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亚早期神话与神兽艺术
时间：2020-05-05 08:00: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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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丝绸之路上的很多艺术造型图案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的种种造型，也和西亚两河流域诸古老文明有关。本文以西亚早期神兽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文化内涵和艺术造型为视角，对西亚早期神兽艺术进行阐述。
［关键词］西亚神兽；造型艺术；动物崇拜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05-06
西亚地区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那里孕育了伟大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尘封着众多鲜为人知的遗物和遗迹，其璀璨的文明深深影响了赫梯、希伯来和希腊，也为西方文明提供了源泉。近现代考古学家不断探索，使得这些伟大宝藏重见天日，其光辉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西亚早期文明与艺术中，神兽艺术可谓独树一帜，巴比伦史诗《恩努玛•埃利什》记载了史上最早的神兽。古代人民以原始宗教为依托，以古代神话母题为原型，凭借高度发达的雕刻技术，创造了感人至深的艺术造型，展现了早期西亚历史、文化与艺术的生动画面，掀开了神话题材艺术的序幕。此后数千年的西亚艺术，神兽形象及其故事场景反复出现，且影响了整个丝绸之路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古代艺术造型。
人类早期艺术并不是以独立的文化现象存在的，而是和宗教、政治、人民生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多时候，艺术是作为一种宣传媒介或是记录方式而存在，反映着原始巫术宗教所要传达的信仰和各民族的文化特点。西亚早期艺术亦是如此。从原始公社崇拜时期开始，苏美尔的一些神就以兽为形，兽形神被赋予图腾色彩的动物崇拜，同母神崇拜、自然崇拜一样兴盛不衰。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巴比伦王国蔚然兴起，巴比伦城邦的守护神马尔都克遂升格为神殿之主，《恩努玛•埃利什》记载的众神大战反映了古巴比伦政权合并以及神学思想统一的史实。伟大史诗的众神大战场面及其附属造型艺术充满了各种神兽形象，它们如同镶嵌在晴朗夜幕中的繁星，神圣而璀璨，散发着令人痴迷的神秘光辉。
本文所讨论的神兽艺术的时段上限从苏美尔时期开始，下限至公元前538年新巴比伦灭亡止。
一、以鱼为主体的造型艺术
西亚地区濒临波斯湾和地中海，内陆地区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河流与湖泽。鱼类造型不可避免地在人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据新巴比伦祭司贝鲁苏斯的三卷本《巴比伦——迦勒底史》记载，一个来自深海名叫俄安内斯的半人半鱼领袖开创了苏美尔文明。[1]苏美尔人供奉俄安内斯为始祖，其形象在圆筒印章中出现甚多。在古巴比伦故事里，水星与智慧之神埃阿的形象是一人身鱼尾男子，[2]显然与俄安内斯相似，在文化属性方面，同样“埃阿赋予君主、匠人以智慧，授予人类以文化和艺术”。[3]另外，巴比伦经常会在重要庙宇地基下埋葬一些小型雕塑，如在尼尼微某一神庙地基下挖掘出身披鱼衣的男人泥塑。有人说它们表现的是模仿俄安内斯或埃阿的祭司，或者是俄安内斯临走时留下的为上古两河流域带去文明的“七贤”。不管这些泥塑代表谁，我们皆可从中感受到半人半鱼造型背后的文化寓意，而从图像学角度也可证明苏美尔文明带有海洋文化成分。
鱼纹还象征着强大的生殖能力。人类对繁衍后代及生命的认识是共通的，他们希望能像鱼一样多子多孙，寄予了对生命的美好祝愿。在圆筒印章中身披鱼衣的祭司与象征生命的枣椰树也是常见的图像，都恰好证实了西亚地区的鱼纹具有生殖含义或者象征生命这种推测的准确性。
鱼的形象还被融入到其他神兽造型中，苏萨的喀西特界碑上出现半鱼半羊者（图1），是巴比伦主神马尔都克之子纳布的坐骑。这种羊首鱼身形象被认为是巴比伦龙的一种造型。不管巴比伦龙的造型是怎样的，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着巴比伦的历史和民族组成成分。同时，它也有可能是希腊神话中摩羯形象的前身。[4]
在西亚其他地区也发现有包含鱼体特征的神兽造型，这些具有鲜明苏美尔祖先崇拜因素的造型艺术体现了不同的鱼文化内涵，使苏美尔人的由来显得更加神奇。狮首鱼身鹰翼的英杜格[5]就是具有族徽性质的护身符（图2）。在阿拉米亚文化的卡帕鲁王宫中发现的神兽巨像，也很明显地带有受苏美尔文化影响的海洋风格。
二、以蛇为主体的造型艺术
《恩努玛•埃利什》中的提阿马特是西亚地区文献记载最早的妖蛇形象。[6]史诗以神权体系确立了马尔都克在巴比伦的霸权，反映了西亚人民对光明、生命和幸福的追求，同时也暗示了蛇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担当的角色。
在苏美尔—阿卡德体系中，最著名的蛇妖就是西鲁什。在造型艺术中，西鲁什的蛇妖形象被后人称为“巴比伦妖龙”（图3）。[7]在原始公社崇拜时期，蛇的形象就已经被当作是守护神的使者而出现在了城邦的旌旗上。《古地亚的祭奠酒杯》、《巴比伦的喀西特国王杯》与《未完成的界碑》等石雕中已有持族徽形制的蛇或类似巴比伦妖龙的造型出现。从其形象我们可以了解到，神话故事虽为宗教祭祀的杜撰，但也从某些侧面反映了一定的政治性——是基于城邦吞并、意识形态的统一，有意把几个部族的圣兽形象组合在一起而成的产物。英雄宰龙的主题出现在诸多民族的艺术作品中，究其来源可能是马尔都克殛杀提阿马特的神话，抑或来自个别民族因遭巴比伦侵袭而杜撰的报复性神话。赫梯神话中的特舒布[8]战胜怪龙伊卢延卡斯、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斩杀大蟒蛇、西方神话中圣乔治斩龙等，都来自与之相关的神话题材。由此不难理解《恩努玛•埃利什》等史诗所记载的神祇之间的斗争含有统治权更迭及部族间大战的象征意义，也可视之为闪米特人征服苏美尔人的神学诠释。
此外，蛇作为邪恶力量的襄助者，还常常与邪恶女妖拉马什图一同出现，又或者是女妖紧紧挟持的生命象征。
另一方面，敬蛇具有生殖崇拜方面的含义，提阿马特即最早的母神。埃兰曾出土过身体纠结在一起成麻花状或成类似中国传统盘长纹样的双蛇石雕，与中国汉代墓室壁画中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尾部相交的图像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泰罗出土的一块中间钻有圆孔的沥青饰板（图4）上，描绘着上、中、下三界的图像。其中最下面一层刻画着类似麻花状的纹样，根据与埃兰的双蛇石雕对比可推断，这或许是蛇的抽象变形，象征着孕育生命的大地。在乌鲁克的英安娜女神庙前的壁饰上也有蛇的造型。而苏美尔欧贝德文化时期（公元前4300年至前3500年）的泥丸女神向来引议不断，针对这一造型究竟是蜥蜴头还是蛇头众说纷纭，如今都只是推臆而已。但从蛇具有的生殖崇拜意义这个角度而言，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其原始崇拜对当时造型艺术的影响。
克里特岛的持蛇女神也明显受到了两河—叙利亚文化的影响，喻示着它对生殖繁衍的掌控能力和对蛮荒、未开化之地进行文明教化的能力，再度印证了蛇所具有的混沌和生殖之意。
三、以公牛为主体的造型艺术
“西亚的牛崇拜和早期定居农牧文明的出现有关，如果说旧石器时代对野牛的崇拜寄托着原始人对狩猎的期望，象征着对野性力量的征服，那么新石器时代农牧民族对牛的崇拜，就不仅寄托着对狩猎的期望，也象征着对土地的控制。”[9]所以，在远古人类看来，牛特别是公牛天生具有神性，象征着神圣的王权、生命与力量。
小亚细亚的沙塔尔—休於发现的围猎公牛岩画证明了人们从石器时代就开始对牛产生兴趣。苏尔时期最早的雷雨神尼吐[10]的艺术化身就是公牛。在古代两河流域，吉尔伽美什与恩奇杜大战天牛可谓是家喻户晓的艺术题材，经常出现在圆筒印章、彩陶等艺术作品中。乌尔王陵出土的牛头竖琴正面的箱板上第一幅图像描绘的“一人双牛”（图5）也被认为是吉尔伽美什大战公牛的写照。
亚述帝国纪念碑似的雕像——萨尔贡二世王宫前的守护神[11]“拉马苏”[12]（图6），通常是一种男人的头像、公牛的躯体和鹰翼组合形象。它们都有羽翼，是人类的守护者、恶势力的对立者，是属于善灵的超自然灵体。将这种守护神置于宫殿门口则寓意国泰民安，彰显神王授予人王的强大权力，并给外邦谒见者以一种强大庄严地威慑力，彰显了亚述人的尚武精神。牛角的运用与强调也是一种公牛崇拜的投射，用牛角来象征神性和王权在整个西亚地区是一种显著的特点。也有用双重或三重牛角宝冠，表明帝王和神明不可企及的神性和权力。
四、以狮子为主体的造型艺术
巴比伦地处两河流域中段，与扎格罗斯山脉毗邻，是狮群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旧约》中巴比伦地区被称作“示拿”，译为“两河之间”或“狮吼之地”。从原始公社崇拜时期开始就有许多作品题材都涉及狮子。
牝狮是母神崇拜的一个表征。当时母神时常表现为半人半兽的雌性怪物，象征着“母神主宰一切生命的创造和毁灭的神秘威力”，[13]动物崇拜在原始宗教崇拜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特别体现在母神崇拜方面。可见时人尚未把动物与人完全分离开来，无以区别动物与人的本质差别以及亲缘关系，因而在塑造他们的祖先神祇的同时，会融入其所敬畏的动物的特征。沙塔尔—休於出土的“豹子”母神的“豹子”或许从造型上理解为母狮更符合逻辑。此外，在苏美尔—阿卡德神话体系中狮子是不少女神的坐骑。一人双兽和站在狮背上的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始于母神崇拜，象征着女性对野兽的驯服能力，影射着母神掌控自然的神性。在阿拉米亚人的卡帕鲁王宫，柱廊的柱子就采用了各种立于狮身的人形造型，这种“人形怪兽装饰显然是真正的人形柱的前身”。[14]在凯夫卡莱西发现的一块乌拉尔图的浮雕中立有一对站在狮子身上的守护神浮雕，狮子的造型与新巴比伦的釉面浮雕风格一致。可见这种一人双兽和站在狮背上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西亚神话造型的古风，并对后世其他地区影响颇深。
狮子也是西亚建筑墙壁上经常出现的母题之一。每逢新年，亚述人都宰杀狮子，祭奠新年的到来和生命的复苏。国王围捕狮子的一幕曾多次出现在建筑墙壁上，这种场景近乎是一种祭祀仪式。同时，狮子是王权的象征，因此国王捕杀狮子应该也具有王权更替之意。亚述首都霍尔萨巴德出土的怀抱公狮的吉尔伽美什雕像，工匠有意拉大人物与狮子的大小比例似乎也与王权更替有某些内在联系。
狮子袭击公牛也是两河流域典型的艺术题材，多为祭祀之用。公元前3100年那色期的乌鲁克就已经有刻画有狮子袭击公牛图案的祭仪用水壶。波斯波利斯中有关狮子袭击公牛图像的浮雕显然受亚述影响。沈爱凤先生《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一书还认为这个传统造型可能与格里芬有关，[15]也与罗马帝国早期在西亚北部流行的密特拉崇拜有关。[16]张口咆哮的狮子又起着辟邪的作用，赫梯狮子门或许就是参照这一文化属性而建造的。
在西亚，以狮子为主体的组合神兽造型甚为常见，体现了多种动物崇拜。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人—狮组合。分为人面狮身的斯芬克司和狮首人身的狮人两种。
斯芬克司一般为人首狮身，时而有翼。现今发现最早的是古老的胡里特—米坦尼建筑和赫梯建筑中位于宫门处的巨大人首狮身雕像。苏联学者指出，这种神兽造型与宫门组合的建筑形制先于古亚述。赫梯帝国首都哈图萨斯宫殿前的狮子门是人首狮身门柱雕塑的前身，迈锡尼的狮子门显然与西亚有关。而亚述遗址尼姆鲁德的尼尼卜[17]神庙门口的人首翼狮雕像（图7）先于萨尔贡二世王宫前的人首飞牛像出现，可被视为赫梯狮子门向亚述守护神兽演变的过渡形态。再如阿拉卡—休於的女首斯芬克司，其造像风格还受埃及斯芬克司影响的有善灵“半狮人”乌尔马里路。斯芬克司类型暗示着神具有动物和人的双重特征。神祗形象的拟人化，也从侧面喻示着其神性从带有兽性色彩的原始性质逐步进化到人性色彩占主要地位的文明性质。
乌鲁克时期的三狮首女神像属于狮首人身的狮人类型。此外，“大狮神”乌迦路也是具有典型特征的造型，这一造型大约出现于苏美尔时代（公元前3500年至前3000年）。乌迦路和乌尔马里路常常被装饰在宫殿的墙壁上，以便保佑王宫不受邪气和厄运的侵害。
女魔鬼拉马什图（图8）[18]与乌迦路相似。值得关注的是雌狮头、鸟爪、以马为坐骑的特征都暗示了它特殊的身份——相传它是天神安努之女，即不完全具有神性的魔性特征，演绎了神与魔微妙的亲缘关系。
第二种类型为鹰鹫—狮组合。这类神兽造型在西亚的针织品、金银器、建筑中屡见不鲜，对其他地区的艺术影响巨大。其中包括两种典型类型：一种是鹫首狮身的格里芬类型，一种是狮首鹰翼的英杜格类型。
格里芬造型经常与狮子混同又使得狮子的形象更加趋于神圣，神性更加强大，至此出现格里芬袭击偶蹄类动物的题材。这样的图像早在苏美尔时期的圆筒印章上就已经出现。
在古代波斯及草原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中，格里芬的造型发展得更加复杂与完美。它综合了亚述、埃及、希腊的艺术因素，在亚欧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更是对格里芬情有独钟，将其视为图腾来崇拜，从出土的众多雕刻艺术品中映射出的与两河格里芬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在苏美尔神话中，英杜格[19]又被称为安祖（苏美尔语音译）为拉伽什城邦之神宁吉尔苏?輦?輮?訛的表征。狮首突出了神圣的王者风范，同时也暗示了它大地主宰的身份。在造型艺术中，英杜格通常被描述为一狮首巨鹰，下爪抓两鹿或其他动物。
五、以鹰鹫为主体的造型
在西亚地区，翱翔在天际的鹰鹫被视为距离天界、大神最近的动物，被视为神灵的象征。王者和神性的代名词，并在造型艺术中大张旗鼓加以歌颂。在沙塔尔—休於，我们已经看到有壁画叙述了天葬中的兀鹰。只是在苏美尔—古巴比伦体系中，它们很少以完整形象示人，而是通过与其他动物的组合来达到人们心中理想的神灵模样。
英杜格就是最具有鹰鹫属性的神兽。更多时候，英杜格类型的灵鹫[21]是作为丰饶和狩猎神的化身出现在西亚的工艺美术作品当中。泰罗发现的苏美尔银瓶、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的《狮首鸢身宁吉尔苏》中都有英杜格的形象。特别是特勒—欧贝德出土的《翼狮与牡鹿》，暗示着春天的来临和生命的繁衍，寓意富饶、丰产、世代昌盛。在西亚，这种相同或类似于中轴对称的构图的英杜格造型艺术出现频繁。
从造型看，格里芬和英杜格两者之间充满了相似性。事实上，西亚人类赋予二者的感情色彩迥然有异——格里芬时常处于被打击状态，英杜格则一直接受赞扬歌颂。不管怎样，二者都是地与天、人与神的中介，兼有善与恶两面性。泰罗出土的沥青饰板（图5）上灵鹫与狮子同时出现，可能是想表现天界对地界的控制或者是神界对自然的掌控、护佑之类的全题思想。
同英杜格构图相似的是正面展翅的双首鹰。双头鹰在古胡里特乌拉尔图神话中是特舒布的表征，后被赫梯继承并发展为具有族徽性质的标志。阿拉卡-休於发现的双首鹰浮雕（图9），其构图与英杜格极其相似，呈中心对称，表现手法采用源自埃及的正身侧面律法则，具有典型、单纯的视觉感受。雅吉利卡亚岩壁的露天浮雕长卷中也有双首鹰造型出现。米底亚人继承了巴比伦文化传统时也借鉴了小亚细亚的艺术因素，马尔利克王陵（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也曾出土过装饰有双头动物的野兽风格的金杯。从造型上分析，可以看出古代波斯与赫梯艺术之间的微妙联系。“根据西亚的古老造型，现代东欧双首鹰原型来源于古老的西亚文明”。[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