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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盛世何以盛又何以衰

    时间:2020-08-14 07:53: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其间,先后出现过3次公认度最高的“盛世”,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的清朝盛世。它们都是在前朝大乱之后,经过新一代封建统治者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最终实现新的大治的结果。对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辩证地看待。

    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

    新朝统治者们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推行不同于前朝的治国理念,推动中国社会走向长治久安。

    一是汉朝的无为而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流散。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兴的政权,刘邦开始“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到合理的政治秩序上来。针对秦王朝实行的苛政,他反其道而行之,采纳文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指导治国。刘邦去世以后,西汉王朝尽管经历了吕后专政,但随之即位的文帝和景帝继承了这一治国思想,并由此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二是唐朝的居安思危。亲历隋末动荡的李世民称帝之后,经常同身边的近臣讨论如何避免重蹈隋亡的覆辙,认为隋炀帝“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最后落得“民叛国灭”的下场。他认识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撰写《民可畏论》提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说明他注意吸取隋末农民战争的教训。同时,坚持任贤受谏,才能治国安邦、守住天下。

    三是清朝的乾纲独揽。1644年,以满族上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清王朝政权,开始治理和管辖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为此,清朝统治者们采取乾纲独揽、高度统一的方针,继承并强化前朝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与蒙古族结盟加强军事力量,拉拢汉族士大夫加入统治集团,形成强有力的满汉统治机构。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革除弊政,宽容民众,严惩贪官,努力创造适合农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促成盛世的到来。

    创造新策推行新政

    三朝盛世的統治者们转变治国思想,进而结合治国理政的实践,创造新策,推行新政,成功地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一是轻徭薄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改秦朝赋役繁重的苛政,田租从“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从每人每年一个月减为三年一个月。唐太宗时期主要不是减免租赋,而是防止滥用民力。唐太宗带头减少“劳弊之事”。贞观元年,他本打算建造宫殿,材料已齐备,但想到秦亡的教训,便停止了。

    二是广开言路。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见,努力营造宽和的政治空气。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得尤为突出。贞观二年,唐太宗问什么样的君主是明君?魏征回答:“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他深明隋炀帝偏听偏信的结果是身死国亡,自己便虚心纳谏,要求臣下踊跃谏诤。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魏征一人所谏就有200余事,数十万言。

    三是任用贤才。三朝盛世的统治者们深知,用人得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首先,建立选官制度。察举制始于汉文帝,成于汉武帝,就是由地方官以德和才为标准举荐人才。其次,重视搜罗人才。李世民称帝之前,就开始揽聚人才,委以重任。而他们也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再次,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做尚书仆射,共掌朝政,分别发挥各自长处。对此,后人评论道:“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苟得其人,则任而勿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即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

    四是崇尚节俭。汉文帝是有名的节俭皇帝。他在位23年,宫室苑囿等无所增添。他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他平时常穿价格平易的黑色服饰,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宫中的纬帐不施纹绣。

    五是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成《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唐玄宗下令编撰行政法典,特别是历时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

    六是团结异族。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思想开明,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唐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上,承认各民族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民族习俗,不迁徙他们入内地,不设立同内地一样的州县等。因此,贞观时期,民族关系比较融洽,不少部落主动要求归附。

    古代“盛极而衰”反复出现的背后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唐朝盛世,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旷世繁华。康乾盛世何等辉煌,但乾隆刚一退位,就爆发白莲教起义。各地骚乱,使清朝从此陷入风雨飘摇。在“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统治者后继乏人。国家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活力,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再加以正确的政策指导。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能长久地维持繁荣富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最终都趋向守成。统治者们由开拓进取转为“持盈守泰”,社会各界由奋发有为转向享受太平,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滋生、积累、酝酿。而封建统治者后继乏人,直接加剧了这种状况。

    二是统治集团丧失忧患意识。唐太宗执政早期尚能听从魏征的劝告,居安思危。后来,他滋生自满心理,逐渐走向奢靡,在纳谏、用人、执法方面不如以前那样清醒和公正。唐玄宗实现开元之治以后,“好大喜功”,由“明”转“昏”,怠于政事,委任奸佞。在他的带动下,“公私相效,渐成风俗,由是物务多废”,史称“侈心一萌,邪道并进”。

    三是统治阶级故步自封,看不到世界发展大势。从1662年到1795年,几乎与满清盛世同期,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文艺复兴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最终促成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值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使“东方睡狮”深陷封建社会泥沼。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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