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侯外庐的交游看20世纪30年代北平马克思主义,学者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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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两点贡献：首先，侯外庐的史学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历史观的转换，即确立服从政治需要学以致用的史学观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观。侯外庐构建的历史体系尤其是思想通史体系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影响都很深远。其次，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深有启发，仍不过时。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独立自得；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18）03-0001-04
1930年侯外庐旅法回国以后，除继续翻译《资本论》外，还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和北平大学法学院执教，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某些名牌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差别。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师一般都是正经八百的学院派，管理上比较严格，政治上的要求也比较多。而差一点的高校，学术理论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则比较宽松，言论相对自由，比如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等高校，聚集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先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等（见表1），真正成了宣扬进步思想的场所。在这个群体中，左派势力比较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侯外庐作为当时比较知名的“红色教授”，与北平马克思主义学者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游。
一、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交游
20世纪30年代初，侯外庐任教于北平大学法学院。相对名牌大学和北平大学的其他学院，北平大学法学院之所以左派教授与进步学者较多，如陈翰笙、李达、许德珩、王思华、陈豹隐、李光忠、章友江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院长白鹏飞肯于容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侯外庐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任教期间，与众多进步教授都有较深的接触。他晚年写道：“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新史学队伍赢得科学，挣脱枷锁，是有所作为，无愧时代和民族的。在这个队伍的名录中，有郭沫若、李达、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吴晗、尚钺、尹达……，与他们同伍，是我的殊荣。”[1]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也特别活跃，在此起彼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侯外庐与李达
1932年秋，李达到北平大学法学院任教，与侯外庐相识。侯外庐回忆：“我们在一起讨论过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许多理论缺陷。他对于社会史论战是十分关注的，对论战中的托派理论保持着非常敏锐的警惕性。”[2]36李达认为，之所以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目的就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改造社会” [3]203，用先进理论指导实践，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侯外庐说：“为了防止鱼目混珠，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界限，李达注重介绍国际工人运动史，对欧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别，尤其对当时影响甚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进行了批评。他還对当时国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江亢虎的假社会主义以及梁启超、胡适、张东荪等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廓清道路的作用。”[4]侯外庐进一步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李达兼有著作家和翻译家一身而二任的特点，他的许多理论对中国革命和民主建设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李达同志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从五四时期开始，他就孜孜不倦地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5]李达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哲学方面。他既是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播火者，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者。侯外庐指出：“诚如鲁迅先生论定李大钊同志那样，李达同志的著译，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丰碑。”[5]
在20世纪30年代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中，最为突出的是李达。侯外庐言：“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6]1937年5月，李达撰著的《社会学大纲》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发行。“该书形成了符合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的教科书体系，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 [3]17。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进步哲学界在运用唯物史观致力于哲学理论大众化与通俗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管是在公众还是在中共领导层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北平期间，包括李达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教学、时事座谈、演讲等活动，教育革命青年和进步学生，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为马克思主义信仰默默奉献。李达对侯外庐说：“我的目标大，不便在社会上公开活动，你年轻，可以多做些工作。”[5]侯外庐在李达的影响下，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热情投身于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活动，利用校内外各种讲坛及其他渠道积极宣传马列主义。
（二）侯外庐与吕振羽
李达到达北平任教后，与早已在北平的学生吕振羽重逢，从此，两人“论学议政，过从甚密。振羽至少每周一次去看望他的老师”，而李达又十分器重他的“高足”，“熟悉振羽的同志也常在振羽处看到李达老师” [7]。由李达介绍，侯外庐认识吕振羽。起初，吕振羽研究的出发点及其重点在于现实政治和经济方面，之后，他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古代社会史方面，并接连产生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一举奠定了他的史学地位。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吕振羽开始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其理论观点在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论证了中国社会发展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遵循的共同规律。侯外庐在此基础上更深入一步，研究中国历史在符合一般规律前提下的特殊性，更加具体地揭示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侯外庐说：“我们对于论战的注意点相当接近，所不同在于，他像勇士一样上阵投身进去了，而我，由于《资本论》译本出版不容稍待，只有从盈尺译稿中抬起头来喘息的一刻，才能作为观战者，分析交战各方的阵势和利弊。”[8]
后来，侯外庐与吕振羽在重庆重逢，吕振羽当时任教于北碚的复旦大学。侯外庐于《韧的追求》中言道：“振羽的到来，政治上，我们多了一位知己，学术上，就像添了一支兵马。”[2]104吕振羽居家于学校所在地，距歇马场的白鹤林、骑龙穴约20余里，交通不便，但吕振羽和侯外庐常有往来。“有时偕夫人江明一起到侯外庐处，有时也独自前往。见面话题所及，无论文章、学术、时事、朋友，都能披心腹，见情愫。”[2]104吕振羽在渝期间，是《中苏文化》极受欢迎的撰稿人。侯外庐约吕振羽写过多篇文章。“皖南事变”后，吕振羽奉命去新四军工作，临行前特地到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所在地向侯外庐辞别，侯外庐在回忆录中写道：“告别时，振羽神情庄严，嘱托我照顾他的年轻的弟弟持平。他把那次辞行当作最后作别，表示他此去前线，抱着不赶走敌寇誓不回头的决心。”[2]111 “振羽的作风特别求实而不尚空谈。他的作别，令我联想起古之壮士，振羽的精神当然不是古之壮士所能比拟，但恰在此中我发现了他不凡的气概。”[9]
交往中吕振羽对侯外庐产生重要影响，侯外庐欣赏吕振羽的战士气质与性格。侯外庐曾经说，吕振羽走进书房是学者，走出书房是革命家。可贵的是，吕振羽将学者和革命家完全自觉地融合在一起：他治学的目标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卓越的、有创建的历史学家。[10]
（三）侯外庐与吴承仕
当年中国大学的国学系主任吴承仕先生是著名的经学家，他的观点和立场经历了一次较为彻底的转变。郭沫若提出中国也存在奴隶社会，之后围绕这一论断的争论一直不休，在学术界一时还不能为所有人所接受，当时著名的学者当中，愿意放弃多年来自己熟知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而进入一个陌生的研究领域，只是少数人，这其中便有吴承仕。
在我国现代史上，波及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等社会各个层面的社会史大论战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学术交锋，加速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参与人数之多、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能够像不可抵挡的潮流涌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吴承仕先生思想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是时代造就的产物。[11]侯外庐常拿他与鲁迅比较，作为太炎的高徒，他们在学术上的造诣都很高，虽然行事的风格与治学的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都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归宿，值得深思。要深入了解吴承仕的学术及思想，绕不开其师章太炎。后来，在写《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时，侯外庐对章太炎的理论成果和学术特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探索造就章太炎的社会因素和内在动力，在对章太炎思想的总结中，陈说太炎思想的矛盾性来自看不到时代的出路。此外，侯外庐还高度肯定了章太炎在学术思想、教书育人和政治观点等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文经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12]
二、侯外庐与左翼教师联盟
对比钱穆《师友杂忆》中关于北平30年代学院生活之胜景的回忆，让人不禁感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二三流大学的社会科学专业，他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关注的是政治经济这种重要的时代问题和中国前途的问题。王汎森言：“在唤起民众革命情绪的过程中，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以学术方式进行研究。他们需要担当起先知的角色，为将来的行动提供锐利、明确的指导。”[13]王汎森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所面临的学术困境和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侯外庐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认他们的历史书是“战斗指南”，并说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 [14]
侯外庐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期间，经济系主任是李光忠，该校教授先后有李达、陈启修、陈翰笙、许德珩、章友江等人，学生有宋之的、韩幽桐、于玲等人。侯外庐在经济学课上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学课上讲授唯物史观。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授历史哲学，后公开使用“唯物史观”名称。教学之余，侯外廬积极投身群众革命斗争。其间，侯外庐应同事邀请参加左翼团体教师联合会（简称“教联”）。“教联”隶属“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北方文总”），范文澜为“教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武新宇（曾任人大副秘书长），老王（孔德学校教授）、一百二十中的老苏都是负责人。教联最有影响的活动时吸收了名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施存统、黄松龄等参加。由于他们的参加，在教育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每半月或一周都有他们的政治时事和学术演讲，听众常常是座无虚席。这不仅对抗日的宣传工作起了重大作用，对宣传马列主义也起了重大作用。”[15]侯外庐所在的大学组有黄松龄、许德珩、马哲民、张申府、王思华等。
加入左翼教师联盟后，侯外庐经常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女子文理学院等以及一些中学演讲，宣传抗日。当时，在大学教授中，经常发表公开演讲的，有北大的许德珩、师大的马哲民、中国大学的黄松龄，和北平大学法学院的侯外庐等人。“北方文总”和“教联”由潘训出面与侯外庐联系演讲事宜。侯外庐在中国大学演讲时曾第一次向公众表明其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嵇文甫听学生介绍后曾特地登门拜访。[16]又曾在师大演讲“法西斯种种”以揭露中外法西斯的同一反动本质，在中国大学当面与托派分子辩论并在此基础上写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17]。侯外庐回忆：“我自从信仰马克思主义而真正从思想上走出书斋，投身到群众革命斗争的行列中去，应该说是在‘九一八’事变后，走上北平群众讲台时开始的。我从群众的救亡热情中，汲取到很大的力量，这力量对我以后的生活历程，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2]41-42
东北沦陷后，华北暂由张学良统辖，抗日救亡怒潮在北平如火如荼开展。侯外庐作为“左翼教师联盟”成员，在“北方文总”等领导下，配合抗日救亡运动，用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救亡，是北平讲坛上驰名的“红色教授”。侯外庐讲演斥责“不抵抗主义”，抨击中外“法西斯种种”，自然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欲加拔除。蒋介石把其侄儿蒋孝先的宪兵三团派到北平镇压革命。“蒋介石对于北平地区救亡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各界人士不断公开抨击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十分恼火。……反动派为了杀一儆百，首先选择了北平师范大学开刀。”[18]在这种形势下，侯外庐与马哲民、黄松龄等“左派教授”被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解聘。
1932年12月4日，北平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会拟请侯外庐、许德珩等讲演，尚未登台国民党特务便冲进会场，捕走三名学生。[19]到11日，继前一日捕去师大马哲民教授后，侯宅亦被围，侯外庐被捕去，后北大许德珩亦锒铛入狱，是谓轰动一时的“许、侯、马事件”。在各方的鼎力相助下，又由大律师江庸为之辩护，侯外庐终在翌年9月获假释。
纵观侯外庐这一时期的交游，可以管窥20世纪30年代北平马克思主义学者圈形成之一隅。侯外庐以北平大学法学院为中心，与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在这个群体中，左派势力比较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教学之余，侯外庐积极参加以范文澜领衔的左翼教师联盟组织的各项宣传、讲演等活动，走上街头、车站、码头，走进群众、深入人心，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面。总之，从侯外庐的交游看那个特殊年代里北平马克思主义学者圈的概貌，了解侯外庐的学人网络，能凸显侯外庐在其中的位置，对分析侯外庐的史学特色、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涵都大有助益。
参考文献：
[1]王炯华.李达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64.
[2]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1985.
[3]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宋镜明.李达与武汉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77.
[5]侯外庐.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N].光明日报，1981-6-18（3）.
[6]王炯华.李达评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