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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如何超越传统

    时间:2021-04-18 07:59: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陈宝良新著《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研究的对象是明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他本人坦陈主要采用一种“新文化史”研究的路径对明代士大夫进行系统的精神史分析。对于长期关注和学习陈先生系列论著的笔者来说,更深的体会是,这本书不仅是专注于明代社会史研究30年有计划地、系统推进明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之一,也标志着他构建的明代社会史研究新范式的形成。

    细数作者三十余年学术之路,可以发现一条清楚的线索,即系统研究明代整体的社会史,分别对社会史、生活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进行实证研究;他以基层社会群体为主要对象(包括儒学生员、士大夫、市民和妇女等),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剖析社会群体的文化生活;在宏观把握明代历史特征的前提下,结合不同的研究对象,把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的“活力”和“多样性”精彩呈现出来。他这部新著的研究对象士大夫群体,是中国传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对其精神世界的研究更是高难度的领域,一是士大夫群体研究的学者多,成果也丰富,创新有很大的困难,二是精神史的研究对史料、方法和理论都有很高的要求,没有长期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许多所谓的研究要么是人云亦云的炒剩饭,要么是仅仅是所谓理论和方法的新颖视角。作者挑战如此高难度选题,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它研究的内容,还是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既是作者对三十余年研究的继续推进,更是对传统的超越。

    第一,对明朝时代特征的总体把握和动态考察

    陈宝良的研究是从历史学的基础方法和理论入手,遵循历史学科的基本规律,他特别注重将研究对象(明代的社会与文化)动态地置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有明一代的大变革时序中。1988年他出版的《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最早从总体上考察明代文化历程的著作。实际上,作者会随着对明代社会生活史、风俗史、城市史、服饰史、文化史等研究的深入,对明朝的时代特征在不断探索和分析,强调研究对象的时代属性及其变化。

    作者对明朝时代特征的强调,不仅是因为研究对象历时性的重要,还因为明朝确实是个大变革的时代,变革时代的社会史必须呈现多样的面相。余英时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之一”(见《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导论”)。《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是作者二十余年对明代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的总结,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分别简洁概括为“转型”和“变迁”,强调的都是“变化”。社会在变,文化在变,士大夫群体也在变,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在变化。只有关注到时代的变化,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真谛。《明代士大夫有精神世界》一书,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变”。

    第二,对群体史的系列考察,让士大夫“精神史”的研究水到渠成

    社会史如何研究?自然是见智见仁的事情,陈宝良的研究建立在对系列的社会群体史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对明代社会各群体的分析,再进入精神史的领域。

    作者对明代社会群体的关注始于本科阶段,有志于明史研究的他由顾亭林(炎武)的三篇《生员论》引发兴趣,把明清之际读书人的结社等作为研究的起点,完成了《复社的起源及其流变》一文。此后,他又对整个明代的结社、结会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完成了《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一部典型的明代基层群体史的专著,关注的是偏重下层生员群体的诸面相,尤其是社会、文化与精神生活等。同期完成的《中国流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同样是一部重点关注明代下层群体生活的论著,该书的“流氓”并不等同于今天人们理解的品德道理败坏者,在古代主要是泛指士、农、工、商之中不安于本业、游手好闲的“无籍之徒”,其中相当大的群体是未能入仕的儒生。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美国、法国、韩国等被列为专业研究的参考书,可见影响之大。此外,他还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完成了《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版) ,对明代各阶层妇女及其婚姻、家庭、财产、生育、礼仪、风俗、服饰、社交和才艺等进行研究,填补了明代妇女史研究的诸多空白。

    他对士大夫群体研究的代表作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全书对明代生员层进行了多层次地实证考察。上编关注了尝试向上流动的儒学生员群体,故以明代的学校和科举制度为切入,研究了生员的产生、类别、在校生员的学习及考核,以及生员的仕进之途。下编重点关注了向下流动的儒学管理,主要从社会史的视角,分析职业流动之下的儒学生员,在失意科场或仕进无门之后的社会流动,特别关注儒学生员在基层的社会角色,诸如本业治生、参与政治、无赖化现象等,多角度、动态地呈现有明一代地方社会中儒学生员的地位。

    第三,竭泽而渔,超过传统的“新文化史”研究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书后,附录有大量的参考文献,从第549页到581页共计33页,约700种文献。参考文献中的“古代典籍”占20页,以明人文集、笔记和小说类史料为主。研究明史的学人都知道,明人文集和笔记小说数量大,版本复杂,内容庞多,质量良莠不齐,阅读和使用都颇为不易(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陈宝良从本科阶段就开始阅读这类文集,抄录史料的“软皮本”有数百册之多。记得81.5万字的《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出版后,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的高寿仙曾发表书评,在称赞陈宝良“文章不写一字空”的扎实学风和严谨态度之后,也建议能他“提供一份引用书目”,因为他引用的文献太多了(高寿仙《〈明代社会生活史〉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11期)。陈宝良后来与我们聊天时解释说,一是当时出版社没有做要求,二是书本来就太厚了,征用文献有1000余种,都加上就更厚了,只好割爱。

    陈宝良师从北师大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前辈学者多赞誉顾先生是竭泽而渔的苦行僧学者,陈宝良也秉承了先师的治学风格。作者首先以实证为基础,对史料的阅读和使用上要做到竭泽而渔。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研究,他先要结合政治、制度、经济以及时代背景等因素做综合分析,再进入“精神史”层面的研究。作者这样的治学风格,是传统实证之法研究社会史的典范。

    笔者之所以认为《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是超越传统的新典范,一是作者对社会史研究在精神史领域的突破和超越,二是他把專注传统与“新文化史”相结合,实现了社会史研究在方法上超越。对精神和精神史的研究,他认为固然需要从经济与社会地位入手,但想要深入剖析,就必须遵守思想与社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亦即精神史的研究方法”。该书从新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从君子、小人之辨,出处、仕隐的困惑,忠孝节义的两难困境,生与死的抉择,雅俗之辨及其互动等多个视角,通过思想与社会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亦即从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去阐释明代士大夫的知识与行动。这无疑与以往的研究过于偏向“观念史”不同,而是希望在政治史、教育史、地域研究等领域的交互关联之下,重新诠释明代思想史的实际动态。这种精神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士大夫的精神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陈宝良:在社会变迁中理解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采访人:徐添,《东方历史评论》2017年4月12日)

    “新文化史”兴起较晚,大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则更晚。陈宝良能够把中、西两种不同的社会史研究的方法精当地融为一体,首先与他的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著作被翻译多国语言,他在海内外学术界也有广泛影响。《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书征引的日、美、法、俄(苏联)、德等国学者的外文文献计有37种。正是在他大量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传统史学的研究风格,凝练出自己对“精神史”研究的新路径。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是作者在传统实证之学的基础之上,既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研究,以“中国中心观”研究中国的社会史,又能够以全球化的眼光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这使得作者走在社会史研究的前列,站在了明代士大夫群体研究、精神史研究的前沿。作者步步为营、超越传统的社会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新境界和新范式。

    (作者简介:彭勇,河南夏邑人,1970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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