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鸟瞰与寻思
时间：2021-04-18 07:59: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国内商帮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其实质性展开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40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发展。作为改革开放以后蓬勃兴起的学术“潮流”， 未来的国内商帮史研究尚需在多方面深化。
关键词： 改革开放；商帮史研究；鸟瞰与寻思
中图分类号： F1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8）06002804
Abstract： The domestic study of commercial group history has had a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although 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domestic study of commercial group history has been greatly fruitful，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social history， politic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educational history， ideological history， and literary history. As an academic "trend" developed vigorously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futur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 groups needs to be deepened in many aspects.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study of commercial group history； Aerial view and thinking
一、背景
國内商帮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那时一些报刊杂志上就开始发表一些有关山西票号的文章，如20年代，马寅初先生就为《东方杂志》和《银行杂志》撰写了不少山西票号的文章。三四十年代，陈其田先生的《山西票庄考略》（1937）和卫聚贤先生的《山西票号史》（1944）先后出版，这是两部最早的山西票号研究著作；1947年，傅衣凌先生的《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发表。
但国内商帮史研究的实质性展开，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联。改革开放以后，徽商和晋商研究率先兴起，对商帮史研究起到了引领和推动的作用。1985年《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和1989年《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的出版，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促进了商帮研究热的逐渐形成。
1988年，在中国商业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吴慧会长等人倡议编写一部明清商帮的历史。1989年，在中国商业史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经过协商、讨论，成立了以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和山西省社科院院长张海瀛教授为首的编委会，决定撰写较有影响的十个商帮，并推选了各帮撰稿人。经过大家几年的努力，《中国十大商帮》于1993年由黄山书社正式出版。该书分别就明清时期山西、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徽州等十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域商帮的形成、发展、衰落过程及经营行业、经营方式、经营文化、资本流向、历史作用等进行了论述。在《中国十大商帮·前言》中，张海鹏先生给“商帮”下了一个定义：“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这也是迄今最精辟且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商帮”概念界定。《中国十大商帮》的出版，促进了商帮史研究的发展，也标志着商帮研究热的正式形成。
四十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发展。
二、数据
三、认识
对相关数据进行检索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粗浅认识：
第一，四十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成果持续增长，商帮史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无论是以“商帮”为主题进行检索，还是以十大商帮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抑或是从已出版的有关商人商帮史著作的数量来看，商帮史的研究成果每十年都呈现出几何级增长的态势，反映出商帮史研究的热度不断增强。同时，除“十大商帮”之外，进入21世纪，湖南、河南、云南、贵州、四川、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域商帮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
第二，四十年来，从统计数据和文本分析来看，国内商帮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代表性著作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三章《徽州商业资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90年代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代表性著作有：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李希曾《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和新世纪的繁荣进入21世纪后的代表性著作有：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李瑊《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黄启臣《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廷元、王世华《徽州文化全书·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刘建生《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邵毅平《文学与商人：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建生、燕红忠等《山西典商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汪祟筼《明清徽商经营淮盐考略》，巴蜀出版社2008年版；杜正贞《浙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春霞《近代浙商与慈善公益事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实龙《甬商、徽商、晋商文化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姜生《鲁商文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苏文菁《闽商文化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高春平《国外珍藏晋商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李刚、李薇《明清陕晋徽三大商帮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秦宗财《明清文化传播与商业互动研究：以徽州出版与徽商为中心》，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李琳琦、梁仁志《徽商会馆公所征信录汇编》（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马勇虎《近代徽州布商研究——以商业账簿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康健《近代祁门茶业经济研究》，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等。。这与我们党改革开放的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完善紧密相联。
第三，四十年来，政府、高校和学界，对商帮史研究价值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如安徽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的口号，并于2005年开始召开年度“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同时举办“徽商论坛”；全国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成立有商帮研究的专门机构；商帮史专业委员会是中国商业史学会最早成立的专业委员会之一；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有关地域商人商帮研究的课题也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
第四，四十年来，国内对商帮史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研究的趋势日益凸显。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来看，20世纪90年代立项的4项，都是在“中国历史”学科立项；进入21世纪共立项76项，除“中国历史”之外，还涉及到哲学、经济学、中国文学、民族学、法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体育学等众多学科。从研究成果来看，则涉及到商帮与教育、商帮与文化、商帮与政治、商帮与管理、商帮与社会治理、商帮与学术思想、商帮与文学、商帮与传统体育等众多领域。
第五，四十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徽商与晋商研究并驾齐驱，遥遥领先于其他商帮的研究，从1979年至今，近7080%的商帮史研究论著都是关于徽商与晋商的。而对“十大商帮”中的其他商帮，以及新开拓的地域商帮的关注明显不够，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四、思考
四十年来，国内商帮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人数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其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潮流”，国内商帮史研究未来尚需在多方面继续深化。
首先，商帮史的理论研究亟需加强。“就明清商帮这个大课题来看，大家还没有把个别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没有把‘帮’与‘帮’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点找出来，没有揭示出商帮的兴衰原因和活动规律，没有全面地说清商帮的活动与明清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这是25年前张海鹏先生在《中国十大商帮·前言》中所说的一段话。25年来，学术界虽然在以上方面作出了一些探索，但广度和深度不够，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次，商帮史研究的覆盖面亟需扩大。明清时期的地域商帮众多，远不止于“十大商帮”。从这个角度来说，迄今，学者们的注意力，还是仅仅放在少数商帮的研究上，而多数商帮至今仍然受到冷落。所以，我们不仅要继续深化徽商、晋商等大的地域商帮的研究，对其他较小的地域商帮的研究也应进行开拓，以扩大商帮研究的覆盖面。只有这样，才能科學地抽象出明清商帮活动的一般规律。
再次，商帮史研究的对话机制亟需建立。加强明清不同商帮研究之间的对话，以及明清商帮与近代“商帮”之间的对话，形成机制，从而推动商帮研究的持续发展。
最后，商帮通史的编写可以考虑进入议程。正如张海鹏先生在《中国十大商帮·前言》中所说的：“我们的任务是，对单个商帮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而展开对整个商帮的全面研究；否则便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或者虽见‘森林’而看不清‘树木’，而这都是我们研究中的缺陷。”四十年来，学界对单个商帮和商帮与商帮之间的比较研究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系列成果，因此，编写一部商帮通史的时机基本成熟。
责任编辑：马陵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