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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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他致力于翻译,出于实现“醒世、觉世”的政治抱负。他针对不同的作品,运用多维度、独异性的翻译策略,不仅达到了其政治目的,还开拓了中国翻译文学的新路,创一代翻译之新风。鲁迅的翻译策略不仅体现了其政治取向,还体现了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即翻译不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联系密切,译者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鲁迅;翻译策略;政治;多维;独异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4—0247—03
一、引言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本人对翻译工作异乎寻常地重视,曾把翻译工作提高到“正业”的高度,一度“想以此作谋生”①。他坦言自己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中受益匪浅。鲁迅从事翻译的时间前后达33年(1903—1936)之久,译介了大量的外国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来自俄国、英国、波兰、捷克、日本等14个国家的近100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翻译字数达500多万,占其作品的半壁江山。他翻译的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涉及小说、戏剧、童话、杂文、诗歌、文艺理论等。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鲁迅有关翻译的理论几乎涵盖了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提出了不落俗套的、标新立异的、意义深远的翻译理论。尤其是他所倡导和运用的多维度、独异性的翻译策略,是我国现代翻译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至今对我国的文学翻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魯迅翻译的策略——多维度、独异性
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汉斯•弗米尔(Hans J.Vermeer)在其目的论(Skopostheory)中认为,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一种转换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标或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语境或事件。在目的论框架中,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译文预期的接受者或受众者,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知识、有自己对译文的期待和交际需要。②根据这一理论,翻译是有一定目的的,译者在翻译某一作品时所持有的目的和意图是翻译批评者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译者可依据自己的翻译目的来决定采取哪种翻译行动。目前,很多学者、专家认为:鲁迅在多年的文学翻译过程中,不仅目的明确且极其重视目的的实现。因为自步入翻译领域以来,他就以翻译来启蒙国民、思考和把握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均以实现上述目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郭延礼总结出鲁迅翻译的四大特点,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点如下:第一,鲁迅早期的翻译受到梁启超开启民智、文学救国论的影响,不论是从他的选材还是他为译作写的序跋中均可以看出。第二,是鲁迅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鲁迅先生一开始翻译活动,就有自己明确的宗旨和目的性,他译介作品在选材上是很审慎的,即必须有助于开启民智和救国新民。③李载道说:“鲁迅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鲁迅还有意识地将外国新文艺流派介绍到中国来……以打破当时翻译界的冷落与寂寞,使翻译更好地适应民族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的时代要求。”而鲁迅本人为了实现其觉世、醒世的翻译的目,采取了“多维度、独异性”的翻译策略。
(一)译本选择——拿来主义
选择译本,鲁迅始终坚持“拿来主义”,即选择翻译的作品必须利于借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改造中国的社会。他认为翻译“首先的目的,就在于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④。鲁迅早在1903年编译的小说《斯巴达之魂》的译序中指出,之所以选择翻译这篇小说,是因为“斯巴达之魂”“凛凛有生气”,可用来激励中国的青年学习古斯巴达人的战斗精神,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的文本选择十分广泛,包括英、法、美等国的作品,但更偏重于东欧和北欧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作品。鲁迅在重印《域外小说集•序》中曾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件事”⑤。因此,鲁迅选择了欧洲当时优秀作家的严肃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充满了被压迫民族的“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一个青年的梦》是鲁迅中期翻译的日本作品之一,这是一部促进人性觉醒、充满了反战呐喊的作品。鲁迅认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很有翻译成中文的意义”⑥。鲁迅后期最重要的翻译作品是俄国作家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此外,他还翻译了《竖琴》、《表》、《俄罗斯童话》等用意深远的作品。在后期翻译活动中,贯穿于早期、中期的对翻译目的的明确性和对译文的高度责任感使他的译本选择自始至终体现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
(二)翻译语体——应时而变
鲁迅曾说:“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⑦基于此,鲁迅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语体并设定好预期的读者群。晚清之际,古文堪称当时“行世之文”。在此时的鲁迅看来,承载科技救国、实业兴世重任非士人阶层莫属。因此,他在以新兴市民阶层为预期读者的文学文本翻译中采用杂糅语体(即文言与白话杂合而成的语体),而在科技文本的翻译中采用了更有社会声望、更可能被饱读诗书的士子读者群所接受的雅洁的古文。这样一来,鲁迅“兴世的用心与洋务派官员的用心正相契合,译者的用心与承载的语体正相契合,译者的语体与主流的语体正相契合”⑧。这三种契合使鲁迅留日前期的科技译作极受欢迎。留日后期和民国初年,鲁迅完成了由“立国”到“立人”的观念转变,其译作语体也随之而变。鲁迅在多数译作中系统地采用了先秦的语体。具体说来,在小说、散文诗、论文的翻译中,他模仿先秦散文,尤其是诸子散文的句法和词法特点;在诗歌翻译中,他模仿了先秦骚体。在主体的先秦语体之外,鲁迅又融合了部分欧化话语因子,如句法上系统地采用了欧化的标点符号,词法上体现为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悉如原音”的输入。鲁迅认为:“欧化文法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⑨这种输入了新的表现法、引进了异国情调的做法“在语体经典性外,同时又凸现了语体的先锋性”⑩,形成了独特的鲁迅翻译语体。他的这种语言对中国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翻译路径——译介弱小民族文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梁启超等人的著述引发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他对“国民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种思考一步步发展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这决定了他始终偏好从文化入手来批判中国、唤醒国民、改造中国。从翻译来看,这一偏好集中体现在他归国前与弟弟周作人共同出版的《域外小说集》里。在这本集子里,周氏兄弟别具慧眼,开始了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新路。其主要翻译对象、翻译目的,乃是译介东欧、北欧等若干所谓“被侮辱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通过译介这类作品,向国人具体生动地展示“亡国”民族那可悲可怕的境遇,激发国人惊醒。钱玄同这样评述《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路径:“周氏兄弟那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11)1918年后,周氏兄弟在《新青年》上把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路径做了一次有意识的大胆推进,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后的鲁迅一直坚持这条译介路线,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开创了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独有的“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鲁迅也因此成为20世纪翻译文学史上首倡翻译“被侮辱被损害”民族文学的一代领袖。
(四)翻译主张——直译
在鲁迅的翻译理论中,直译的“异化”翻译策略特别受人关注。1995年,劳伦斯•韦努蒂提出了风行全球的“异化”翻译理论。而鲁迅早在86年前翻译《域外小说集》时,就提出并一直不屈不挠地坚持着“异化”的直译策略。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晚清的文学翻译,甚至不少非虚构类著作的翻译,几乎是意译一统天下。鲁迅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明白无误地提出了直译的主张:“《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由此始入华土。”(12)书中出现了罕见的严格直译,其中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用音译译出,部分文化历史内涵丰富的名词翻译,小说篇章结构、小说形式样态、人物对话、翻译单位、小说虚实情节的照译等,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创举。
然而,鲁迅的直译策略一经提出并运用于实践,立刻引起了中国文坛的轩然大波,遭到当时文坛不少人的不满和攻击。但鲁迅并没有屈服。他认为:
凡是翻译,必需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他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懂,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服,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挖掉他的眼睛。(13)
由此可见,鲁迅坚持的直译首先要求忠实原文,“宁信而不顺”。其直译策略的目的之一是要通过翻译引进西方语言的新词汇、新语法与表达法,把读者带入外国语言的情境中去,但这并不是完全不顾读者的理解。这里的“改换衣服”比喻将外语转换为汉语,而“不削鼻挖眼”则要求译文忠于原作,保存“洋气”。
鲁迅谈到《死魂灵》的翻译时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直译观: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是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游外国,是很相象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14)
所以,鲁迅主张的直译,不是毫无批判、生硬照搬,而是强调在翻译时“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所以要求“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手法”(15)——即以“信”为主,以“顺”为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引进西方新的语言和句式的同时,引进新的思想内容,使国人了解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打开眼界,焕然觉醒。
(五)翻译手法——重译、复译
重译又称转译。鲁迅主张重译、复译。他在《论重译》一文中说:
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出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16)
鲁迅的译作多为重译。鲁迅“日语精通,德文水平有限,俄文与英文不能对付”(17)。他在相当一段时期格外关注欧洲文学,但因有些材料的底本是英文或英译本,便由精通英语的周作人先用口译的方式为他叙述一遍。这给鲁迅的论述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是在周作人口译的基础上,融合自己的立场和思考,发挥成文。周氏兄弟无论是在合译《域外小说集》时期,还是在1908年前后合译那些中篇或长篇小说期间,所做的翻译均为重译,如翻译俄国的《劲草》、波兰的《碳画》等所用的译本并非俄语、波兰语,而基本上是英译本或日译本。
鲁迅认为重译自有优越之处。他在《再论重译》一文中说,如果转译时有几种语言的版本参考,翻译时就可以当“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18)了。但同时他又认为,重译的方法只是权宜之计,“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19)。
针对当时的翻译界的抢译、乱译的不良风气,鲁迅大力提倡重译、复译。他指出:
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种乱译……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20)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的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21)
鲁迅提倡的重译、复译不仅很好地批驳了当时的胡译、乱译之风,还为提高翻译质量,普及翻译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的这些观点在我国现代译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开拓意义。
三、结语
鲁迅33年的翻译史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运用“多维度、独异性”的翻译策略,是因为他把翻译当做救治国人脑筋的一剂良方,把它用做承载思想启蒙的工具(22)。他的一切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不是单单基于文学因素的考虑,更重要是出于明确的翻译目的,使译作更好地适应各类读者,表现域外内容的需要,最终服务于社会的进步。他的翻译实践为中国的新文艺找到两条道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23)因此,鲁迅的翻译策略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取向,而且还体现了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即翻译不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联系密切,译者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注释
①④⑦(13)(14)(15)(18)(19)(20)(23)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4、364、411、365、349、534、531、275、276、48页。
⑥⑨(22)吴钧:《鲁迅翻译文学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第196、260、81页。
②Nord,Christiane.: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1—12。
③郭延禮:《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63—365页。
⑤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第231页。
⑧⑩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72、133页。
(11)(12)(17)王友贵:《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47、22页。
(16)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21)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责任编辑:绿 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