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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历史脉络考察

    时间:2021-02-25 08:03: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建国前,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经由东亚中国学界到欧洲中国学界,再到美国中国学界;“十七年”,在冷战背景下,这种传播与接受虽然遭受巨大的阻力,但民间的交流与译介却从未中断;新时期,除了我们继续主动“送出去”外,在多极世界新格局中,作为文学资本和资本文学在中外文学交往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译介和研究。

    关键词: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历史脉络

    一、现代:中国新文学的远游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现代中国文学第一次走出国门,发生在上世纪初叶。它们漂洋过海,着陆于日本,随后又播散到周边国家。据东京大学汉学家藤井省三在《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中披露,1909年3月2日,当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1册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第2册于同年7月27日出版)后,5月1日,东京《日本与日本人》杂志第508期“文艺杂事”栏,刊登了署名为“○□▲”撰写的消息:“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购买的。中国人好象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的虚无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象不大受欢迎”。[1]这是目前我们可以读到的世界上最早评说鲁氏兄弟的文字。这是有关现代中国文学的信息在海外传播的肇端。它比国内“文学革命”正式提出的时间早8年,比国内最早点评鲁迅作品的时间早4年(1913年,当鲁迅以周逴为笔名,在《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发表《怀旧》时,主编恽铁樵配发了10条点评文字和“焦木附志”)。可能是因为在地缘关系上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又同属汉文化圈,加上那时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以及他们之中的许多才俊先后“从文”;所以日本在世界上最早关注并传播现代中国文学就成为历史必然的选择。

    1909年是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的这件事情,仅仅是海外传播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辽远的历史回响。它传播的是全部用文言文翻译的国外“弱小民族文学”出版的资讯。仅仅因为它说的是现代中国文学之父早期的文学活动,而且这本书后来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视为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源头之源头。

    真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发生在1920年。那一年9月至11月,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以胡适为漩涡中心的文学革命》。该文对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很高的评价。他不但全景式地鸟瞰了文学革命发生的全局,还对文学革命先驱们创作的白话诗和现代小说做了精当的评价,尤其是把胡适的白话诗和鲁迅的现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代表,体现了他非凡的鉴别力。他说:“现今在诗歌方面的一个新的事实,就是刘半农﹑沈尹默﹑唐佚等人急速地跟了上来,得以成为白话诗的伙伴。他们之中,胡适只要作诗,便会闪现出西学的新知识,而且具有新鲜气息”,“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怖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2]青木正儿的这篇宏文拉开了海外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大幕。随后,朝鲜汉学家梁白华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将其连载于同年11月至第二年2月朝鲜的《开辟》上(他1929年翻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由开辟出版社印行,成为朝鲜第一部现代中国文学集)。尽管朝鲜人能够直接阅读现代汉语的原文,但是用朝鲜文来全面译介现代中国的文学革命恐怕还是头一回。

    以上我们讲的还只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杂事”和研究,还没有触及现代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翻译情况。据我所知,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首次被译成外文的应该是,1922年6月,日文刊物《北京周报》第19期发表的“鲁迅作,仲密译”的《孔乙己》。[3]不过,这毕竟是中国人译中国人自己的作品,而且,还是弟弟译哥哥的作品,总有点文学领域里“过家家”的感觉。那么,外国人最早翻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是谁呢?据现有资料看,应该是把鲁迅小说翻译成朝鲜语的、童年就移居中国、并与中国长期结缘的朝鲜人柳树人。1926年,他翻译的《狂人日记》发表在《东光》杂志上。他回忆说:“我和许多朝鲜青年在1920年初在延吉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通过进步青年教师读到了刊载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最初我们不懂,读几遍,讨论几次后,激动得我们几乎要发狂了。那时认识到,鲁迅先生不仅写了中国的狂人,也写了朝鲜的狂人。从那时起,鲁迅先生成了我们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人”。[4]在老师的引领下,他们这些当年在中国东北求学的朝鲜进步青年(包括金日成)可以直接阅读中文报刊和书籍,直接进入现代中国的文学系统,把握现代中国文学的心跳和魂灵,可贵的是,他们还能由“中国的狂人”感同身受地想象出“朝鲜的狂人”。此乃现代中国文学形象迁移的形像。他们不但自己欣赏现代中国文学,还把它们传播到自己的国家中去,让本国人民分享到这份思想盛宴。因此,他们成为沟通中朝现代文学的桥梁。

    至此,我们了解到,最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现代中国文学的是东亚汉学界;其中,日本汉学界引领潮流,朝鲜紧随其后。他们在海外传播鲁迅和胡适为首的现代中国文学,标志着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是说,以前海外文学界仅仅关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还不知道当时正在发生的、努力与现代世界文学接轨的现代中国文学;有了这些海外传播现代中国文学的先驱者,把这些新鲜的、有价值的、堪与中国古典文学媲美的现代中国文学摆放在世人的面前,必将令这些传统的汉学家大开眼界,从而调整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努力跟踪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如阿勒克谢耶夫等。

    比东亚汉学界稍晚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是欧洲汉学界。最早把现代中国文学译介到欧洲的是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中国学生敬隐渔和他的同窗徐仲年。他们共同为法译现代中国文学开疆拓土。两人之中,又是敬隐渔开启法译现代中国文学之先河。当年,他把法译《阿Q正传》交给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文豪罗曼·罗兰。一方面因为敬隐渔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文译者,一方面因为罗曼·罗兰从译文中欣喜地看到了鲁迅文学和思想方面的天才表现,因此十分乐意将其推荐给在欧洲久负声名的权威刊物《欧罗巴》。于是,1926年5月至6月,《阿Q正传》发表在《欧罗巴》第41-42期上。罗曼·罗兰高度评价鲁迅小说的信在20年代中国文坛引发了一段公案。敬隐渔在给罗曼·罗兰寄去法译《阿Q正传》并收到罗曼·罗兰的回信后,就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转告了罗曼·罗兰对《阿Q正传》的高度评价:“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读第一次更觉得好”,[5]28并说罗曼·罗兰给他的这封信他已经寄创造社了。后来,创造社在扣发这封信的同时,于1926年3月2日在《京报副刊》发表了柏生的《罗曼·罗兰评鲁迅》,文中引用了莫须有的敬隐渔法国同学全飞的所谓信,信中的内容除了评价鲁迅的意见一致外,还说罗曼·罗兰提到郭沫若时是“不晓得好处”,还说敬隐渔的“中文不甚好”,译的《阿Q正传》“恐与原意有许多不合处”。[6]直到1981年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罗大冈从罗曼·罗兰夫人处获得了这封信,真相才得以大白。这封信随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7]从这段公案的是是非非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对于欧洲“意见”的重视,把欧洲神话化了。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欧洲心梦”和欧洲人的“寻找中国才智”,共同促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在欧洲大陆的最初的传播。敬隐渔的努力得到了大师和名刊的双重肯定后,欢欣鼓舞,继续翻译包括鲁迅在内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接下来,就有了1929年巴黎里埃德尔书局出版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它是法国最早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集中选译了鲁迅、茅盾、郁达夫、落华生和陈炜谟的小说,其拓荒性和奠基性使其影响力迅速辐射到英语世界。30年代初,根据这个选本翻译而成的英译本《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问世。徐仲年也不甘落后,1931年,他在《法兰西杂志》第2期“中国文学专栏”介绍《呐喊》。两年后,他在出版译著《中国诗文选》的同时,还在法文版《上海日报》“今日中国文学”专栏里推介鲁迅的《离婚》和丁玲的《水》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前面提到的20年代初期“鲁迅作,仲密译”《孔乙己》的“本土译介模式”相似,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欧洲也是最先由中国留学生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并都是在外文报刊发表,只不过后者因为有异国他乡大师的推荐,并在外国主流媒体出版,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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