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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失”了的革命功臣——彭干臣

    时间:2020-09-12 07:59: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一位英烈,长期“迷失”,被人们重新提起只是近几年的事。92岁高龄的遗孀江鲜云所言:“他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人,他那种义无反顾的干革命的劲头,办事的那种干练和机警,至今想起来,还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咱们党的事业就是有这么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前仆后继才一步步推向前进的。咱们都不能忘记历史。”这位英烈就是:彭干臣。

    黄埔一期生,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彭干臣,1900年5月生于湖北省英山县(1933年前隶属安徽)落令河村的一个佃农家庭。父亲彭少轩,曾任私塾先生,通达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及二十四史。彭干臣在其父影响之下,自幼勤奋好学,识书达理,成绩一直优异。1920年他考入省会城市安庆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的影响,他成为一师的学生领袖,曾参与组织过著名的六·二学潮;为声援二·七大罢工和反对曹锟贿选总统,他又在安徽组织了几次大学潮。彭干臣1923年入党,担任过一师的党支部书记。后来他作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并成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主要成员。毕业以后,他与同学陈赓分在同一个连队,陈赓任连长,彭干臣任党代表,一同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五华战斗中,彭干臣被打掉一个手指,同窗好友婉惜不已。他却笑道:革命诚艰巨,断指不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蒋介石表面上对军校的共产党员优礼有加,但骨子里一直存有戒心。他接到一份报告,马上招呼周恩来:“请你起草一份命令,第一团连党代表文志文、彭干臣副连长杜心树等,临阵退却,褫职查办!”

    周恩来隐约觉得此事有蹊跷。蒋介石提到的这几个人他都熟悉,尤其像彭干臣这样的共产党人是不会在关键时刻退却的。经过查对,果然事实有误,他向蒋介石报告:在和顺、五华之役,文志文、彭干臣等屡立战功,只因退后收容,误为临阵潜逃,所以对他们不但不能处分,应该记功才对。

    蒋介石接受了:“好,我马上传令,免除他们的处分,你的提议很好。”

    彭干臣英勇善战,连连晋级,后来升为团长。1925年6月,他被中央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朱德、刘鼎、张际春、曾涌泉、涂作潮等都是他的同学。1926年秋,周恩来传达中央的命令,让他回国参与指挥北代作战,且分配在叶挺部工作。攻打泗桥、贺胜桥 ,他都冲锋陷阵,攻打武昌城,他建议叶挺组织共产党敢死队,他身先士率,冲在前头 ,立了大功。武汉攻克后,叶挺独立团扩编为二十四师,叶挺为武汉卫戍司令,彭干臣升任参谋长。周恩来对彭干臣的才能更加重视。当他到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将彭干臣调来。并令彭干臣从武昌卫戍部队中抽调一批各级军事骨干,化装顺江而下,潜赴上海,穿插到各工人纠察队中任军事指挥或军事顾问。

    彭干臣留学苏联前,曾在上海吴淞机车厂创办过工人夜校,建立了党组织,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军委秘书长王若飞在指挥部会议上,专门向人介绍:“何樾(彭干臣的化名)同志是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有实战经验和指挥才能,周恩来同志信得过的,现在担任咱们法商电气公司起义指挥部的军事指挥。”当时在场的孙津川一眼认出,这位高高瘦瘦、颇有儒将之风的何樾同志不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彭干臣吗?但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孙津川不敢公开相认。

    “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在市区的中央军委办公地址暴露,周恩来就随孙津川来到吴淞张华浜的棚户区家里隐蔽。5月中,周恩来离开上海时,由孙津川的爱人将经过化装的周恩来送至彭干臣处,再由彭干臣与陈赓联系,将周恩来安全护送到武昌。

    因为武昌共产党掌握着一支革命武装,已经暴露身份的工人领袖和知名党员,大多潜赴武昌。武昌成了红色庇护所。当时李强也在武昌,他为这支数千人的武装筹措了一批不小数目的军费:大约有50箱银元,每箱约5千枚,两个大汉抬起来都很吃力。这些钱送到了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巧彭干臣的三弟听说大哥当了大官,特从英山赶到武昌,一进司令部办公室,嗬,满屋子银元映得人睁不开眼。三弟从未见过这么多钱,试探着问:“大哥,给我几块带回家吧!”

    彭干臣一愣,像是不认识似地盯着三弟,本想发作,想想又缓下口气:“三弟,这是革命经费,一块也不能动的。”

    三弟反而火了:“要几块钱都不给,你算什么兄弟情谊!”

    彭干臣不理,继续数着银元,往帐册上登记。这笔钱为后来的南昌起义派了大用场。1927年6月,夏斗寅叛变,叶挺带兵征讨,彭干臣便代理武汉卫戍司令。同年7月,彭率一部分工农力量由英山潜入南昌。

    南昌起义时的卫戍司令,我军第一任公安局长

    由于彭干臣熟悉公安及卫戍工作,周恩来便将南昌市这两项重要工作交给了彭。并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正式任命彭干臣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和党代表。

    一些当事人回忆说,7月31日半夜后,突然听见街上枪声,当时人们不晓得是起义。第二天“八一”,原公安局的人照例上班,见街上张贴了很多标语,还有布告。一到局里,革命委员会派来了一个新局长,叫彭干臣,彭局长还兼任了南昌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卫戍司令部就设在公安局内。当天公安局还出了布告,布告是用毛笔分缮的,内容大体是说:我们的人回来了,叫大家不要怕,要各商店照常开门做生意等。

    “八一”起义后,公安局特别忙,官警天天下操,4日下午,彭局长冒着雨召集保安一队二他和消防队的人在操场上整编,青壮的警士编成了几个连,还到子弹库领了枪弹,当晚7、8点钟集合到省政府内,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随贺龙将军的警卫团出发南征去了。

    当时在公安局消防队当队员的张秉泉,在公安局保安一队当队长的汪宪章也有回忆:

    “‘八一’起义时,我们正在公安局内,那晚只听见外面枪声,不知道闹什么事。到第二天清早,才晓得贺龙、叶挺两将军起义。起义当天,彭干臣接任公安局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并把原反动派的卫戍司令部的衔牌也挂在公安局门口。我们全局官警和消防队的同志,就在警局内集合整编。接着还在顺直会馆为卫戍司令部内搬来了1千多支枪。4号下午气候不太好,下着麻麻雨,彭局长召集保安一、二队的消防队讲话,接着就编队,由青壮的警士混合编成几个连,至晚上7、8点钟才编完,被编入的人还发给了枪和子弹。编好的队伍,当晚带进省政府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就向城外出发。出发前,在绳金塔的广场上整理过队伍,有二、三百人。早上8点钟才离开南昌,12点钟走到莲塘,下午过沙埠潭的河。我们公安局人全部人员是跟贺龙将军的警卫团走的。许多人跟着起义军一直到了广东。”

    起义中的彭干臣是忙碌的。除了部署张贴布告,安定民心,要求市民照常生活,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外,他命令军警和公安系统,加强城市警备,搜查残敌,打击犯罪分子,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显示了他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干。

    在做这些工作时,彭干臣一方面听从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也和革命委员的政治保卫处保持密切联系。政治保卫处的处长是李立三,成员则是他的黄埔老友陈赓。他们俩个很大的精力放在接管市银行工作上。

    起义失败后,仍坚定地追随着周恩来

    南昌起义失败后,1928年秋,经爱国大律师、安徽同乡会会长、国民党元老李次山撮合,彭干臣与上海姑娘江鲜云结婚,住在上海马立斯小菜场附近的成都路,不入,因经济拮据迁往英租界距苏洲河附近的一幢二层楼厢房居住。在桔子上市季节的某一天,有一位穿长袍、高个子的安徽人、黄埔一期姓陈(或程)的同学,找上门来拜访彭干臣。见老同学光临,彭干臣热情接待,来者寒暄几句后即转入正题:“校长知道你在上海步履艰难,说你是个人才,希望你回去,给你比你曾担任过的更高要职。”彭干臣听后,颇为激愤,竟一改儒将风雅,破口大骂:“狗日的,混蛋!老子不相信你们那一套,也不会回到蒋介石那边去!”来者见话不投机,悻悻离去。等来人走后,坐在一旁的江鲜云说,来者是蒋介石的代表,你得罪了他,不怕抓你?于是第二天他们就搬家了。第三天,彭干臣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周恩来称赞说骂得好,共产党人决不吃国民党那一套。

    中央军委军事干部训练班,是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于1929年夏开办的,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彭干臣主持具体工作。地址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两路交叉后侧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里。彭干臣以武汉驻沪“蜜蜂经理处”经理的身份出现,江鲜云作家庭主妇,以掩护训练班。由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中央领导人任教员,讲授革命形势和任务、武装斗争等内容。每期三十多人,时间三个月左右。共办了3期,学员由苏区、白区的地方军委选送干部参加,许光达、王首道、伍云甫、黄火青、蔡申熙等同志都在这里接受过培训。训练班的安全、保密措施非常严密。那幢三层楼洋房大体是这样安排的:底楼,前客厅是“经理”办公室,摆设在当时算是华丽的,很像治谈生意的地方。周恩来、项英等我党的有关同志来这里时,都是化装成商人模样,先进入该厅;后客厅同厨房相连,是训练班学员吃饭的地方,炊事员也是我党的保卫人员,厨房的后门由他把守。二楼,前间就是彭干臣夫妇的卧室,卧室前面有阳台,站在阳台上,能清楚地看到大门外的来往行人,江鲜云常以给婴儿晒布或抱着女儿玩耍为由,活动在阳台上,担任了望,看守大门。凡是我党同志进大门,都按规定的暗号按电铃。后间是学员上课的地方,这里的窗帘一直是挂好的。三楼是学员睡觉的地方。

    周恩来到这里时,一般都由邓颖超陪同。周恩来上楼讲课,邓颖超留在底楼的耳房里,跟江鲜云说话,给楼上的同志警卫、放哨。颖超每次陪周恩来来时,常坐一辆黑色小轿车,身上穿一件质地上乘,做工考究但颜色素雅、十分合体的月白色旗袍,显得很有身份又不过分华贵。有很高文化素养的颖超,同9岁当童工的江鲜云很谈的来。他们在一起什么都谈,包括谈对各自丈夫的看法,有时谈得忍不住掩嘴窃笑。当时的白色恐怖严重,接送学员慎之又慎,一般都在晚上,坐黄包车,车夫也是我党保卫人员。彭干臣每次从事都是小心谨慎,从未出过差错,所以有一次周恩来称赞彭干臣是“出色的将才经理”。江鲜云就是在第三期训练班期间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是蔡申熙和他妻子。训练班到1930年5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后停办。

    此后,奉周恩来指示,彭干臣前往奉天(今沈阳)担任中共满洲军委书记,妻子江鲜云同行。不久东北党组织遭到破坏,彭干臣在一朝鲜族同志掩护下脱险,返回上海被任命为中区顺直军委书记。12月,彭干臣夫妇抵达天津,以某洋行经理身份出现,又因叛徒出卖,顺直省委遭到破坏,他们乘海轮再次返回上海。一路颠簸惊吓,怀孕7个月的母亲要早产了,急忙来到上海广慈医院。这样,1931年深秋。一个不足月的只有4斤2两的婴儿来到这个阴风习习的世界。像所有慈爱的父亲一样,彭干臣已在医院产房外守了几个小时,听到儿子的啼哭,他悬起的一颗心才落地。尽管外面时常响起警车的啸叫,这位共产党的中央军事委员还是兴致勃勃地观望着不住啼哭的小不点,高兴地说:“我这个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人,终于有了接班人了!”

    1932年开春,上海依然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先天不足和恶劣的环境,虽然4个月过去了,儿子伟光还是那样瘦小,连头也直不起来。母亲很是担心能不能养活。父亲却乐观地认为,他的儿子将是有作为的。然而他却不能守在妻儿身边,看着自己的“接班人”长大。有一天,他抱起脑袋耷拉在一边的儿子,亲了又亲。他告诉江鲜云,他马上要离开上海,党中央派他到闽浙赣根据地工作。他希望妻子能带上儿女与他同行。江鲜云表示,丈夫是军人,是带兵打仗的,拖儿带女携妻会增加负担。其实中央撤离上海迁往苏区前,周恩来曾征求彭干臣去向的意见。周恩来当时希望彭去鄂豫皖苏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彭干臣却认为,那儿是他的家乡,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难以避开封建宗族裙带关系的干扰,不利于革命工作,他希望到别的地方去任职。赣东北对彭干臣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基础。

    这样,彭干臣留下一枚金戒指和一支派克钢笔以及一些不值钱的用品,只身离开上海的家。他知道此次远行,归期难料,金戒指可以在困难时当些生活费用,而那支钢笔,则是日后再见时的信物。彭干臣将妻儿委托给李次山照料。

    彭干臣走了一年多,没有任何消息。江鲜云常常坐在那里发呆,只有那支钢笔不离身,白天带在身上,晚上睡觉时,压在枕下,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她担心彭臣凶多吉少。1933年秋天,她终于得到彭干臣的一封来信,一看邮戳是江西上饶。他将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信中许多话都是暗语,要费心思才能猜出个大概。彭干臣在信中说他“生活艰苦,生意做得不错”,叫她放心,并嘱咐她,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要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江鲜云拿着信,眼圈里跑泪。这是彭干臣离沪后唯一的一封来信,此后杳无音讯。上海仍然处在兵荒马乱之中,经常传来共产党人被枪杀的消息。怕留下后患,江鲜云将阅过的信仍进火炉。

    终于从历史迷雾中走出

    自此以后,彭干臣的生死成了一个谜,他的业绩也无人提起,仿佛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人。但是那些在不同时期与彭干臣有过交往的战友们,心中却始终记挂着他。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鼓励彭干臣的后人彭伟光弄清父亲的历史。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终于查清了许多有价值的情况:

    彭干臣是1932年由周恩来从上海派往江西工作的。彭与方志敏的关系很好。彭到赣东北以后,先后担任过红十军参谋长、赣东北彭杨军校校长职务。那时党中央派曾洪易到江西搞肃反,曾洪易到江西以后,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排除异已,独揽大权,大搞肃反扩大化,使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惨遭冤杀。尤其是属于知识分子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连方志敏也一度被解除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彭干臣成为肃反对象。1932年9月7日,曾洪易等以开会为名,把彭干臣从彭杨军校骗到蔡村邓家逮捕进行“审查”。1934年冬,方志敏受中央指示率抗日先遗队出师北上。出发前方志敏调动干部随军行动。彭干臣即协同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不幸陷敌重围,彭干臣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到1995年彭干臣牺牲六十周年之际,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总政、国务院办公厅表示支持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过问下,江西省委办公厅在南里召开了座谈会,会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了彭干臣烈士第一张年表,并从俄罗斯购回了彭干臣公存于世的自传表格。至此,彭干臣这位被历史淹没半个世纪的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和军事领导人,才被党史界和军史界认可。

    1996年4月彭干臣生前的老战友李强致函中南海。信中写道:“明年是浙江省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七十周年,是弘扬我党光荣传统的良好时机。现特向江主席建议:一、我党已确立33个军事家,彭干臣这位周恩来同志二十年代的军事助手,文韬武略齐备的战将,理应再占一席之地;二、军事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八一起义纪念馆应陈设彭干臣烈士的图片和业绩;三、在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发表纪念彭干臣烈士的文章。以上几点,当否,请主席阅示。”

    经江主席阅示后,仅过了四、五天,中办主任即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开会,研究李强的三条建议。4月底,彭伟光得到总政通知,要他将彭干臣烈士的遗物和照片于6月送至北京审定,参加本年10月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展览。5月,中办给李强回信,告之,已将彭干臣定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同意,一、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总政负责,在军事博物馆增设有关彭干臣烈士的展览内容。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展览的北上先遗队部分增有关内容:在革命战争馆南昌起义部分,在展柜中陈列实物、照片并配文字说明,作为永久性展出。二、在明年纪念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或南昌起义七十周年之际,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纪念彭干臣烈士的文章。文章将由军事科学院撰写。

    现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已经为彭干臣烈士建造了一座墓碑;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也为彭干臣拍摄电视纪实片,彭干臣烈士的在天之灵可以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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