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42年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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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3—1942年，由于盛世才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制定并颁布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加上当时时局的渐趋稳定，同时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新疆地区的教育事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的基础上也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学校教育的兴办，受教育人数的增加，教育经费的大量投入，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因而这一时期的教育事业成为近代新疆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
关键词 盛世才 新疆 教育事业
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6-30
1933年，“四·一二”政变结束了金树仁对新疆的短暂统治，盛世才登上新疆历史舞台。由于盛世才早年的经历以及新疆特殊的地位，使他认识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加之中共应盛世才邀请派遣大批党员进疆，推动了新疆社會发展。本文就盛世才主政时期新疆教育事业发展的背景、贡献及影响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1933—1942年新疆教育事业发展的背景
1.趋于稳定的政治局。1933年4月12日，由“都署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利用‘归化军’发动的军事政变”[1]，推翻了金氏政权。政变成功后，政变当局自觉难以控制这一局面，遂请盛世才出面控制局势。此时的盛世才经过三年的“韬光养晦”，已然成为新疆政坛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成立了新政府，进而成为了新政府的最高统治者。盛世才掌权之初，新疆政局动荡，战争仍频，经济凋敝。为了巩固政权，盛世才作出了亲苏的表示，得到苏联的支持，在其政治、军事的帮助下统一了全疆。为了促进新疆地区的发展，1936年盛世才政府在苏联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使人耳目一新的“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建设、和平等六方面的措施，从而使政治局势趋于稳定。
2.盛世才对教育的重视。盛世才主政新疆后之所以大力发展新疆文教事业，一方面取决于新疆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和盛世才早年受教育经历密切相关。在成为新疆督办后，为使其统治的新疆发展更加稳固，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多有建树外，对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首先，在两期三年计划中制订了相关的教育规划。1936年开始，新疆制订了第一期三年计划，并把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其基本内容之一。该计划制订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新疆文化教育的基本任务，从而扩充教育行政机关，促使各地区建立、健全教育局、教育会，完善教育法令及标准，严格编译教科书和规范使用制度，“教育经费每年支出占全疆收入25%（实际执行为7.2%）”[2]4459。1939年，新疆省政府又制订了第二期三年计划。两期三年计划不仅为新疆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划了蓝图，而且为新疆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次，新疆省教育厅关于教育问题召开了两次行政会议。1938年10月，省教育厅召开第一次教育行政会议，确定了新疆抗战建省时期教育事业的基本方针，并结合全疆地方特点，主要突出对国防教育、团结教育及大众教育的建设。1940年8月，教育厅召开全省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会议上通过了5项、33条决议案，进一步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盛世才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政令、法规。其中，新疆省政府在1935年8月颁行了《新疆省义务教育委员会大纲》和《新疆省各县义务教育委员会组织大纲》；1938年9月又颁行《新疆省小学暂行法》；省教育厅也先后颁行了《新疆省小学校行政组织标准大纲》、《各族小学课程标准表》等。这些政令、法规基本上覆盖了各类教育，其颁布实行便于行政指导，为新疆教育事业各方面工作确定了实施方向和具体内容。最后，创建了新疆省教育研究会。1935年，新疆省教育厅成立了新疆教育会，制定了《新疆教育会研究组织条例》。1940年1月颁布了《新疆省县教育研究会标准简章》。
3.中国共产党对新疆教育的支持与帮助。当时在新疆教育系统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有27人，主要有徐梦秋（1943年叛变）、林基路、李云扬、朱旦华、曹建培等人。同时，大批的国内著名爱国学者也不辞辛苦来到交通闭塞、环境艰苦的边疆，例如全国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就曾“三渡天山”到过新疆，采取了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杜重远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后，努力扩充师资队伍，求贤访友，聘请教师。同年春就有一批知名人士来疆，如沈雁冰、张仲实、史牧、萨空了、高滔等。此后，还有大批的文化名人陆续来疆，积极投身于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1933—1942年新疆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1.中小学教育。盛世才政府很重视小学教育的发展，截至“1942年全疆共有小学7091所，在校生71.26万人，比1934年增加了2.7倍，小学的教育经费达282.299万元，比1934年增长了2.4倍”[2]4458。1936年至1942年，在这两期三年计划中，新疆全省公立中学的数量和在校生的数量就增加了四倍。1937年，经省教育厅批准，增设塔城中学、伊宁中学，到1941年末，全疆中学的设备费65.3万元，开支建筑费62.3万元。而此时，在新疆有着让全国其他地方的学生非常羡慕的一点就是，完成小学义务教育后进入中级以上学校的学生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食、穿、书籍、零用费等供给，这在当时是全国各地唯一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低收入家庭和农牧民家庭子女能接受中等以上教育。
2.高等、师范教育。为适应新疆形势发展的需要，1934年12月，经省政府批准，时任院长何语竹将俄文法政学院改为新疆学院，并由何语竹担任新疆学院首任院长，新疆学院成为新疆省唯一的高等学府。1935年1月1日新疆学院正式成立，至1944年间曾先后成立政经、教育、法律、文史、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农业专修科，形成五系一科七班的综合性学院，并设立高等中学部。为培养师资队伍，省政府在伊宁、喀什、阿克苏等地设置简易师范，在和田、阿山、阿克苏、喀什、伊犁、焉耆等地区创办教员培训班，此外，还大量增加师范学校班级。
3.职业、妇女教育。“1940年新疆共有6所职业技术学校，共计16个班531名在校学生。”[3]1944年新疆先后在伊宁、塔城设立职业训练班，并在迪化、和田、阿克苏、喀什设立初级职业学校，开办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在校生358人。1934—1940年共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884名。同样，新疆省政府对妇女教育也十分关注，在办教育时格外注重女子教育的发展，以打破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调动女子学习的积极性。1933年7月，首先将迪化县立小学改为省立女子学校，后相继建立初中、师范、职业、小学四部和民众学校，1937年9月，又将女子学校改名为省立迪化女子中学，增设了高中班，并于1942年9月创办大学部。1943年3月，再次更名为新疆女子学院，开设教育、妇女、文学、医科等专业。“据1942年新疆省教育报表，全省小学就读女生59294名，占总数21.6%；中等教育在读女生1094名，占总数27.8%，女子中学在校生833名，接受职业教育女生870名，全省公立、会立民校女生49339名。”[4]
4.少数民族教育。首先，1934年8月省政府成立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全省文化促进会数目：维吾尔文化促进会，除总会外，共有18个区分会，41个县分会，23个乡村支部；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除总会外，共有5个区分会，8个县分会；回族文化促进会，除总会外，共有3个区分会，14个县分会。此外，在伊犁地区有塔塔尔文化促进会、归化族文化促进会、锡伯族文化促进会、索伦文化促进会以及蒙古族文化促进会。”[5]其次，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教育部门组织专门人员编写、出版适合各少数民族使用的教材。“据不完全统计，新疆1941年出版汉文课本189203册、维吾尔文课本81910册、哈萨克文课本15454册、蒙古文课本12421册。”[6]1938年10月，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在省教育厅主持下召开，指出了少数民族教育中特别注意的地方，尤其是民族语言的教育。最后，注重调整各类各级学校教育规模，突出表现在扩大民族学校和民族班的数量上。1938年新疆全省在校生达到14.33万名，其中维、哈、回、蒙等文化促进会创办学校1840所，在校生105087名。特别要指出的是1940年新疆学院教育系创办维吾尔族班，并于次年农牧系预科班中又招收畜牧、兽医、水利等4个民族班。
5.留苏学生教育。30年代中期，新疆省政府开始大规模向苏联派遣留学生。选派的留苏学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攻读行政法律专业；另一类主要学习农业、畜牧、医学等技术性专业。自1934年开始，盛世才政府前后共选派三期留苏学生，这三批留苏学生除了一部分进修畜牧、兽医、农机、水利等专业外，其他主要以培养少数民族骨干为主。1936年到1938年间，这三期留苏学生集体回国。对回国后的留苏学生，盛世才采取不同的安置办法，使其充分发挥各自留学期间学到的本领积极建设新疆，使这批留苏学生为当时新疆的发展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1933—1942年新疆教育发展的贡献
1.巩固了新疆政治、经济的发展。程东白认为：“教育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亦可以说教育是经济与军事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须以发达经济，增加武力，为我们教育的方针。”[7]教育的发展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同样教育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政治、经济的走向。
盛世才主政新疆之初，为整顿新疆社会，巩固统治， 大力发展政治、经济、文教事业，制定了诸多发展措施。在经济上力主发展农、工、交通、畜牧业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了掌握新技术，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或赴内地进修，归来后为新疆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在政治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扶植反帝会，培训政治干部。虽然反帝会发展到后期成了盛世才巩固统治的一个工具，但它在其统治前期也是一个进步组织，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通过反帝会盛世才还开办培训班，专门培训政治干部并亲自给培训人员上课。在各类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对物质文化水平的要求有一定的提高，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从而促进了新疆政治、经济的发展。
2.促进了新疆社会“文明开化”。由于新疆远离内地，通讯不便，加之新疆自古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受民族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外来文化一时较为难以接受，久而久之使得新疆文化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内地。为此，历史上新疆的统治者们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如废除落后制度、颁布法令、开设学堂、引进人才等，但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政局更替等方面的影响，教育发展往往半途而废，各项政策的实施也总是“浅尝辄止”，一时很难起到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
1933—1942年间，由于执政者重视、时局稳定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蔚为壮观。例如，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在女性同胞中得到积极响应，既提升了婦女的社会地位，又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教育规模的扩大使得知识分子比例逐渐上升。各类教育的开展，不仅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和平共处。同时政府从内地招聘教师扩大师资队伍，大规模开办学校，逐步减少了新疆地区的文盲比例。对留学生的派遣更是让深处祖国腹地的学子可以“开眼看世界”，既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又有利于社会发展。
3.协调了新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哈萨克族等等。少数民族受历史影响都有众多的封建礼教，比如禁止异族通婚，排外思想浓重等，各少数民族间往往会出现诸多矛盾。基于这种特殊情况，历届新疆政府都很重视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各民族和平稳定可谓是建设新疆的先决条件。
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开通民智，对历史上保留下来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保留其宗教信仰、民族风俗的基础上，逐渐放弃了落后的陈规陋习，开始接受科学教育的熏陶，打破了各民族间沟通的障碍，实现了少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正如前文所述，新疆地方政府为促进各民族进步与发展，广泛成立各民族文化促进会，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差异组织编写出版各种文字的教材，同时扩大少数民族教育规模，以此缩小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促进各民族和平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