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何方：赴台皖籍作家的心结
时间：2020-05-20 07:58: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赴台皖籍作家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究的复杂的群体，他们的“根”与“巢”在中国大陆中东部的安徽，台湾是其不约而同的集结地和新起点。横亘的海峽切割不断数千年形成的牵系中华民族的文化纽带，赴台皖籍作家重新起航，在写作中寻觅回“家”的路径，其原乡书写饱含着羁旅的惆怅和返乡的期盼，充溢着故园情、“徽元素”和“中国结”。
关键词：家园 赴台 皖籍作家
“家”——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充满暖意的空间与呵护场所。对“恋家”的中国人而言，“家”不仅是生存状态的集中体现，也是灵魂的安置之地。20世纪中期，被时代动荡、历史风云裹挟到台湾的数百万人中有一些是“老家”在安徽的皖籍作家，他们冲破重重阻隔，将啼血的深情倾注到方块字中，抒写与中华文化母体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家国情怀，文本中不仅闪烁着他们揪心踮脚、隔海眺望故园的身影，也有“东南飞”之后“衔嘉木”“填海”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还有对自我身份的叩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乡关何处？他们面对各种高压，如何将生存体验、文化记忆、无法割舍的对故土的眷恋和忧国忧民的思绪熔铸到文字中？在台湾特殊的社会政治形态下，如何把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加以延续？诸多问题引人深思，然而，他们却或被屏蔽，或被误读，或被遗忘，或被忽略。
“文学皖军”中的“台湾方阵”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群体，乍看阵容和声势似乎不那么浩大威风，然而，稍加排列就可以发现这一群体气场旺盛，其中有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胡适；有将五四新文学的薪火传播到台湾的台静农；有集学者、教授、作家、画家于一身的苏雪林；有“台湾诗坛三老”之一、台湾诗歌运动的推手钟鼎文；有台湾“诗坛总管”“创世纪”诗社的创办人张默；有在“乡土文学”的论争中仗义直言的尉天骢；有受到著名散文作家三毛赞赏的“大兵作家”张拓芜；有“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的后代、“桐城才女”张漱菡；有赢得茅盾、丁玲、陈映真称赞的生于大陆成长于台湾的留美作家李黎……这群人的出发地和初衷各不相同，离开大陆的原因十分复杂，或从海外辗转迁台，或从事文化交流赴台，或随溃败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去台，或随同家人来台。他们的“根”与“巢”在中国大陆中东部的安徽，台湾是其不约而同的集结地和新起点。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冰封阻隔，两岸学界尚未把赴台皖籍作家视为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来考察，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也往往“忽略”了胡适、台静农、苏雪林等文化名人赴台后的文学活动，一些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作家及其作品的传播受到了限制。
赴台，既是一种躯体在地理空间的位移，也是一种身份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的转换，这一行动本身就隐含了“生活在别处”的意味。赴台皖籍作家大都在1945年台湾光复初期和1949年国民党溃败台湾后这两个历史节点上跨越海峡，值得我们反思和追问的是，这些“东南飞”的“填海者”做出了哪些贡献呢？其一，为台湾文化重建奠基，安徽霍邱“三剑客”——台静农、李霁野、李何林在台湾光复初期，积极参与去殖民化和战后台湾的文化建设；其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新人，台静农、苏雪林、尉天骢等分别在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政治大学等高校任教数十年，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学问，更是一种精神气质的薪火传承；其三，为撒播文学的种子呕心沥血，钟鼎文、羊令野、张默、大荒等是诗坛重镇的坚守者，为促进台湾新诗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其四，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牵线搭桥，早在尚未解冻前，张默就在台湾文坛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大陆朦胧诗和大陆诗人的作品，此后以诗为媒，参与大陆诗歌研讨的各种活动，李黎先后采访了茅盾、巴金、沈从文、丁玲、钱锤书、杨绛等前辈作家，记录了一代文学大师的心路历程和风貌影像，桂文亚热心促进两岸儿童文学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其五，为提升安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起到重要作用，胡适从徽州走向世界，开一代风气之先，绩溪上庄因为有了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扛大旗者而扬名四海，霍邱县叶集的“未名广场”“台静农纪念馆”彰显了“地之子”的风采华章，从黄山脚下起步的“文坛祖母”苏雪林成了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的一张文化名片。尽管赴台皖籍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价值取向不同，审美个性各有千秋，但如果将其汇聚在一起加以考量，即可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元素。在他们的生命中蕴含着皖地特有的文化基因，继承和发扬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蜗居孤岛仰天叩问：“家在何方？”威权政治与高压政策筑起了戒备森严的重重藩篱，横亘的海峡切割不断数千年形成的牵系中华民族的文化纽带，赴台皖籍作家重新起航，诉说着身在异乡的疏离感、飘零感与无归属感，在写作中寻觅回“家”的路径，雄健而多彩的文笔与敏锐灵动的思绪背后，涌动着无法割舍的文化乡愁与时空焦虑，其原乡书写饱含着羁旅的惆怅和返乡的期盼，充溢着故园情、“徽元素”和“中国结”。
家是建构社会的重要基地，具有极大凝心聚力的磁场效应。在海德格尔看来，“家园是精神的本源，是源头之地”。家是微缩版的国，国是放大版的家。“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意义经历了复杂的扩容与变迁的历程，“家”的意象被放逐和被召回的背后隐喻着“国”之想象。中华民族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不像西方人那样追求冒险与刺激，“离家”意味着告别亲人，是对血统所依附的土地的离弃。作为农业大国，“家园意识”在中华文化和文学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家”是切实存在于游子心中的念想，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空间记忆。尤其是当遭遇挫折漂泊异乡处于孤独无依的境地时，更会对家园产生强烈的向往，这种力量一旦受到压抑，必然会择机表现出来形成一种情结。荣格认为：“情结是一种经常隐匿的、以特定的情调或痛苦的情调为特征的心理内容的团集物。”情结是由荣格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术语，主要是指心理形象经由积淀不断被强化而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结构形态。家园情结的牵扯、无家可归的痛苦，成为渡海迁台大多数人的切身体验。赴台皖籍作家有的出身于书香门第，有的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的童年时代大都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染，不仅汲取了丰厚深广的传统文化精髓，同时也吸纳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特征，恋乡与恋土的情感都建立在以“家”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中。童年、亲情、田园汇成一幅昨日的影像，传统文人的儒雅与现代生命的焦虑融合一体。迁台以后，尽管隔绝和祖国大陆“家”的联系，但是与生俱来的文化胎记和精神血统，无疑构成了赴台皖籍作家生命深处的文化传承，共同投射于心底的“家园”。
美丽安徽既是赴台皖籍作家的“老家”，也是“根”之所在地，这块广袤的文化厚土和地理空间给予其精神母乳的滋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寫作资源，故乡的土地、山川、老屋是他们无法割舍的情感依托。如何召唤出原乡的想象？如何弥补有家难回的无奈与苦恋？现实的不得已离乡和精神的探求回家之路，构成其文学书写的重要内涵。地理要素成了想象力的源泉，家园不仅仅是指隔海的那片故土，更是赴台皖籍作家的文化认同、精神港湾、心灵归依之处。他们在原乡的想象中走向记忆里的祖国大陆，用激情和方块字搅拌着心血书写了家国之恋。“籍贯”，在相当一部分赴台者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胡适不止一次爽快地自报家门：“我是安徽徽州人”，他在老家绩溪上庄生活9年，以身为“徽州人”而自豪。胡适有一句口头禅“我们徽州是朱子的故乡”，自称是“朱朝奉的同乡后辈”。响当当、脆生生的“徽州”二字深深烙在胡适的骨子里，终身与其相伴。无论是飘零海外抑或寓居孤岛，徽州情结化作一根挣不断的红丝线始终牵系着他，并且使之铭记于心。
大地无所不载，地缘是由地理位置的联系而形成的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个体生命中具有重要的分量。安徽，既是赴台皖籍作家魂牵梦萦的地理坐标，也是其精神世界中的原乡，他们与这块文化厚土有着斩不断理还乱、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地缘与血缘之亲。“月是故乡明”，对于赴台皖籍作家而言，故乡不只是一个出生地的符号，一个生活居住的场所，已提升为一座精神的乐园。携带着徽风皖韵的乡土、乡音、乡情、乡亲以及山水田园、粉砖黛瓦、宣纸徽墨、风味小吃都是其中的重要元素。故乡是广义的，是地理、文化与历史的原乡，成为赴台皖籍作家精神活动的原点与源泉。怎样看待心中的“家”呢？家园情结一直牵系着“地之子”台静农，曾把台大寓所称为停留一时的“歇脚盒”，直言“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楹书未是家”；在“文坛老祖母”苏雪林看来：“家的观念也许是从人类天性带来的。”“蓝星先驱”钟鼎文《梦里的池沼》重现儿时记忆和梦中之景，“池沼”成为故乡情的引发物和寄托物。他在大洋彼岸进行文化交流时不由地感叹：“何处是吾家？这里，那儿/抑或海角、天涯？”（《秋到康州》）童年记忆在张默的心底依然鲜活，他把生命的律动、人生的感悟植入数十年来对地理故乡的想象中，并将其提升为审美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羊令野以“屋顶之树”为喻，表达自己远离故土的孤独与寂寞。连根拔起的感觉是痛楚的，张拓芜感慨地说：“我对故乡的印象模糊，常年漂泊，到处为家，哪里是我的故乡呢？”“父子宰相”的后裔、桐城才女张漱菡低声细语：“梦魂昨夜到桐城，故旧相扶竞出迎。”（《梦中归人》）这样的例子在赴台皖籍作家的诗文中不胜枚举，一个个时空无序、“剪辑错了的故事”，打翻了百感交集的五味瓶，亦甜亦苦，亦真亦幻，魂牵梦萦，心结难解。尽管“家”成了回忆中的家、大陆的家、台湾的家等多重叠影，但是，作为象征意义“家”的原点依然存在。
特定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情感状态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旦离开故土有时会“水土不服”。杨义认为：“地理是人类生存活动的一个场所，地理如果没有人就没有精神，人如果没有地理就没有人立足的根基。人们追求‘诗意栖居’，诗意属于人文，‘栖居’联系着地理。”文学创作与地理环境是互动的关系，不可小觑。原乡是生命的源头，给予其最初的人生启蒙和文化濡染，烙下难以磨灭的精神印痕。地理、自然与人文的契合养育着人类，升华出肉体和精神以及人们不同的禀性。在赴台皖籍作家中，胡适、苏雪林与徽州文化，台静农与皖北文化，钟鼎文、张漱菡与桐城文化，都有着切割不断的情思与牵扯，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显露出各自故土的印迹。胡适的理性、内敛、儒雅，台静农的地之子风范，钟鼎文“谦恭君子”的美誉，无不与滋养哺育他们的山水土地、人文血脉密切相关。
家园以无形而又巨大的磁场效应，吸引着人们为之心动，身不由己地守望与眺望。赴台皖籍作家来到异乡面临身份的种种迷惘，蜗居孤岛造成空间焦虑与精神困境。他们在第二故乡生活的岁月远远超过出生成长的地理故乡，但是故乡对于其思想源头和文学生命的影响却相当大。精神原乡的文化滋养对其人生与写作有何影响？如何寻找个人心灵的归属地？“回家”之路在何方？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与探寻。20世纪50年代的白色恐怖和数十年的戒严，长期滞留在异乡，甚至永远与故乡告别终老他乡，“君问归期未有期”的离乡之苦，酿造了最浓最苦涩的文化乡愁，也改写了许多人的命运。乡愁，它基于故土、老屋、亲人、宣纸、徽墨以及我们共有的长江、黄河等蕴含着历史、文化意味的地理元素凝聚而成。异乡体验与故乡情愫的交糅是一种复杂的人生况味，一个甲子过去了，在“他乡”与“故乡”的撕扯下，上演了多少人生的悲剧？赴台皖籍作家在第二故乡生活的岁月尽管远远超过出生成长的故乡，但是故乡对其文学生命的影响却相当大，甚至超过台湾。诚如台湾学者简正珍所言：“大陆来台的诗人，大量地书写远离大陆、身居台湾的放逐感。他们不是‘近看’眼前的环境，而是‘远眺’隔海的大陆。思乡、望乡在诗行里流转，犹如诗人在现有时空回旋徘徊。”故乡——安徽老家这一记忆和想象中的大陆时空，是赴台远行者的一个情感节点，他们的文化乡愁不同于古人的“少小离家”，面对的是现代人进入另一个地理文化空间，经历了放逐以后身份认同的迷惘与纠结，是对血缘、地缘文化的向往和归属地的寻觅。人在孤岛，发出“乡关何处”的慨叹，反对“台独”，渴望叶落归根，期盼祖国统一的家国情怀寄寓在写作之中。文化地理与空间书写有时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赴台皖籍作家再现了对时空的敏锐感知和自我的生命体验，长江沿岸的风光、巍然耸立的黄山、家乡的湖泊池塘、徽州的粉墙黛瓦，无不化作心底和笔下永不消逝的风景。时光的流水湮灭不了记忆的堤坝，漂泊的游子绝对想不到“跨海”的这一步，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时常陷入思乡怀旧和自我身份的迷惘，在台湾曾被视为“外省人”，解严后回大陆被称之为“台胞”，扪心自问：我是谁？孤儿？宠儿？弃儿？这些“天问”反映了内心的冲突与挣扎。身份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个体历史构建的过程，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就是要论证自我在群体中的位置和价值。身份焦虑是人无意识的心理危机，是对人类生存的质疑和对现实生活的反省，无根——困惑——寻觅——诉求，可以说是赴台皖籍作家整体心态的写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