功能，无疑成了历朝历代各种风尚、习俗事象的传播和记载的载体。
三、文学作品对民俗事象的理性揭示是形成人物个性和作品力度的法宝
构成人类生存景观的各种民俗事象，既囊括各民族的精神生活，也囊括各民族的物质生活；既囊括文明民族的大众生活与文化，也囊括后进民族乃至野蛮民族的大众生活与文化。透过这些形形色色、五彩缤纷的习俗惯制产生、发展、演化和传播的轨迹，所揭示的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兴衰的原因和历史，也是探索人类发展和成长的佐证。作为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民俗活动中展示自己的思想、性格、信仰和理想。
以人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艺术提炼，是记载和总结人类社会繁衍生息的一种高级现象。现实生活中的民俗事象，例如对歌、赛歌、花儿会、仪式歌谣、生活礼仪和信仰仪式等活动，虽然都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却不能称之为文学。文学作品是作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长期观察和体验，运用观念积累，素材积累，提炼加工，虚拟想象，合理推断，科学构思，生动描绘，理性评价等艺术手法，创作出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高于现实生活的富于哲理、情趣和强大感染力的书面、画面成果，并通过这种成果去鼓舞人、教育人、引导人，实现改变现实生活、指导现实生活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生活的物态变成了意态的，客观存在的变成了主观与客观统一的，通过作家的描绘和剖析，使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感受、体验、认识更深刻、更明确。这种高级的创造性劳动，要求作家对客观现实，包括各种各样的民俗事象，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经过科学提炼、研究剖析后而进行艺术加工的理性揭示。
理性揭示，不是对自然万物和人类事象的科学讲座，而是通过文学作品本身的生动具体性、情感性、典型性、意境性、象征性、虚拟性等性质和特征，把客观世界形形色色的事象融入特定的艺术环境和人物身上，使其闪烁出奇异的光辉，呈现出鲜明个性和时代特点的光环。比如饮酒的习俗，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中描写饮酒的作品数不胜数，但独有《水浒》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甚至一提酒人们便想到《水浒》，或者一提《水浒》人们便联想到酒。酒文化在这里被运用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不仅成了刻划人物个性和思想的特征，也成了揭示时代和英雄故事发展的导索。当然，《水浒》的成功不只是酒文化的充分展示，其中对服饰习俗、结义、结社的习俗、绰号、纹身习俗等在故事中恰如其分地运用，也无不使作品呈现独特的风采，具备了久传不衰的艺术魅力。而大家熟悉的另一部名著《红楼梦》，则通过对封建大家族中家族、宗亲关系、封建婚姻制度、宴饮等习俗的淋漓尽致的描写，既刻划出在封建贵族统治下的各色人物的思想和个性，也揭露了骄奢靡烂的封建贵族阶级由盛到衰的原因。类似作品古代文学中还有《三国演义》、《西游记》、《三言》、《二拍》、《老残游记》等等；现代文学中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等等，都是以浓郁的风俗画卷来展示人物风貌和主题思想的。其歌颂赞美令人肃然起敬，鞭笞揭露令人嗤之以鼻，使风情习俗与人物浑然一体，相融相辅，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
中国文学如此，外国文学也是如此。纵览世界各国文学巨著，凡是成名之作都是与民俗生活结缘后而成功的。英国莎士比亚的名剧，狄更斯的小说；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成名之作；俄国普希金的小说和诗歌，果戈里的戏剧；美国马克·吐温的作品等等，能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并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反响的因素，无不是以本国最生动的民俗生活为素材而加以艺术提炼的结果。深通其奥的文学巨匠们在谈到成功的经验时，甚至宣称要写出本国的“风俗画卷”。可见民俗对文学作品影响的深刻和巨大。因此，文学家们大多都是很有造诣的民俗学家。评论家们在感叹这一事实时，都不约而同地得出：“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的结论。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与民俗的关系，不论对于民俗来说，还是对于文学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关系，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蕴含和内容，扩展了文学作品的容量，提升了文学作品的立意、价值和品位，充实了文学作品的潜能，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品种，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发展，是文学作品具有自然属性的重要依据。同样，这一关系对民俗来说，使之得到了记载、描绘、加工和宣传，有了文学作品美的载体，获得了让自己更深入人心的重要方式，得到了弘扬、发展和创新。因此，历代作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大量的精力花在民俗事象的采集、整理、研究上。尽管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只要认真剖析民俗事象，充分体验和感受民俗的深刻内涵，正确评判和运用好民俗素材，把握好民俗的艺术和思想魅力，都能创造出具有鲜明人物个性和思想、艺术力度的传世佳作。
（郑一民：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河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