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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1978年间的文学批评流变

    时间:2020-11-21 07:56: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1976年10月,“四人帮”下台。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开始了一场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持续至1978年底a。文学界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起到了先锋作用。由阐释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开始,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批判运动过程。考察1976-1978年的文学批评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可以发现,如同政治上对“四人帮”的性质定位经历了一个从“极右”到“极左”的转变一样,文学界对“四人帮”的性质定位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漂移和转变,最终落脚于批“左”的价值立场,这对后来“新时期”文学批评有着深刻的影响。

    《人民日报》描述当时的形势:“一个愤怒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b“愤怒”——几乎可以作为理解当时社会情绪和批评风格的关键词,此时的文学批評大多以文学话题为切入点,抒发了作者们的“愤怒”之情,文学批评也成为了社会情绪的发泄口。而在起初阶段,这种批判由于缺乏理论深度和官方主流话语的明确引导,呈现出为“四人帮”各自歧义“定罪名”的倾向。文学批评最早是将“四人帮”定性为“资产阶级”,他们的罪行是“复辟资本主义”。

    电影《创业》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肯定批示,在当时是作为不可撼动的正面样本被文学界广为推崇。“四人帮”“扼杀”《创业》、“抗拒”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的行为,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以实现其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c为了突出文学界与“四人帮”的敌我矛盾,党报文章描述“四人帮”的行为时,指称他们“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取代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大放资产阶级毒草,压制无产阶级的香花”d。可以发现,“四人帮”首先是作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被批判的,一旦将“四人帮”钉在“资本主义”的“耻辱柱”上,就把他们打成了革命事业的最大敌人。

    此时的文学批评观念中,“文艺舞台从来就是两个阶级争夺的阵地,两条路线斗争的战场”e。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仍然占据主流,这也就可以理解,把作为革命敌人的“四人帮”定义为“资产阶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而在党报的文学批评中,一时出现了诸多“四人帮“”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铁证”f,如电影《海霞》、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歌剧《洪湖赤卫队》、豫剧《朝阳沟》、现代京剧《龙江颂》等,这些“文革”时期曾受到批判或被禁止创作、传播的文艺作品的“悲惨”命运,都成为论证“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罪行的有力论据。

    除了以具体的作品为案例来给“四人帮”作“资产阶级”定性之外,在广泛的“群众运动”大潮中,批判“四人帮”逐渐进行到了深挖“四人帮”的个人历史和“阶级出身”,将1949年前的“往事”重新揭出论证其“资产阶级”的性质。比如对张春桥在30年代参与复兴社、抵制和破坏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罪行”的重新发现,并且列举出张春桥当时所写的多篇文章,彰显了他的“反革命面目”,最终证明“四人帮”罪行的实质是承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g。披露出三十年代江青曾经扮演《赛金花》中的“九天护国娘娘”,还主演了《狼山喋血记》等带有个人崇拜倾向的作品h。又如上海师范大学批判组揭露了姚文元和姚蓬子的“反革命父子”关系,指认其“出身反动阶级”、“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时互相掩护”、“吹捧《水浒》”、“美化投降派宋江”i。这些都是通过阶级出身论而深化了“四人帮”的“资产阶级”性质定位。

    党报的文学批评对“四人帮”的批判和定位的“愤怒”局面持续了大约半年。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的召开,最高层发布了对“四人帮”性质的地位,其中对于“四人帮”在文化领域的“罪行”也有专门说明。在华国锋所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谈到当前的形势与任务时,明确提出谴责“四人帮”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j。这种说法表达了当时官方意志对“四人帮”在文艺界的评价,有统一认识的引导意图,把“四人帮”的性质定位为“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但当时将这一理论进行具体分析和论证时也出现困难和矛盾之处。

    1977年4月,针对“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批判,党刊《红旗》杂志发表了较为具有理论深度的文学批评,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罪行”尝试着作出完整系统的概括,提出了“四人帮”的文艺路线是“极右”的路线。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较早地对“四人帮”进行“左”“右”定位的文章。它对前一段时间文艺界的批判运动作出了阶段性总结,试图把同时期的党报党刊文学批评的理论思考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文章中,“四人帮”的文艺路线被定位为“他们极右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目标”。之所以是“极右”路线,因为“它右就右在要把党的文艺事业,变成反革命行帮的事业,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k尽管这篇文章从立论到论证都下了很大功夫,理论性也比较强,但仔细分析它的观点和论证方式,却可以发现一些较为明显的矛盾。

    在分析“四人帮”的文艺路线时,文章从三个层面入手:文艺路线的目标、文艺路线的具体操作方式和文艺路线带来的结果。然而,从这三个方面的具体论证来看,能得出“四人帮”的文艺路线是“极右”结论的,似乎只有其文艺路线的目标可以满足。因为“四人帮”文艺路线的目标,被论定成反对毛主席、“反革命”、“篡党夺权”。但是从文艺路线的具体操作方式和它所带来的结果看,最多只能得出“专制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结论,并没有“右”的可靠证据。

    与此同时,论证“四人帮”的文艺路线目标是“极右”也遇到了一个较大难题,就是“四人帮”在推行其文艺路线时,所打的旗号是“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口号明明是“左”的,却因何说成是一种“极右”路线?这就要费一番理论功夫了。但文章却只说它是“别有用心”,是“打着‘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所列举的便是“四人帮”压制了“毛主席称赞过的影片和戏剧”,“合他们意的,就捧之上天,不合他们意的,就踩之入地”。这样推导出的结论仍然是“专制主义”的问题——“极右”的称号只是一种定罪的“标签”,这跟政治学上的政治派别或政治路线的“左”“右”没有关系。而给“四人帮”贴上“极右”的标签,实在是有一些勉强,更像是一种维持阶级斗争思维惯性的、过于简单的权宜之计。这也为之后对“四人帮”性质定位的转移埋下了伏笔。

    这种分析“四人帮”文艺路线“极右”性质的文章在当时不在少数,有的还从具体的文艺理论入手分析“四人帮”的“极右”性质。“根本任务论”是当时广受批判的“四人帮”文艺理论之一,有文章便从“四人帮”提倡的“塑造典型”来分析其“极右”性质。“根本任务论”强调的是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同样是打着“左”的旗号。此时的文学批评文章着力论证“四人帮”提出这种理论的动机是“右”的,而且对文艺造成了不良结果,推出这个理论的实质也就是“极右”l。按照当时的批评思路,对待“四人帮”的文艺路线或文艺理论必须把动机、内容和结果加以分割。结果是恶性的,动机就该是“右”的,应将其定位为“右”;至于具体的路线或理论内容、包括动机,只能从“右”的结论加以倒推。

    基于这样的问题和矛盾,一个特殊的提法——“假左真右”成为一段时间内的定位基调。“假左真右”的说法也充分证明了,“四人帮”文艺理论中“左”的部分已经被批评家或主流话语意识到了。

    至于“左”和右的确定含义,当时并没有明确理论界定。关于革命事业中“左”和右的错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经做过阐释,在他的理论中,政治实践和革命行为必须与相对应的历史现实保持一致,如果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左”或右的错误。

    “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放在现在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m

    因而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左”和右的偏差的共同性,就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n。这是从动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判断的,这两种错误都可以产生相同的后果,就是会危害革命事业。当时文艺界对“四人帮”的批判以及对其“左”或右的性质的分析,大致不外于此。

    随着文艺界对“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不断深入批判,认识到“四人帮”文艺理论的复杂性和批判“四人帮”文艺理论的难度,对其“假左真右”的性质分析逐渐深入,有了更加富有思辨性的结论。已经明确意识到,“四人帮”的文艺理论,“不是胡风和资产阶级右派一套的简单重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敌人的进攻一般都是直接以右的面貌出现的,我们揭露得比较充分,他们那一套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也比较容易识破。”与“文革”前的“右派”们比起来,“四人帮”“改变了斗争的策略”。批判“四人帮”文艺理论的难点在于:“他们既不像胡风那样,公然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污蔑为‘五把’理论‘刀子’,也不像某些右派分子那样,把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攻击为‘教条主义’,而是继承林彪假左真右的衣钵,……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加以反对。这就造成了理论上和路线上的极大混乱。”o这种“理论上和路线上的极大混乱”,挑战着当时文学批评的解释能力。文学批评界提出了毛泽东关于反右必须防“左”的指示。把“四人帮”造成的这种“混乱”,归结为“践踏了毛主席制定的正确开展思想斗争和文艺批评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把思想斗争和文艺批评引向了‘打倒一切’的邪路。”因为“毛主席尖锐地批评过那种从‘左’的方面反对‘双百方针’的教条主义倾向”,所以尽管仍然是“假左真右”的性质定位,实际上文学批评已经意识到了“四人帮”的文艺理论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一系列“错误”文艺理论与之前的被认定过的“错误”理论相比的特殊之处,不是别的,就在于其“左”的方面p。

    当时整体的社会思潮其实都逐渐意识到了“四人帮”“左”的一面,“凡是派”依然延续着“左”的思路,势必不可能将全社会的大批判运动引导至批判“左”的错误上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全社会开始形成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自有渊源q,就近而言,邓小平在“文革”期间1975年恢复工作时就已经提过,只是在那时的历史背景下受到了“四人帮”所代表的主流官方意志的压制r。

    关于“四人帮”“左”的“危险”性质的讨论,在1978年上半年的社会思潮中已经出现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疑问——“右倾始终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吗?——在党报的话语体系里也被公开提出。疑问主要是针对于“一些人被搞得分不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是带引号的左即极‘左’,什么是假左真右,甚至连社会主义时期还有没有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也怀疑起来了”s。而关于文艺事业的讨论,当时也是顺应了政治思潮的趋势,针对如何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党报的文章表示:“需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而当务之急是要批判‘四人帮’的假左真右。”t并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他们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头上,戴上‘马克思主义’的金盔”。

    以历史发展的走向来看,对于“四人帮”的批判思考和分析走到这一步,即看似极“左”,实则“封建”、“专制”,似乎已经接近了问题的“答案”。或者说这样一种判断的路数和理念在此后逐渐得到了进一步张扬和发展,形成了一条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线索。这样的分析和判断也为“解放思想”的大潮和整个80年代兴起的“新启蒙”思潮作了有效的铺垫,“启蒙”反对“蒙昧”、反对“封建”,而批判“四人帮”在这里则首先触发了对“封建”的斗争机制。在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中,“四人幫”因为是“右”的代表成为了阶级敌人,而在“解放思想”的模式中,“四人帮”也被转化成了“封建专制”的代表,继续作为路线斗争的敌人。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发出号召,“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u。一时之间,文艺界直接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数量减少,对“四人帮”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分析也暂告一段落。

    但在政治上批判“四人帮”运动的段落结束,却并不意味着极“左”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已经得到清理。用时任中国作协主席茅盾的话说,“现在‘四人帮’彻底打倒了,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却远未肃清”。v这时为了提倡文艺领域的“双百”方针,所要反对的是“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由此可见,文艺界从批判“四人帮”已经逐渐转向了批判更为抽象化、更为理论化的极“左”路线。“四人帮”这一实体的客观对象,在文学批评中的主角位置已经被“左”的理论错误所代替。

    1979年初,周恩来在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重新在《文艺报》、《红旗》杂志等刊物发表,掀起了文艺界一轮学习周恩来讲话的热潮。重新刊发历史文件,往往是出于对当下现实状况的需要,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缺少理论创新的资源,其二则是因为当时的理论创新需要从以往的理论资源中获得政治正确的支持。周恩来讲话的重新发表,正是出于清理文艺界“左”倾思想的需要。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时期,“重新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重要讲话,对于解放我们的思想,解放文艺的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兴旺,使文艺更好地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具有重大的意义”。细读文章可以发现,重新引入周恩来1961年的讲话,是为了把批判极“左”的线索上溯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时期,从而进一步挖掘“左”的思想根源而加以批判。把当时批判极“左”文艺路线的现实行为与共和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纠正错误倾向的斗争”相接续,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文艺界反“左”的歷史轨迹w。这就使得当时的反“左”不仅有了现实层面出于建设现代化需求的合理性,更论证了反“左”的历史合法性。因为在有的人看来,“文艺界缺乏民主的情况是从一九五七以后逐步形成的。当时有一种风气,就是一来就‘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x,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是延续了这样的“传统”。

    尽管在追溯历史的时候格外强调“对搞‘左’的人要具体分析。一种是好人犯急躁、盲动的毛病,一种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这很明显是要在清理“四人帮”的同时,团结更多的文艺工作者。但是,这样的结论已经形成:“左”的错误危害由来已久,只是过去没有“四人帮”所做的那样严重,但这条“左”的路线确确实实存在,并且极大地危害了文艺发展。曾经对它的斗争没有彻底执行,如今必须重提反“左”,才能最终实现文艺的“社会主义民主”。显然,反思到这个程度,“四人帮”已经不再是批判的具体重点,一种“左”的历史传统,成为亟待清理的负面遗产。

    重刊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清理“左”的错误倾向,梳理出一条反“左”的历史脉络,有着很明确且强烈的现实关怀,目的是为了繁荣当下的创作状况。周恩来的讲话,成为“进一步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指路明灯”y。党刊《红旗》杂志的文章在这个时刻深入地反思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追溯历史,文章指出“极左路线的统治下,重政治轻艺术的错误倾向流毒当时的文坛”,当下“用政治代替艺术的现象依然存在”。文章犀利地指出了当下一些以“四人帮”的理论思维来批判“四人帮”的现象:

    “比如,有的同志错误地认为,‘三突出’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突出’的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英雄’,如果是‘突出’斗‘四人帮’的英雄,还是可以的;‘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的主题和路线都是错误的,如果是革命的‘主题’,还是可以‘先行’,如果是正确的‘路线’,还是应该从那里‘出发’的。于是,有的作者把原来‘写走资派’的作品动一动‘手术’,摇身一变,就成了‘批“四人帮”’的作品。……还有些作品仍然存在图解政治概念,离开故事情节直接向读者大段大段地说教的现象,等等。”z

    文艺作品“图解政治概念”,这是极“左”文艺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左翼文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萌发开始,就一直伴随着类似的批评声音,中国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必须时常与这种批评相辨析,来确认自己的理论位置。而对于这一理论问题争论尺度的把握,在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也时常变化。不难看出,在1979年的党刊上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也说明了当时在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内,文艺理论界反思极“左”文艺理论已经达到了一定深度。

    由批判“四人帮”开始发展而来的批“左”,成为之后文学批评的一种内化了的价值立场。在批“左”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文学“新时期”的构想一点点丰满起来。《人民日报》在1979年上半年,先后发表了以“批透极左路线 贯彻‘双百’方针”为总题的五篇评论员文章。对于当前状况的判断,认为“在文艺问题上还是抠得太死,限制太严,而且还有棍子”,大声的鼓与呼,目的就是要“真正使我们的文艺战线活跃起来”@7。整体目标明确之后,接下来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阐发了主流话语的内涵:提倡“放”与“争”,“一要充分保证人民内部各种不同意见和各种作品的发表;二要积极展开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和各种不同题材、体裁、风格的创作之间的竞赛”@8;摒弃“题材决定”论,创作题材方面要突破“禁区”,“放开手脚,大胆去写”@9;思想内容上要创新,艺术形式上也要创新#0;“文艺战线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要“让文艺工作者如坐春风”#1。批“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总结起来大致就是要解决创作思想、作品题材、艺术形式和知识分子政策这几方面问题。

    从批“四人帮”到批“左”,留下的精神资源和理论资源在之后的文学批评发展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文艺界之后对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的批评,就是把它定性为“散布极左思潮”,并明确表示“决不让‘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借尸还魂”#2。直至后来对《时代的报告》这份“左”倾文学刊物的批评和处理,也是批“左”路线的继续和批“左”思想资源的利用#3。

    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曲折和反复,考察文学批评的历史可以得知,批“左”的价值立场本是由“左”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方式中得来,这也就造成了“新时期”对于“左”倾思潮的批判呈现出较为混乱和复杂的面貌,以及常常是价值理念模糊、游移,批“左”还是批右、“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常表现出翻烧饼的两面性。因而即使在批“左”思潮的触动下,文学批评有了极大的活力和自由的空间,同期的政治画外音仍然不可忽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批评仍然像是一种“政治批评”。

    【注释】

    a 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b北京市文化局评论组:《围绕电影〈创业〉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976年11月5日。

    c洪广思:《“四人帮”扼杀〈创业〉说明了什么?》,《解放军报》1976年11月7日。

    d北京市文化局评论组:《围绕电影〈创业〉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976年11月5日。

    e新华社:《扫除“四害”〈园丁之歌〉获新生》,《人民日报》1976年11月10日。

    f北京电影制片厂《海霞》摄制组:《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铁证——接发批判“四人帮”未交电影〈海霞〉的罪行》,《人民日报》1977年2月27日。

    g国家文物局理论组:《三十年代的张春桥》,《人民日报》1977年4月29日。h万弓:《旗手是假扒手是真》,《解放军报》1976年12月12日。

    i上海師范大学批判组:《衣钵相传,同出一源从姚文元与姚蓬子反革命的父子关系看他的反革命嘴脸》,《人民日报》1977年5月11日。

    j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

    k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批判组:《革命文艺是党的事业,不是行帮的事业——评“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极右实质》,《红旗》1977年第4期。

    l陆贵山:《从塑造典型看阴谋文艺的极右实质》,《人民日报》1978年2月15日。

    mn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1-272页。

    op安徽师范大学理论组:《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不容伪造》,《人民日报》1978年4月11日。

    q参见[美]威廉·A·约瑟夫所著的《极左思潮与中国(1958-1981)》,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书中系统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三次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r如《人民日报》1976年3月4日发表新华社记者文章《资产阶级在哪里进攻,无产阶级就在哪里战斗——首都革命文艺工作者反击文艺界的右倾翻案风》,对于电影《春苗》等文艺作品是“极左”文艺的指斥,在当时被定性为“文艺界的右倾翻案风”。

    s徐崇温、袁淑娟:《“右倾始终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吗?》,《解放军报》1978年5月23日。

    t沈明:《谈谈调整党内文艺政策》,《解放军报》1978年6月2日。

    u《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v 《坚决贯彻“双百方针”认真实行文艺民主参加〈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的同志认真讨论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4日。

    w本报特约评论员:《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民主——学习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2月20日。

    x江丰:《文艺需要民主》,《人民日报》1979年2月20日。

    yz智杰、臻海:《肃清极左流毒繁荣文艺创作——学习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红旗》1979年第4期。

    @7本报评论员:《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1979年5月21日。

    @8本报评论员:《“放”与“争”——再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1979年5月28日。

    @9本报评论员:《放开手脚大胆去写——三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1979年6月11日。

    #0本报评论员:《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四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1979年7月2日。

    #1本报评论员:《让文艺工作者如坐春风——五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1979年7月16日。

    #2周岳:《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人民日报》1979年7月31日。

    #3有关《时代的报告》的情况,请参见拙文《一份刊物的浮沉——〈时代的报告〉从创立到停刊(1980-1983)》(《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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