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好人政府”主义思潮及启示
时间：2020-03-30 07:53: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好人政府”，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一种改良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曾一度付诸实施，并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但终究是“昙花一现”，逃不出失败的命运，也宣告了当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精英民主治国理念的破灭，但也对中国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好人政府”改良主义；政治实践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043 — 03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坛可谓是波云诡谲、思潮纷涌。面对中国军阀专制、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积贫积弱的现实困境，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也从不同方面开出了自己“政治药方”，各种政治主张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数年。而其中以胡适、蔡元培、王宠惠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好人政府”以及其后来的执政实践颇为引人关注，但这场脱离中国彼时国情、带有浓重资产阶级自由化色彩的政治实验终究以“闹剧”收场，成为民国政坛昙花一现的政治遗响。
一、“好人政府”主义思潮的提出
“好人政府”是当时中国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精英”们，针对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政治腐败的社会现状提出来的一种政治理念。其成员大多是有着留学背景、拥有极大社会名望的大学教授，他们经常聚会来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发表评论。1921年5月胡适把丁文江（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蒋梦麟（时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等人召集家中，谈论组织一个“小会”，并亲自草拟了组织大纲、创建努力会。不久、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等社会名流也纷纷加入，影响力不断壮大。1922年5月7日，努力会创办了《努力周报》，实现有组织、有规模、有阵地的政治批判活动。胡适亲自创作了《努力歌》作为《努力周报》的发刊词，鼓励有理想、有担当、有能力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积极投身于中国政治社会改革中，打破阻力、打破武力，再造中国。这也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对政治混乱、民生困顿社会现实的公开“声伐”，体现了这些社会精英高度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
同年的5月14日，胡适、蔡元培、王宠惠等十余人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以下简称《主张》），可以说这是“好人政府”的政治宣言，开创了“中国现代知识著名知识分子联名提出政治主张的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1〕。在《主张》中，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2〕这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尤其是上层知识精英们对于国家命运、政治前途的关心和参与，也将“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传播。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好人政府”主义思潮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哲学大师罗素，他曾提出：“中国要有一打好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3〕。这也可以看做是“好人政治”在中国的最早发声，而当时深受欧风美雨浸润的知识精英对于这位哲学大师的言语也是心领神会的。
二、“好人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
在《主张》中，胡适、丁文江等人就对“好人政府”政治主张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目标、两个方面、三项基本原则、六点主张。
“一个目标”，即“好政府”的目标，“好人”们要团结起来同恶势力宣战，建立民主自由的政府来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政治困局。
“两个方面”，即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分别是建立正当机关监督不法官吏，以及运用政治机关保护自由发展、为全社会谋福利。
“三项基本原则”，即一个“宪政的政府”，推崇依宪治国，完善制度建设，打破中国政治失稳局面；一个“公开的政府”，依法进行国务公开、财政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以此来打破黑箱政治；一个“有计划的政治”，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病根是无计划的乱政，而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即使是一个平庸的计划也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六点主张”，即南北议和，实现统一；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改良选举制度；裁兵裁官；公开财政。
统观“好人政府”的主张，具有“超时代性”和“柏拉图式”特征，他们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理解的过于肤浅，对时局看的过于乐观，在改良方案是也是完全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单纯移植，而没有考虑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泥潭之中，“好人政府”政治方案的种子根本就没有培育的社会土壤，犯了政治上的“幼稚病”。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些主张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自由民主的思潮，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投身于政治建设、社会改良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担当，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相比同时代的其他社会思潮，“好人政府”思潮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它被推上了政治前台，出现了“好人内阁”的政治实践。
三、“好人政府”主义思潮的实践及破产
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背后的推力会将故事推向哪一个轨道中。《主张》的发表，正值直系军阀积极倡导“法统重光”之际，而倡导“好人政府”的这批知识分子精英的良好社会声望也成为了他们装饰门面的政治投资点。1922年5月15日，直系军阀孙传芳率部通电全国，邀请黎元洪重新复位，并迅速召集国会，修订宪法。24日，参议院议员王家襄等26人，众议院议员吴景濂等42人在天津举行临时会议，尔后通电全国，依法自行集会。在直系军阀咄咄逼人的压力下，6月2日，徐世昌宣布辞职，下令国务院摄行职务。于是在9月19日，王宠惠便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因为此三人都是《主张》的拥护者，因此，这届内阁也被人称为“好人政府”。
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等上层知识分子全力以赴支持和指导“好人政府”，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方略。但是“好人内阁”先天就是畸形的，不过是吴佩孚借以结好孙中山、打击皖系、奉系军阀的傀儡政府，完全就是一个空架子。王宠惠上台后整天忙于向外国乞讨借款，而借款主要用于军费，又由于分配不均，导致直系内部“洛派”和“保派”纠纷不断，进一步激化了吴佩孚与曹锟的矛盾，一场倒阁风波也就随之而来。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弹劾财政总长罗文干在与奥国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但实际上是内阁所借的60万元中，十万元充中央政务费，余额五十万平分给保、洛各派，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采取了不交国会讨论和不经总理批准的快捷办法签字。由于迫于国会和“保派”的压力，黎元洪下令将罗文干逮捕入狱。随即，吴佩孚电责黎元洪不分曲直、政事荒唐。但保派立马反击，纷纷通电表示拥曹反吴，吴佩孚无奈只得让步，于24日通电表示对“罗案”毫无成见，在失去吴佩孚的支持后，王宠惠于25日宣布辞职，仅仅存在72天的“好人政府”宣告破产。
可以说，“好人政府”的成立是“历史以喜剧的形式，给人们开一个悲催的玩笑”。〔4〕在建立之初就渲染了太多理想化的色彩，而真正组阁后才发现之前的政治主张根本就无法实行，不过是搭建空中楼阁，编织民主政治的幻梦罢了。而且自王宠惠上任来，主要精力都是应付“索薪团”，不仅没有实施其计划的社会条件，也没有自主空间，只能勉强维护北京稳定罢了，也导致了“好人政府”内部成员的分崩离析。下野后的汤尔和就曾抱怨说：“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不谈政治了罢。”〔5〕
但是，如果要让王宠惠、罗文干等人来承担“好人政府”破产的责任，也就太过于刻薄了。毕竟，他们只是被历史合力推上前台的“政治木偶”罢了，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造成的，武人掌权下宪政始终是一件美丽的外衣，不过是用来掩饰其独裁的面目，其目的完全是为北洋军阀专制统治贴上“合法性”标签。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执着于宪政的框架，以期对军阀政府进行政治监督和权力分化，无异于是“与虎谋皮”，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政治博弈中，权力的天平已经毫无悬念，“好人政府”失败的命运也就早已注定。〔6〕
四、“好人政府”主义思潮的启示
对于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普遍认为是一场失败的知识分子改良运动。根本原因就在于“好人政府”的主张脱离了彼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情况，忽视了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一厢情愿地以为“好人”当政就能政治清明、海晏河清，这不异于是“掩耳盗铃”、“与虎谋皮”。而且，“好人政府”主张至始至终都是强调“少数人的责任”，即上层知识精英救国，广大人民群众则被他们排斥在外。丁文江曾在《少数人的责任》中写道：“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人的能力……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排山倒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
由此可见，“好人政府”的依托对象就是精英知识分子，而广大人民群众在他们看来“是永远不会觉悟的，永远不敢和恶势力奋斗的”。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信奉的是英雄史观，本质上还是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人治”思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精神上的“穷兵黩武”。这一点在胡适身上体现的尤为，他曾在《努力周报》上公开指责和诋毁群众运动，说：“群众运动不过是‘五分钟热度’罢了，缺乏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勇气，注定是不会持久的，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大抵如此”。〔7〕 这从某种侧面也反映了“好人政府”知识分子们对于其“精英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与人民群众潜意识的情感剥离和价值分野，这种先天性的孤立也必然为“好人政府”政治实践的失败注入了“失败”的基因。由于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终究是生长在中国近代政治社会中的无根之花、无本之木，绚烂一时之后迅速枯萎。
與此同时，“好人政府”还带有典型的实验主义色彩，而且主要成员都是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有着先天性地价值认同和情感皈依，他们更多地倾向于“一点一滴的改进”，而不是诉诸于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但是治苛需用猛药，中国近代的改良时间成本实在太大，而且改良的路径走了又走，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挣扎。不过，“好人政府”的倡导者们依然希望能够出现有知识和能力的伟人来带领中国走出困境，他们期待着英雄的来临，伟人的诞生，乐观地以为只要“好人”执政，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就会在中国遍地开会，消解军阀专制统治的强大磁场，从而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民主自由的现代化政治轨道。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却让他们从未想过伟人就在民众中产生的必然性，选择继续用资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的画笔来描绘这镜花水月的政治蓝图，结果却是“画饼而不能充饥”。
此外，他们忽略了民国时期是传统政治秩序崩塌、各种政治实践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也是旧制度倾覆、新制度尚未构建的空档期，也为军阀专制统治提供了天然地政治温床。对于主张“好人政府”的这些知识精英而言，自由主义的政治情感往往会在社会政治现实中被嘲弄的无路可走，这种在钢丝上跳舞地政治实验本身就潜伏着巨大的失败风险。与此同时，“合法性”问题更是他们无法解决的现实边界：越了界，就可能最终倾向革命，越不了这道坎，就可能站在合法的“暴政”一边。〔8〕为了构建理想的政治秩序，他们不得不投身于现行政治秩序中，期望以一己之力扭转中国政治秩序轨道，但结果却是自由主义政治理想的幻灭，始终在合法性的藩篱中画地为牢。
总之，“好人政府”政治思潮在中国近代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复兴事业中，而其失败的命运也让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军阀专制统治下，“好人政府”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荷尔蒙催化下精神上的一次狂欢，不仅对现实政治于事无补，甚至无意间充当了军阀政治虚假民主的玩偶，也为后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实践提供了经验教训，要想真正推动中国社会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要推翻军阀专制统治，也必须要始终依靠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
〔参 考 文 献〕
〔1〕〔4〕纪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政之殇——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N〕.文史参考，2012，（09）.
〔2〕胡适之评传〔M〕.中山：南海出版社，1992：164.
〔3〕孙家祥.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4.
〔5〕胡适.解嘲，胡适文集（第6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21.
〔6〕〔8〕刘宝东.20世纪二十年代“好人政府”主义〔J〕.文史天地，2004，（05）.
〔7〕胡适.群众运动与求学〔G〕//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75.
〔责任编辑：侯庆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