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故乡”时空下，重构中西文化的融合之境

刘瑛，笔名刘瑛依旧。现定居德国。1994年初到德国。201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参与编辑的海外华文小说集《与西风共舞》，由美国科发出版集团出版发行，并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诸多散文随笔发表在国内及海外中文报纸上，多篇微型小说获全国大奖赛优秀奖。

王红旗，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主任，《中国女性文化》《中国女性文学》主编。

反思与重构：在多重差异中寻找融合共生策略

王红旗：你的中篇小说集《不一样的太阳》，被选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系列，我读后感触良多。我发现这六篇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书写中国与德国无处不在的文化差异为核心，以华人移民的孩子在德国上学的故事为重点，以华人移民女性的生存发展、婚姻家庭冲突为主线，从不同层面表现东西方文化传统、法律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教育理念、性别等方面的差异。并且，从德国华人移民的生活现状、经验、问题与冲突出发，对两国文化进行理性的反思与重构。可以说，你以一个海外华人女作家的人类意识自觉、开阔的国际视野，打开了一扇中德文化精神对话的窗口。请问，你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国是出于何种原因？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起小说来的？

刘瑛：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出于立体的、多棱的，有一定的厚重感。能让读者从不同侧面去理解，引发不同的联想和想象，从而产生共鸣。如果作品能达到“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境界，就不枉写作者的一番苦心孤诣。

作家网和南昌电视台《你在他乡还好吗？》电视栏目组，曾对我进行过专访，我对这些问题有过比较详细的回答。我是1994年初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家庭团聚。因为我先生从国内外语院校德语专业毕业，后来去德国留学并留在那里工作。当时我的大女儿刚上小学，考虑到孩子的教育，以及家庭团聚的重要性，我带着女儿去了德国。由于我先生在德国已打好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我到德国后的生活一直比较稳定。不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国的那些留学生，面临种种生活困境，需要靠打工养活自己。加上在商业圈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比较高层的德国商人，使我能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德国。

我的小说里，有矛盾、有冲突，但少有那种生活在底层的挣扎、困惑、痛苦和纠结。这肯定与我在德国的生活经历有关。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基调都是“暖色的”。南昌大学熊岩教授谈道：“她的小说甚至也没有一般华文小说中常见的新移民在海外的拼搏奋斗及漂泊、无根的焦虑与痛苦。她以一个知识女性的眼光，细致地观察着异国生活的点滴，捕捉着自己感兴趣的创作题材。”我个人比较认同她这段话。

说起如何写起小说，我记得好像是在2009年，当时有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法兰克福参加图书展后，经过杜塞尔多夫市，搞了一个作者和读者见面座谈会。作家代表团里恰好有我喜欢的作家，所以那天我特意开车几十公里赶去参加。因为我到德国后一直做生意，与文学界基本没什么接触，也没想过要去搞文学创作。座谈会后，大家聊起来，有位作家对我说，你在国外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又是学文的，在商场上有很多切身经历，应该写写。仿佛突然一下给我打开了一扇天窗。那时孩子也长大了，很多瑣碎的事已不需要我去做，加上公司进行改制，我们与德国公司合作，让我逐渐从很多具体的、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有了一些相对自由的时间。当然，最重要的是，观察和积累了这么多年，我的确有话想说。于是就尝试着开始写作。

可以说，我是非常幸运的，起点也是比较高的。2009年底开始写作，写完后直接投给《中国作家》，编辑很快给了我刊发的回信。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生活在别处》，就刊登在《中国作家》2010年第4期。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之后，一部接着一部，发表了一个系列中篇小说。第二部中篇小说《马蒂纳与爱丽丝》发表在《青年作家》杂志2011年第3期，第三部中篇小说《不一样的太阳》发表在《十月》2012年第5期，第四部中篇小说《遭遇“被保护”》被收入《飞花轻梦》一书，2013年由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五部中篇小说《大维的叛逆》发表在美国《红杉林》杂志2014年夏季号，第六部中篇小说《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发表在《中国作家》2014年第6期。与此同时，我还开始不断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散文随笔。从2010至2015年，我的写作可以说是“井喷”式的，高产的。

可能得益于我的专业背景，开始写作的时候，先进行了整体构思，有意识地从不同侧面书写文化差异。虽然写的都是中篇，各自独立，但又能够连成一体。我力图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开始，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既有深度，又有高度”地、比较透彻地反映东西方文化的种种差异。

王红旗：当时，你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国内认可发表，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想让孩子出国读书，另一方面就是那种表达真实生活的情感。这对国内或者国外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而且生活题材非常新颖，是从日常生活里提纯，蕴含着温暖亲切的人文关怀。

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家庭、华人女性的新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因为现在出国留学，定居海外，已经成为中国人寻找另一种人生理想的自由选择，在移民身份、移民动机，以及生活方式的诉求方面，和你出国的那个年代，又有了很大不同。的确，在你的小说中也体现出中德两国文化之间无处不在的差异。然而正是这种差异性、复杂性，才使华人新移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众所周知，德国对于欧洲，乃至全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德国人以严谨、理性著称于世。你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那里已经成为“第二故乡”，请问对于德国你有怎样的评价？相对于中国，你觉得两国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瑛：20世纪90年代初，我出国时的个人经济条件，比8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要好。再后来出国的留学生经济条件又比90年代要好。尤其是近些年，出国留学的学生大多经济条件都比较优越，基本上不用考虑打工养活自己的事儿。人们出国留学或定居国外，更多是为了自由选择一种事业上的发展，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就德国人的性格而言，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谨与理性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和天主教基础之上的。德国无论哪种类型的学校，无一例外地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都设立了宗教课，主要是以德国的两大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为主。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像父辈那样进教堂，但这种宗教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贯穿在每个人的思想里，并落实在行动中。比如，诚实守信、遵纪守时、帮助弱小、公正平等，这些从小就开始培养的意识，是根植在他们国民骨子里的东西。

在德国生活，我得到过不少德国人无私的、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我觉得这与他们的文化有关。在德国很少有人空喊口号，也很少有人大谈理想。有些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会自觉自愿选择到贫穷的地方去，比如到非洲、亚洲的贫困地区去做义工和慈善。他们认为，对社会、对人类，年轻人应该有所担当，人类应该“共同美好”。坦率地说，相比较而言，国内这方面的教育是比较缺失的。现在诸多国内家长都热衷于把孩子送到西方发达国家去留学、去镀金，鲜有家长会愿意出钱出力，把孩子送到贫困的地方去锻炼。

至于两国的最大差异，应该是两国民族心理完全不同。中国人一直为自己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与文化而骄傲，但自鸦片战争之后，经历了被打败、被侵略、被瓜分的屈辱，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认定“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一心想着赶超，急于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赞扬，表现出来的是高调。这种高调是多方面的，小到消费和炫富，大到争当世界“第一”。

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德国则恰恰相反，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强但从不张扬。因为“二战”的原因，德国人带有很重的负罪感，他们不再高唱爱国主义，更不大谈民族主义。他们积极向上，扎实努力，力争把事情、把产品做到最好，同时又普遍非常内敛与低调。德国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世界“隐性冠军”，为什么要“隐性”？这与德国特有的民族心理和低调内敛的观念有关。

还有德国人的反思精神，他们认为，犯过的错误绝不能重犯。尊重人权，注重人文教育，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保持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应该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绝不能再走发动战争的老路。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王红旗：你在这部小说集自序中谈道：“每部中篇小说中，都贯穿着一个‘她’。所有事件、冲突、矛盾、痛苦、眼泪、欢笑、思考都带着‘她’的痕迹和‘她’的视角。因而，这既是一本中篇小说集，也是一部长篇小说。”（刘瑛：《不一样的太阳》，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我首先感觉到的就是一部长篇小说，综观小说集的主题与形象，作品表现其从差异、隔膜、冲突，到体认、理解、包容，再到尊重、融合、共生的心理变化，不仅是当代华人移民在德国的“全新生活图景”，而且很有一种华人移民心灵史、精神史的意义。尤其以在德国的华人移民女性生活为中心，以她们的真实生活与情感体验来反映其复杂的差异性。

请谈谈你为什么以女性生活为中心？你是否想以自己的文学创作为化解多元文化差异，寻找一种沟通、对话与融合的新途径？

刘瑛：这和我的性别、我的身份有关。我认为，从女性角度能够更细腻地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生活是由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组成，不会是永远的“高大上”。而往往最平凡的、最微小的细节，最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質。从某种程度上说，读懂了女性就读懂了人类的历史，读懂了人类的情感。

就创作而言，我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希望从这个切入点出发，写好我熟悉的女性。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一直有个潜意识，就是希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我的小说中看到有血有肉的差异，相互了解，相互包容，同时，从这些差异中看到某些共同点。我认为无论哪个民族、哪种宗教，都有追求真、追求善的共同点，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虽然不同文化环境有不同的表现方式，那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差异，最终都有可能通过沟通与交流，相互理解而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所有艺术手段，比如音乐、绘画、舞蹈、文学等，其实都是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途径。至于文学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又关乎另一个话题，即“文学的功能”问题。

我特别想说的一点是，我们中国人有个非常好的传统美德，就是特别愿意，也特别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并融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我们从不排斥，也不鄙视人家优秀的东西，这方面我们应该坚持并发扬光大。

子女教育：在“亦师亦友”相伴成长中重塑自我

王红旗：（《不一样的太阳》所收入的六部中篇小说，以跨文化视野下华人新移民的生存状态为切入点，聚焦女性爱情、婚姻与家庭，尤其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表现中西方文化的多元差异与冲突，以及新世纪华人移民的心理变化与精神诉求。

小说《生活在别处》，展现出鲜明的异国文化差异与隔阂，内容涵盖教育、宗教、哲学与民俗等多个方面。小说故事从初到德国的华人知识女性佳颖遭遇女儿受教育的难题开始。女儿霖霖学校的语言班布置了一次特别的家庭作业——介绍你的国家，然而在德国能找到介绍中国的资料少之又少，甚至很多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是清末。比如佳颖的丈夫凯敏，回想他刚到德国时，有的德国人以为中国男人还留着长辫子。

更甚的是，霖霖在给德国传教士艾凯看自己在国内幼儿园的照片时，艾凯还以为只有中国的“特殊阶级”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还有艾凯对基督信仰的“独尊”，认为西藏就是中国的误解，以及与罗兰德夫妇共同探讨中国文学时，因思维方式与着眼点不同，对中国古诗《枫桥夜泊》的富有趣味性的“误读”，更隐含深刻隐喻。

请谈谈你怎样捕捉到这样真实的生活细节？你最想揭示两国怎样的文化历史隔膜？那充满思辨的古诗欣赏对话又表达了怎样的寓意？

刘瑛：我的第—部中篇小说《生活在别处》里，很多内容有我个人生活的影子。因为刚开始创作，当然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起。小说里很多动作、细节，都是我经历过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场景。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社会普遍对中国不了解，一些普通德国百姓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并且对我们一贯自认为优秀的文化提出质疑，还有他们站在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都曾经给过我极大的震撼。

德国的学校教育，非常鼓励学生“敢于提出质疑”。对同一个问题应该站在不同的角度，多视角、多方面去看，这样才能得出客观、公正、更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而我个人在国内所受的教育，非常缺乏这一点，就像中学时学习历史，都是背诵现成答案。

《生活在别处》这部中篇小说里有一位德国商人罗兰德。这个形象是我从多个德国商人和朋友中提炼出来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小说中我用了多个细节，来表现他善于提出质疑，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特点。比如，他对诸葛亮这个人物的思考，对中国社会普遍把诸葛亮作为智慧的化身而加以赞赏，将会产生何种后果的思考；他读中共党史，试图从根本上了解事实；他对“中国诡计”的疑问；他对中国古诗《枫桥夜泊》的质疑段落，由中国的唐诗宋词，引申出对“中国人思维特点”的总结。虽是一家之言，却具有很强的思辨性。至于这样的对话有何寓意，相信读者能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王红旗：读者通过你那些充满思辨的对话，就能够生动形象地体会到中西方的思维特点，以及其中的差异。小说中写到，星期六一家人来到市图书馆，女儿找到了“一本介绍中国古代丝绸作坊和生产过程的书”，父亲找到了“一本介绍古代陶瓷的书”，这位职业编辑母亲，意外发现了一本中国古代《春宫图》画册集。

在大学图书馆，“总算找到一本与现今中国有关的书，里面的图片却是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农民土法上马，大炼钢铁，遍地土炉土灶，四处浓烟滚滚。还有“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小将身穿军装，挥动红宝书的经典镜头……”“一本德文版的《孔子的格言与警句》和一本《毛主席语录》这两本书归在哲学类，被赫然摆放在西方大哲学家著作的书架最高层，既像是傲视群雄，又像是束之高阁。”（刘瑛：《不一样的太阳》，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寥寥数语，不仅揭示出中国与德国文化交流之缺乏，而且对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价值标准、意识形态、教育心理等文化差异，以及对历史反思等很巧妙地含于其中，为小说增加了深厚底蕴与精神指向，充分显示了一个华文女作家，对“母国”昨天的历史、对“居住国”的生活现实敏锐的反思与洞察力。

在我看来，如同你在自序中谈到的：“长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异乡已成为第二故乡。然而，种种差异依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于是，我试着去表现和反映这种差异。我也试图在种种差异中寻求某种理解与融合。我知道，文学，永远不能给出简单答案。我们将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坚守与扬弃，提炼与升华。”（刘瑛：《不一样的太阳》，鹭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其实，从小说集的整体结构看，《生活在别处》不仅是你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这部小说集的统领篇，把你在异国生活的亲身经历、深切感受，甚至意想不到的异域文化冲击与挑战，以新移民华人家庭的多面生活为核心一一揭开来。

请谈谈在全球化语境下，具体应该如何以包容的文学审美理念，“坚守与扬弃，提炼与升华”？

刘瑛：我非常认同您的看法。《生活在别处》不仅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这部小说集的统领篇，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

就像前面所说的，这部中篇小说里有很多我个人生活的影子。这段到图书馆借书的经历，其实就是我的真实经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之前我完全没想到德国图书馆里，对中国的介绍是那种现状。图书馆对中国当代发生的重大事件似乎都有收藏和反映，却严重不足。出国之前，我在大学工作了7年，在报社工作了将近3年，一直感觉到中国从上到下想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愿望非常强烈，相对而言，德国对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关注就显得太“漠不关心”了。最初以为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了解，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但随着小说的进一步描述，读者会发现，事实上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并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多、那样透彻。

谈到“坚守与扬弃”这个话题，如果展开来谈，很有可能会超出文学范畴。单从文学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作家要有人文情怀，要把“人”放在首位。尊重个人，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尊严。文学就是有关“人”的学问，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人的情感和命运。在这一点上，文学与政治所强调的“人权”和“人道”是相通的。

王红旗：其实，小说（（不一样的太阳》《大维的“叛逆”》《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与《生活在别处》有一个共同之处，关注焦点都是通过在德国读中小学的华人子女，体现出中国和德国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出不同的文化差异。如平等地与孩子对话，全方位的考分评定方式，重视对诚信人格的培养，处理好师生关系的智慧等。

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太阳》描述的是初到德国的母亲与上小学的女儿，面对陌生的环境而产生的种种不适应；《大维的“叛逆”》和《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呈现出在德国读中学的华人男孩与女孩，在两种不同文化影响下青春期的情感迷茫与自我成长，是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求证。

而小说《生活在别处》表现的却是父母亲与女儿共同逐渐认识德国的一个过程。并且表现出生活的真实性，越来越细致深入，牵一发而动全身地给人以启迪。呈现出的新移民华人生活风景，不仅是父母在陌生异乡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而且是子女自我的独立意志与积极进取的精神，母亲和子女与生活环境、各种人际关系的新认识，仿佛在重构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多种可能。

请问，你开始写这类小说，是否是自己在教育孩子时遇到同样的问题吗？这些故事是发生在华人家庭里的真实故事吗？

刘瑛：海外的华人家长，无一例外地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尤其在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孩子的成长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问题。虽然到德国后的十几年里，我没有从事写作，但我从没有停止过观察和思考。我写的这些系列故事，应该是我那些年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少有生活中的真实原型。但每个人物又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们是在德华人生活的真实缩影。

记得写《不一样的太阳》之前，在一次与华人朋友的聚会中，无意听到一件事：一个华裔孩子因为冒充父母签字好几次，结果在升学时被拒绝。朋友只是三言两语讲述了这件事，却给了我一个创作灵感。我回国时跟亲戚朋友在一起，饭桌上聊到孩子的学习问题，谈到过孩子的家庭作业，或者考试成绩，每次都要回来让家长签字。有的孩子冒充父母签字，家长老师都知道，但大家都没把这当回事儿。当时我正在构思一个华人年轻家庭在德国“积极融入”的故事，却苦于找不到一个有力的支撑点。这个细节，让我一下有了突破口。于是，我调动起生活的积累，很快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当时投给《十月》杂志，几天后就得到“可以发表”的答复。

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有不同的着力点。《不一样的太阳》讲述的是华人新移民孩子在升学中遇到挫折的故事，涉及“融入”问题和“诚信”教育；《大维的“叛逆”》讲述的是一个叛逆期青少年精神成长的故事；《生活在别处》涉及的方面更加宽泛，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中读到自己感兴趣的、引起思考的东西。

有国内读者读了《不一样的太阳》，给我留言说，这是他“这一年读到的最好的一部小说，很有现实意义”。还有读者说，国内现在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诚信”。其实我的每一部小说里，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诚信”问题。就像小說里黎希特老师所说的：“诚实，是一个人最最重要的品德，是最起码的立身之本，也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没有诚信，你就不可能走得长远，不可能被接纳，更不可能有良好的未来。”

德国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诚信”贯穿在社会的各行各业，绝少假冒伪劣，不会动不动就让人上当受骗，这与德国的教育和价值观有关。《梦颖经历的那些事儿》虽然讲述的是校园内青春期男生女生的故事，但里面随处可见“诚信”的影子。

《大维的“叛逆”》中，大维也是虚构人物，是由许多这个年龄段的大维、成长中的青少年集合而成。而《梦颖经历的那些事》是我在德国文理重点高中教书十几年的生活提炼。不少在德国生活的华人家长和孩子，读了我的小说都评价说“写得非常真实”，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读者的积极反馈，毫无疑问对我是鼓励和肯定。我认为，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东西，应该是作家自我的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