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山区开发与商品经济发展

摘要：宋代，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等方面的原因，山区作为最大面积的土地潜力区被大规模开发。对山区的开发活动，其直接结果便是山区提供给市场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多。因之兴起的草市镇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将市场活动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各个山区，有力地推动着农村初级市场的形成。茶叶、荔枝、木材等山区产品的长途贩运，更是有助于加强全国范围内各层级市场之间的联系，为日后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山区的开发利用可以说是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山区开发；商品经济；草市镇；商业资本；远距离贸易

中图分类号：K244；F129.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22

有宋一代，山区开发在延续前代脚步的同时，有了更长足的进步，但各路山区开发程度和进程的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以漆侠先生对农业生产差异性总结为参考，结合山区分布形势与行政区划，将宋土划为北方、东南、湖广、西南四区的话，东南最为成熟，湖广、西南、湖广则次之。这四个区域的山区开发，主要以种植农业为主，辅之以采伐林木特产、牧养牲畜、采集各种矿类资源等。但毋庸置疑，宋代山区已进入全面开发利用的阶段，给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山区开发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和多元化，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要内容的商品性农业获得极大发展。此外，以山区资源为原料的一些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有所扩大，技术也有所改进。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还是手工业生产的手工产品，其种类和数量都得以增加。

先看两浙路。台州水热资源丰富，适宜多种水果的生长，南宋时当地的水果种类达到33种之多，其中如猕猴桃、水蜜桃等都为南宋新引进的品种[1]。在越州嵊县山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及开发脚步的加快，当地人从外地引进了原来没有的水果——柑，“剡素无柑，近有种者，撷实类橘，风味不减黄岩，明公《柑赋》：‘处汉之南，北江之阴，水带清流，山向高岑，种柑法也。’”[2]7264可见，嵊县在引种柑后，种植规模不断扩展，以致当地从“素无柑”已发展到掌握了成熟的栽培技术。又如广南路。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介绍：“世传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间草本实，猿狙之所甘，人强名以为果，故余不能尽识，录其识可食者五十五种。”[3]可知当时广南有果120种，其中“识且可食者”有55种。而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的《大德南海志》列举了64种有名有识的水果[4]。由55上升至64，增加的水果种类，主要是由外地引进，这正是水果品种频繁交流的结果。交流的频繁必定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发展的基础上，各地水果种类的增加也必然导致市场上水果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多。

手工业生产亦是如此，由于对山区资源利用程度的深化，制茶、造纸、制漆、制砚等手工业部门的技术极大改进，因而有了更多的产品种类，其生产规模也日益扩大，产品数量大增。正是这些大宗或小宗商品的流通，使得市场关系深入到各丘陵山地，进一步推动着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一、山市的勃兴

“随着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分工和市场的发展，随着赋役制度中货币征敛的加强，家庭自己消费中的一些要素转化为商品性消费，原来在家庭自身获取的物品转为向市场购买，以满足家庭的需要的耗用。”[5]宋代，越来越多的家庭把自己消费中的一些要素转化为商品性消费。与之相应的是，他们也把自己生产中的一些要素转化为商品性生产。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自身的消费作为生产目的，而是将产品投入市场，交换回的货币再用以购买自己的消费品。宋代，这种转变和现象在山区尤为普遍。

张锦鹏教授认为，以山区为主要产地的经济作物的种植，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山区开发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利用土地资源，种植各种经济作物，还是充分挖掘其它资源的生产潜力，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山区开展的各种生产活动，包括种植农业，以及对林木、矿藏等各种资源的采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的，许多生产活动甚至一开始就是面向市场的，如贵州龙山的茶叶、梁山军高都山的姜、徽州的杉木，等等，都是为了向市场出售而种植，并由此而形成了许多专业户、半专业户。宋代，专业户、半专业户的数量大增，都是为供应市场的需要，渐次发展成为独立的行业。在山区开发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一些商品性生产的专业区域，有些地方的经济作物种植更是形成了产业优势。这种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其生产的成果必定要经由一定的渠道进入流通的过程。

山区往往地处偏僻，与城市的距离较远，所以山区生产的各类商品要进入流通过程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方法，以减少地理条件给交易造成的不便。对卖方，即个体小农而言，他们可以将自己的产品直接拿到城市出售。但从偏僻的山区赶往遥远的城市，路途艰辛而遥远，这样的交易行为其成本实在过高。而对买方来说，千里迢迢赶到崎岖的山区，再到各人家挨家挨户地收购他们的产品，也极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能使买卖双方都节约成本和时间，且较为便利的方法，那就是在山区就近选择一个中心点设立草市、墟市以供交易。

作为乡村的一种新的商品交换场所，草市在唐代的分布范围就已相当广泛，数量也比较可观。草市发展到宋朝，其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其规模也有很大发展，“形成许多镇，即草市镇，或略去草市而迳称某某镇、某某镇市”[6]。随着宋代山区开发的大发展，向山区的推进遂成为草市镇横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台州山区的折山市“折山山下簇人烟，一似吴儿笑语喧”[7]。越州山区的禹会桥市“桥边多酒楼”[8]。越州的剡山亦是“纷纷闹市绕山脚”[2]7251。桂阳军的大凑山市因盛产银矿而成为“烹丁纷错，商旅往来辐凑”的繁荣山市[9]。像台州、越州这样闭塞的山区，市镇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又如泸州。泸州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境内多丘陵山地，蕃汉杂居于内。唐代，该地尚属蛮荒山区，李商隐在《请留泸州刺史状》中是这样形容的：“地连戎僰，境接巴黔，作业多仰于苦荼，务本不闻于秀麦，遂给嘉种，喻以深耕，始令蛮貊之邦粗识囷仓之积。”[9]1095 两宋时期，随着泸州的开发程度渐深，商贸不兴的炎荒景象已不复存在，境内草市镇的数量大增。到得嘉定末年，泸州已有镇8处，草市59处，合计67处，其中泸川县37处，合江县18处，江安县12处[6]230。又如汀州。“岚烟蒸湿同梅岭，地脉逶迤接赣城”[9]998，这是宋代诗人郭正祥对汀州的描述。汀州位于福建路、江南西路与广南东路的交界处，“复嶂重峦，绵亘数百里”[9]995，是典型的内陆山区。由北宋至南宋，汀州的人口迅速增长，昔日荒凉的山区得到开发，该地的草市镇数量剧增，遂至成为“南通交广，北达江右，铜盐之间，道所往来”之地[9]995。北宋的熙丰年间只有留镇等数处，至南宋理宗后期，全州的草市镇数量已发展到25处，其中长汀县9处，宁化县5处，清流县6处，莲城县和武平县各2处，上杭县1处。

宋代草市向丘陵山区的推进不惟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商税额度上。在《宋代草市镇研究》中，傅宗文先生将淮南东西、江南东西和两浙路这一区域各州军依地理特点分片，计算了熙宁十年商税的几种关系。在太湖平原、丘陵地海滨平原、内陆丘陵地、海滨丘陵地四个地理片区中，其草市镇税额占州军总税额的百分比分别为：18.060%，23.862%，2.726%，13.415%[6]123。从这组数据看，该区域丘陵山区草市镇税额占了较大的比重。以划为海滨丘陵地的润州、温州、台州而言，宋代以前，这几个州尚处在地广人稀、亟待开发的状况，但随着山区开发向这些地区的推进，至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其草市镇所税额竟占州军总税额的13.415%，无疑是当地草市镇数量增多、规模增大的结果。

草市镇向山地的推进，使商业活动深入到各个丘陵山区，给当地的传统自然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山区农民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到市场活动之中。

二、专业性山货市场兴起

傅宗文先生在《宋代草市镇研究》中如是说：“自然物产的不同，是草市镇所经销的货品依以互相区别的前提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具有特殊地利的草市镇，就会进一步地增加它们拥有的地方产品，逐渐形成以销售这些产品为特色的主题形式的市场。”各丘陵山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异，其物产也就因着这种千差万异而呈差异性分布。而随着山区的开发，原来依托当地特色产品交流贸易形成的这些乡村初级市场，就会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商品来源，从而形成一些有专业性倾向的山货市场。

如潭州衡山县的山区，地处亚热带区域，果树种植发展迅速，盛产枇杷、梅、杏、青李、木瓜这些水果，因而当地便发展出岳市这样的专业性水果市场，时人项世安有这样一番描述：“晓市众果集，枇杷盛满箱。梅施一点赤，杏染十分黄。青李不待暑，木瓜宁论霜。年华缘底事，亦趁贩夫忙。”[10]类似这样的因当地盛产各种水果而形成专门的水果市场的情况，在宋代的其他地方也是存在的。陆游有诗曰：“绿荫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8]1316、“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8]2749，诗里说的是绍兴府山阴县的情况。绍兴府山阴县山区盛产茨实、杨梅，于是形成了梅市和项里市这样的专业性水果市场。此外，山阴县山间亦多产茶，所以又形成了茶叶专业市场——兰渚市，“兰亭之北是茶市”[8]2648。当然，因山区物产多样，所以宋代形成的专业性山货市场也就不止于水果类。临江军新淦县也位于山区，当地的自然条件适于生长桑菌、竹笋和蕨等时鲜的山野蔬菜，因而渐渐发展起了肖家峡市这样的山区蔬菜市场，“趁墟人集春蔬好，桑菌竹萌烟蕨芽”[11]。另外，以山区为主要产区的药材的专业市场也比较多见。在平江府吴县兼具山海之利，由此形成规模较大、专业性较强的药材市场——吕山市，时人这样形容：“凡山区海聚、殊方绝域金石草木之英，象犀龙麝之珍，鸡首稀苓牛溲马勃之贱，皆聚而有之”[12]。成都附近的山区则多种植各类药材，宋代，这里的药市有显著发展。宋祁有《九日药市作》云：“阳九协嘉辰，期人始多暇。五药会广廛，游肩闹相驾。灵品罗贾区，仙芬冒闉舍。……西南岁多疠，卑湿连春夏。佳剂止刀圭，千金厚相谢。刺史主求瘼，万室系吾化。顾赖药石功，扪衿重惭惜。”可见这里的药市规模之大。

诸如此类的专业化市场为山区农副产品提供了专业化的交易场所，它们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专业性产品，从而更进一步密切了山区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刺激了这些丘陵山区的商品化生产。

三、商业资本介入山区生产环节

山区开发对商品经济的推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向生产环节的介入。山区的各种产品，尤其是各种农特产品，其产地多隐缩在山乡僻壤，与商业贸易中心有一定的距离。且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大多是分散、狭隘的个体小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零星且少量的产销越来越不能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那些财力雄厚并享有一定商业信誉的商人，有能力把原来零星且少量的销售变成大宗且正规的销售。他们放出一部分资金，介入小生产者产品的生产环节，去整合其产品的销售，这样的一部分商人被称为包买商人，他们用这种方法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生产。宋代，商业繁荣发展，商人资本和市场贸易迅速扩大，包买商人的数量增加，其活动范围也得以扩展。由于山区的开发，许多经营活动如茶园、荔枝园的规模有所扩大，这种生产的周期长、季节性强、规模大，因而投入也多，“在生产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这就为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的渗透创造了契机”[13]，商业资本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山区的生产活动中。如茶叶生产。“茶园人户，……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乘时高下，相度货卖。……累世相承，恃以为业。其铺户收贮变易，却以白土拌和，每斤之息不及十文”。[14]这是北宋吕陶在彭州任知州时所见，发生在蜀茶实行榷禁政策以前。由此可知，北宋时，四川的茶园户用从“客”商和本地“铺户”手中得到的“定钱”或债款，购买茶苗，雇召人工，从事茶叶生产，待得茶叶收获之时，再由商人包销园户的茶货。再如荔枝生产。在福州，“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不计美恶，悉为红盐者，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而乡人得饫食者，盖鲜矣！以其断林鬻之也。”[15]这段记载表明，福州的荔枝生产也是采取包买商人预付货款、包购包销的经营模式。包买商人不仅将荔枝销往京师、北戎、西夏，还开辟了国际市场，远销新罗、日本、琉球、大食各地。这也只有怀揣巨资的包买商人才有能力将市场扩大至这等规模。事实表明，商业资本向山区生产领域的介入，使得市场扩大，从而反过来又促进了山区生产规模的扩大，“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

草市镇向山区的推进，以及商业资本向山区生产领域的渗透，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山区农民与外部市场的联系，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杨国桢在研究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时这样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被一贯看成“落后”、“保守”的山区，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在某一特定时期比“先进”的沿海平原老农业区还要高；山区的“外向型”工商经济也不比沿海逊色，山区商人（著名如徽州商人、闽粤客家商人、浙江龙游商人等）的经商意识和本领，甚至比沿海平原商人有过之而无不及。”[16] 这样的山区经济发展特征，在宋代已有所显现。可知，山区的不断开发，使得一向闭塞的山区呈现出新的活力，山区的生产潜力受到大力挖掘，商品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由此出现了更多具有山区特色的经济现象。

四、山区开发与远距离贸易

对山区的开发利用还有利于宋代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山区开发是建立在当地蕴含的各种资源的基础之上，包括土地资源、植被资源、气候资源、矿藏资源，等等。而中国山地面积广阔，东西、南北跨越好几个自然地带，自然资源十分多样，其分布也极其不平衡。宋代各地的山区开发都是建立在各自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各山区的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产品也各不相同。这种区域优势或者说是区域局限，决定了许多山区产品都是远距离销售的商品。又随着山区开发的发展，各山区的生产能力加强，提供的商品数量增加，客观上要求更广泛的市场。如此，山区开发为远距离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唐宋以前，远距离贸易的商品以奢侈品为主，唐宋以后，贸易中的商品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由奢侈品转向茶盐等日常生活和生产用品为主。尤其进入宋代以后，茶成为了长途贩运的大宗，一些木材、水果等山区产品都跻身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之列。

茶的长途贩运便是典型的例子。茶只适于在南方这种湿而暖的气候下种植，其产地集中在成都府路、荆湖南北路、福建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等地。这些地方出产的茶叶中的一小部分由当地市场消化，大部分则由商人收购和草市镇等方式进入农村初级市场，然后通过不同层级的中转集散市场运销至非茶叶产地的北方、西北甚至海外市场。

木材也是远距离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木材，产于山区，多利用水路，顺流而下，运往各城市和木材稀缺地，虽路途遥远，但运输成本低廉，故利润丰厚，因此，各地的木材销售大多用此方法实行远距离贸易。徽州生产的杉木便是顺水道而下，销往其他各地。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范成大在严州浮桥就曾见到木材商人从徽州贩运的杉排“毕集桥下”[17]。《新安志》也有“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18]的记载。浙江溧阳县的五堰因阻碍了宣、歙的杉木贩运而被废，“后之商人贩卖排木，东入二浙，以五堰为阻，因结官中，废去五堰”[19]。可见杉木长途贸易的利润之丰厚。广西所产杉木也是赖水运贩往远处。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沙木与杉同类，……瑶峒中尤多。劈作大板，背负以出，与省民博易。舟下广东，得息倍称”[20]。此外，闽浙间、京西等地木材的远距离贸易都比较普遍。荔枝这类只适合于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水果，也属于远距离贸易之列。前文提及福州所产的荔枝就是被商人内运京师、北戎、西夏，外销新罗、日本、琉球、大食等地。

山区各种生产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地方性商品，这在客观上要求更广泛和更广阔的市场，以满足各地对山区产品的消费需求，或者在山区和平原地区实现各类商品的互通有无，对远距离贸易的需求扩展，远距离贸易的商品种类更趋日常化，运销地域也更远，更多。山区开发推动着远距离贸易长足发展，使得南北、东西或各区域间的经济交流不断扩大，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五、结 语

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社会产品供给增加，市场成长空间扩大，“商品生产有了更广阔的基础，商品流通有了更广阔的市场”[21]，市场关系以各种方式越来越深地渗透到广大丘陵山区，山区小农的商品意识增加，其生产活动愈加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与之相适应，草市、墟市的数量不断增长，且不断向更加偏远的山区扩展，商业资本也不断地介入山区的生产环节。于是，各种以山区为生产场地的农业或手工业生产提供的大量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便通过草市等乡村初级市场和商人的远距离贸易，源源不断地输往他处，以互通有无，满足各类生产或消费需求。因山货交易而起的草市镇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将市场活动越来越多地引入到各个山区，有力地推动着农村初级市场的形成，原本孤立、闭塞的山区乡村与城市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茶叶、荔枝、木材等山区产品的长途贩运，更是有助于加强全国范围内各层次市场之间的联系，为日后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些层面上来说，宋代山区的开发利用是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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