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表下的人性之书(创作谈)
时间：2021-04-18 07:56: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日常生活的隐秘结构
2001年,我开始读布罗代尔的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是一次有如长途旅行的阅读,其结果是我开始把历史纳入写作的资源。在这之前,我是一个每年生产一定数量不好也不坏的故事的中短篇小说作家,在整个九十年代,除了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
据说有三种对历史的陈述方式:事件亲历者的陈述,历史学家事后的归纳和陈述,神话化的历史陈述(柯文语)。在“神话史学”中长大的一代人,当他与过去年代里鲜活的人和事劈面相遇,怎不耸然心惊于历史的丰富和吊诡。从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土豆、玉米、小麦和手持小锄的人们的描述中,浮现出了日常生活的隐秘结构,这一结构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在那部一百七十万字的巨著的某一页上,我用一支黑色碳素笔小心地划出了这样的句子:
人的生活一大半淹灭在日常琐事中,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以来继承下来,无章无序积累,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并依然存在的往昔注入了当今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浑浊的河流泻入大西洋一样。
于是我开始了这样一项工作,把过往年代里的人和事放到日常生活的视野——经济、婚恋、疾病、血液、身体——去观照,去捕捉沉潜在历史地表下的人性的幽光。其实那个时候,学界对历史从社会、政治史向着时髦的身体学的转向已有年头了,如同特里·伊格尔顿所说,身体是一套精心设置的编码,它可以投合知识分子对复杂性追求的激情,它是文化和自然之间的一个铰接点。但陡然从小说世界中撤身而出的我对此竟然不闻不问。在我的工作手册上,这些人起先只是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等十几位民国时期的南方文人,尔后它就像一棵生长中的树,扩展到了王阳明、张岱、张苍水、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戴震、邵晋涵、袁枚、汪辉祖等明清之际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近些年我又把目光投向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锋面上的林则徐、徐继畲、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杨度、李慈铭、段光清等人。斯人已逝,而一部思想史像一条没有边界的河流总在不断的生长中,这样我就从这条大河中截取了将近五百年:从被称作“前近代社会”(沟口雄三语)的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经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大变局,一直流进了二十世纪初叶,一个现代中国。
如果有可能,我还会溯源而上,去唐朝或者宋朝旅行。
渊源
相比较习见的宏大叙事,我把我的工作界定为对一种“小历史”的书写,即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个辉煌的、沉重的、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2001年的一个夜晚,我在一张A4纸上写下了几个字:“叙事。文本·人事”。那时我就明白,我找到了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的钥匙。我对自己说,行,就这么干吧。接下去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现在看来就像知道以后会写些什么:
不应仅仅把视线局限于人际纠葛和事件的铺陈,要借用历史学家的技艺,要从地理、经济、权力结构分析、精神病理等多个层面来考察;要有小说家的警觉:历史潜行在温暖的细节里;要运用西方文论中的新批评、文本细读和关键词解读,这些看似边缘,却是进入真实的通道。运用得妙,足以呈现时代的精神和一代人的生命景象。
其实在写于1998年短篇小说《明朝故事》里,我已经让文学和历史在叙事的国度里相遇了。这个不无先锋气息的小说,通过一个青年对画道的寻找来写徐渭的传奇一生。小说的最后,我让徐渭消失在了他自己创作的一幅水墨画里。这一结尾的处理方式现在看来实在不无对尤瑟纳尔短篇故事集《东方奇观》的拙劣模仿,比如那篇著名的《王佛脱险记》。事实上,那时我还不知尤瑟纳尔是何方神圣。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在这个方向上我还乐此不疲地写过《一个雪夜的遭遇》、《三生花草》、《我在天元寺的秘密生活》等作品,里面隐约有着苏曼殊、陈独秀甚至魏晋时代的王子猷这样的人物影子。九十年代的小说家,几乎都有一种重述历史的热情,但“新历史小说”笔下的那种“历史”,只是一种让故事展开的气氛和场景,一种假想式的让人物活动的布景,就像苏童、叶兆言在《1934年的逃亡》和《半边营》里做过的那样。从方法论上看,我那时对历史抱着的态度是去解构它,现在则是要从内部去整理、去重建。无疑,解构是容易的,重建更见难度。如果这重建指向的是历史整体的庞大与神秘,则尤见其难。
说到历史写作渊源,我在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这本书中竟然找到了十多年前自己在书中做过的记号和划痕。那时,一个把小说作为宗教的年轻人,他的床头读物是福克纳、博尔赫斯、昆德拉,是约翰·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他怎么会去读这样的书?又是“历史”又是“观念”的。但我回忆起了确曾读过这本书,并在记忆的角落里找到了它带给我的迥异于小说的愉悦。事实上,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和一个优秀的史家一样,历史意识与现实情怀都应深植于心。
师承
我们了解历史,其实是建立一个自己对历史的观察的过程。一个历史阶段中,可能基于一种视角的观察看上去“真实”一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随时会变成垃圾。小说家辛格说,对事实的看法会过时,但事实本身永远不会过时。看着那些触手可及的年代和历史事件被抽象,被装订成册,被一元化,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原本新鲜的历史观察者的视角消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一种写作也未始不可以看作一场以民间性和日常化对强势话语的文化抵抗。它不可能彻底颠覆宏大叙事,但起码可以去制衡它,不让历史被一元化和公式化。在影响我的文学和历史观的读物中,有一本绕不开去的著作,这就是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1991年夏天,我从余姚图书馆蒙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了它。当时,这本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的深蓝精装封面的书还没有被任何一双手打开,它在书架上躺了将近十年似乎就是为了我那一次偶然的造访。现在,关于这本书的评述文字和模仿之作已连篇累牍,但当时我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言说发现的喜悦。
到了2000年前后,《万历十五年》这样异质思维下的历史叙事作品开始引起惊奇和欢呼。“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啊”,他们说。其实历史应该是这样写,黄仁宇只不过让史学回归到了传统,回到了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亦文亦史、文质并美的传统。
作为一个文学和历史的双重学徒,我承认还向这些人学过几招:史景迁、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被莫名其妙地被昵称为“瑟瑟”的小说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史景迁是历史学家中的普鲁斯特,尽管他写康熙皇帝自画像的《中国皇帝》未臻化境,过于蓬勃的想象力又时时溢出史料的堤坝,但他还是启发了我历史叙事应该并且可以关注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他的书常有一种电影般的特殊效果,并且在他的笔下暴力随处可见。从魏斐德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从区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那种密实的叙事和对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一直吸引着我。尤瑟纳尔从二十一岁开始就计划写哈德良了,那一年,她在创作手记中说(她写小说时总是同时写着创作手记),她生命中的一大部分时间,将用于努力去理解、然后描绘这个孤独而又与一切相联系的人。从她那里,我学到了耐心和坚韧,还有找到叙事语调的重要性。我还要提到的是我笔下的人物、我的同乡、历史学家全祖望。为了写出那些命定里的书,蹭蹬一生的他几乎把生命里所有的闲暇时光都抛在了打秋风的路上。“大家必有牢笼一切之观”(全祖望语),他使一向积弱的南方文风呈现出了坚硬的一面。
历史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历史书写就是修辞性的文学行为,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作品。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亦文亦史,介于文史之间。史学只是到了近代失去了想象的活力,兰克主义史学甚至将历史学圈定为基于可靠的官方档案的政治史。五四时期的学人傅斯年从他的德国老师那里,也可笑地提出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科学一般严谨。历史叙述需要重新拾起想象力。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关于历史想象力的一段话很精彩:
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当我们再次眺望时,船已经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想象,当我们没有眺望的时候,船在一点一点占据着两处的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Gaul(高卢)的话,我们得想象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史学以叙事为正宗,叙事就要讲究叙事策略和艺术。所以我让历史和文学在叙事的国度里相遇,这一相遇产生的意义,就是历史不再仅仅是文学要去处理的一个资源,而是文学应该面对的事物本身——过去的人和事,指向的却是当下的心灵。探究历史的真实,需要科学的精神,更需要诗意的心灵。历史真实只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
飞速变动的时代引发了双重的断裂——知识传统的断裂和人文传统的断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整个白话文规范的建立和文学程序的建立,大半都是在西方文化和翻译文体的影响下。其实,传统并没有消逝,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传统里。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传统就像一面镜子,不管我们行进到了哪里,总能照见我们“曾经是”的模样,还可以照见我们“现在是”或“将来是”的模样。
知识、人性和爱欲
《帝国的迷津》是我计划中的“知识分子系列”的第三部,也是与中华书局的第三次愉快合作。本书把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习惯上所称的晚清)知识的新旧交汇作为书写的背景。如果说《岩中花树》呈现的还是一个古典、自足、宁静的世界,那么,从本书叙述开始的时间起,随着武力撞击之下国门洞开,西学涌入,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使那时候的官员、学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量和挑战。
什么是知识?它是事物的秩序,它还意味着改变命运的力量。一百五十多年前,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从美国归来就认识到,知识的力量要远远重于财富:“知识即势力,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在美沐浴八年的现代教育,已经明显地拓展了他的心智,心中之理想既高,道德之范围亦广,使他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而在一个毫无知识的时代,一个身受痛苦与压制的人是绝不会体会他所承受的痛苦与压制的。所以他以一个经验主义者的直觉发现了知识与快乐之间的一个悖论: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果真无知的人就是快乐的吗?容闳并没有滑入到虚无主义的泥淖中去。他说,其实,这种人的人生观是卑微的,感情是懦弱的,成不了什么大事。正如什么样的体制下有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知识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知识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容闳和与他有相同经历的一代人正是这种新知识观最好的注脚。
本书的研究和描述方法,类似于瞿同祖先生所说的“行为分析”,即把那些行为放回到历史现场中去,按它们实际呈示的情形来分析和描述它。在此背景下,本书还试图从人性与爱欲这一文学与历史的铰接点上对这些人物进行个案式的描述和考察。对堂皇叙事感到头疼的读者,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写法,身体和爱欲,比之思想史的厚重,似乎更符合了这个实用主义时代的口味。
我希望我写下的,是基于人性的、体察世道人心的带着几许体温的书。
一本书是心智成长的见证。一本书同时也是我们穿过时光的安全保护证。在旧历新年前覆盖整个南方的大雪中,回想写下这本书时那些已然消逝了的时光,一个个旧日子如同此刻黄昏时分窗外飞舞的雪花重又降临,这或许就是写作带给我的隐秘的快乐了。■
责任编辑 晓 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