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史识与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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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史识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关系，在黄兴邦的长篇历史小说《明玉珍》研讨会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研讨会，于2009年2月5日在重庆市作家协会召开。
一
明玉珍本事，即元至正13年（1353年），明玉珍参加了徐寿辉的红巾军，屡立战功。至正17年，明玉珍任统军元帅，后奉命西征，由巫峡入蜀，占领重庆。至正20年，红巾军将领陈友谅谋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明玉珍便与陈决裂称王；至正2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影响及于中国西南地区。至正26年明玉珍病故，其子明�即位，后被朱元璋所灭。
小说《明玉珍》以波澜壮阔的元末农民战争为题材，着力塑造了明玉珍这位平民皇帝及这支农民起义军中各色人物形象。
与所有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品相比，《明玉珍》的题材是相当独特的。《明玉珍》的责任编辑罗玉平认为：明玉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在重庆称帝建都的农民领袖，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后人都没有发现其墓地，明玉珍墓是至今发现的唯一一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墓葬。除了这种地域的特点以外，重庆作家黄兴邦选中这个题材，经过10年收集史料，3年创作完成这部小说，全书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评论家敖忠认为，作品所写“元末红巾军起义是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明玉珍在此次起义中功业卓著，其在重庆建立之大夏政权充满民主色彩，影响及于西部广大地区，值得大书特书”。
黄兴邦做文学编辑多年，不是感动了自己的题材，不会轻易动笔的。史曰：明玉珍“为人英武有大志，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天下大乱之际，明玉珍部队“军律严整，所至不独用武，惟以拯救为尚”。明玉珍这个独特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国历史上独有的皇帝形象是吸引作家的重要因素。黄兴邦一直比较热爱历史，对古代文人笔记有极大的兴趣，往往夜读至深夜，朋友们都记得他家的灯常常通宵不熄；在他生活多年的重庆江北发现明玉珍墓以后，他对明玉珍的兴趣日渐浓厚，尤其在进一步了解明玉珍生平与大夏王国史实后，加上长年阅读对古代社会生活的研究，便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明玉珍”情结，尤其为明玉珍的民本思想和亲民作风所震动。他在后记中说，重庆长江南岸，现存一尊明玉珍所塑的弥勒佛坐像，即是明教偶像。元末红巾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即为明教徒，明教源于西方的摩尼教，其教义应属农耕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向往“均贫富，等贵贱”。明玉珍最可贵的，是后来身为帝王却仍以平民自居，处处身体力行不改初衷，其执政时间虽不长，却为中国历史文化留下独特的精神财富。
“看见南岸大佛就想起明玉珍，可惜知其事者（如历史学家吴晗等）未能睹其物，而天天都在其坐像下经过的重庆人，能睹其物者却又不知其事，阴差阳错，竟使这尊极具深远意义和人文积淀的历史偶像，在那里默默无闻而沉寂了六百年之久！”
此便为作家以文学方式表现这一历史人物的夙愿之由来。
由此可见，史料搜集与研究是创作历史小说的重要基础。
《明玉珍》的创作准备是充分的。与会者高度评价黄兴邦所做的努力，以为其在从事多年编辑工作退休以后，出手不凡。重庆作协党组书记王明凯以为，“作者慧眼识珠；写别人没有写，别人不好写，别人不愿写的独特的历史题材，史料详实，有很好的认识价值，歌颂农民革命对历史的推动力量，同时揭示出农民革命的根本性弱点，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讲了一个错综复杂、千曲百回、波澜起伏的传奇故事，扣人心弦”。
评论家万龙生指出，目前的历史小说，有三种写法，一是“李自成太高，红娘子太红”的一类；二是戏说，那就太多；还有一类是熊召政写张居正，唐浩明写曾国藩，是正道。明玉珍属于这后一类。作者面壁十年，艰苦细致地收集和阅读史料，这样严谨的创作态度，使我们看到的历史小说《明玉珍》富于传奇色彩，却不是戏说历史，也不是违背历史任意拔高历史人物。
敖忠说，《明玉珍》视野开阔，气势恢宏，小说通过对红巾军起义的背景及发展壮大过程的描写，较充分地展示了元末社会动乱的基本面貌，写出了动乱时代人民大众的苦难，揭示了红巾军起义的历史必然性。情节丰富，结构缜密。作品全方位展示当时朝野各种力量的较量、斗争与倾轧，人事关系极为复杂，却线索清晰，前后照应，殊少疏忽，表现出作者驾驭重大题材，构建长篇巨制的能力。
重庆作协原党组书记王青山认为，黄兴邦十年磨一剑，拿出有份量的作品，这样的创作态度，对于文学创作上一些浮躁的作派是一个抵制。作协主席黄济人在为《明玉珍》所做的序中也提到，黄兴邦的创作状态值得效法，因为“文学不需要浮躁，无需要急功近利，需要的是寂寞，需要的是宁静，需要的是惊雷炸响之前的于无声处”。
重庆作家协会秘书长周火岛说，《明玉珍》这部小说的出版，是重庆文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
评论家李敬敏、敖忠认为，《明玉珍》丰富了重庆历史小说的创作。
《重庆文学》编辑张华甚至以为：《明玉珍》是建国以来，重庆文学界非常严谨的一部历史小说，有很实在的份量。这种作品有以一当十的效果。
诗人杨旷说，《明玉珍》这部作品给予我们启示，说明重庆的历史文化，值得文学人挖掘，也说明，作家要有历史责任感，才能创作出好作品。
熟悉重庆历史的作家孙善齐发言充满感情，他说，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城市英雄。谁是英雄？不能以成败而论。黄兴邦写的明玉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英雄！朱元璋，洪秀全都是腐败，乱世英雄――枭雄也，我不喜欢。我喜欢明玉珍这样的人物，他是穿龙袍的农民！
二
大家还肯定了这部历史小说的学术价值，王明凯说，《明玉珍》是用文学的方式，描写历史人物，讲述历史故事，历史事件，让读者增加历史知识。小说中对当时的典章制度，民情风俗，都有具体生动的体现，尤其直接阐述了大夏政权的政治制度，明玉珍统治方式，赋税制度等等，还介绍了明教的基本知识，是一个值得保存的知识读本。
作家邢秀玲以为，不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有史料依据，故事精彩，扣人心弦，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描写，甚至妓女农夫，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再现，说明作者对历史下了大功夫进行研究。周火岛说，小说既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战争场景，又写儿女情长，不容易。除了主要人物，作品中如傅德错愕、卜朵儿花、韩贞哥这些人物，我也很喜欢。
史载明玉珍之子明�被朱元璋送往高丽，并有子孙，今日明玉珍在韩国已有29代子孙，明氏后人2万余人，其中不乏政要名流。在朝鲜，有明氏后裔一万多人。在三八线附近地方，还建有明玉珍纪念堂。1982年，明玉珍墓在重庆发现，韩国的明氏后人带着珍藏的族谱，来中国寻根。自1995年起，每年农历二月初六明玉珍的忌日，韩国的明氏后人都要到重庆江北城明玉珍墓祭祖，场面庄严隆重，盛况年年不衰。这位历史上的大夏皇帝已成为重庆文化上对外交往的一个品牌。由于小说《明玉珍》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得到明氏后人的认可和喜爱，重庆作家的这一作品便成为中韩两国经济文化来往的一座桥梁，使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具有了国际文化交流的价值。这一事实，也说明了《明玉珍》是一部有史学品格的作品。
王明凯、罗玉平、罗中福、敖忠等都指出，《明玉珍》用现代汉语表现古代生活，大量吸收富有生命力的文言词语，使文学语言呈现出洗炼、典雅的特色。有的语言非常精致华美，但又自然从容。如第十三回首段写古巴州田园风光，“春夏有桃李，入冬有柑橘，宁静的农舍，何处没有鸡鸭鱼塘？”寥寥几笔，令人神往。敖忠还指出，小说写景叙事往往运用对偶、排比等多种修辞手法，艺术效果甚为明显。如“犊鸣山冈，犬吠篱旁，农夫耕于野，商旅行于道……中原群雄互斗，无暇他顾，蜀川地处险远，自可偏安……”这样的描述，极好地显示出汉语言文字的艺术魅力。罗中福以为，作品有民间文学的刚健质朴作风，也具典雅华贵的色彩，民风民俗的描写也很好看。
三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如果说，一切文字的历史，都是文字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那么，历史小说尤其如此。历史小说写的是历史，却要面对今天的读者，一定要能够引起今天的读者的兴趣，要有对生活的思考。作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历史小说的灵魂，也是决定历史小说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家的历史观一定与他对当下生活的思考相关，也会影响他对史料的搜集、取舍与表现。
读《明玉珍》这部小说，能够感觉到作者对当下生活的体会与思考。黄兴邦塑造的明玉珍是一位平民天子，用了许多笔墨来表现明玉珍的民本思想和亲民作风。罗玉平以为，作者是以悲悯情怀在反思历史，有独立的思考，对现实有启示。
评论家李敬敏谈到，明玉珍这个人物最突出的一点，是其在中国历史上200多个皇帝中，是最不像皇帝的皇帝。他的生活作风，思想意识，都是平民化的。620多年前，出了这样一个皇帝，现在来读，让读者联想起现实的一些问题。现在社会的官本位严重，特殊化严重，而这位平民皇帝能够打破皇权观念，他的民本思想，亲民政策和亲民作风，也能引发一些思考。
李敬敏和一些与会者还感到，读《明玉珍》，也有一些遗憾，最遗憾的是，明玉珍这个主要人物形象尚欠丰满。
敖忠感到，小说目前笔力略嫌分散，有的重大事件，其实还可展开来重彩浓墨地写。如元至正17年红巾军攻取重庆，次年攻占成都，其后取嘉定，都是明玉珍所部起义军的重大战事，作品却缺乏必要的铺垫，烘托和渲染，这就未充分展示这些事件的重大意义，也影响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力量。有一种意见以为，这恰恰表现了作家选材的取向，是着力表现明玉珍平民天子的形象，一些生活细节都竭力生动地还原历史，对于攻城掠地倒不十分在意。历史小说不是全方位的资料汇编，一部写农民战争的小说，没有很多宏大的战争场面，而充满了当时的民情风俗画面，有人民疾苦的细节描写，尤其着力表现一位农民战争领袖的平民作风，在这位中国历史上极为鲜见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作家的美好愿望和严肃思考，正是这部小说的特点之一。
由于对史料的准确把握，作家对自己的人物虽然充满感情，但也不失理性，通过刘基与刘明的对话，对明玉珍的评价很准确。以为明玉珍缺少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的胆略，是一个伦理家，道德高尚，但不狡诈，不玩手腕，他在政治角逐中的失败似乎是必然的。
周火岛以为，从结构上看，小说的副线强于主线，一些次要人物形象反而比主要人物更加鲜明。他还提出，明玉珍的战略与朱元璋是相悖的，是所谓“小富即安”，不像朱元璋那样拼命扩张；但是，为什么明玉珍的“仁政”会失败，朱元璋的暴政却成功了？深究下去是可写出一些深刻的东西，作品会更耐读，更有感染力。
总的来说，明玉珍是一悲剧人物，这个人物身上一些内涵还可以深入挖掘。作者主要写了大夏国的兴，而其衰如何？写得少一点，弱一点。这让我们看到，作家在史料上下的功夫，似乎大于他的史识。作者认识历史的理性力量似乎还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至使这方面的细节展开不够。评论家李敬敏甚至认为，现在的《明玉珍》是一个简本，他建议再写一个丰满的《明玉珍》，把这个主要人物写得力透纸背，场景描写还要充分运用到人物塑造上来，写得血肉丰满，把小说写成鸿篇巨制！
艺术创作是非常感性的，历史科学又是很理性的，这就给历史小说的创作提出了一个很难把握分寸的挑战。没有虚构与想象，没有创作的激情，都很难把读者引进一种历史的现场，但作家必须在吃透史料的基础上，来拓展想象的空间，思考的空间。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作家对于自己喜爱的历史人物，尤其会动感情，如何保持一种冷静，对于人物不取仰望的角度，能够平视人物，全面审视和理解人物，立体地表现人物，是常常会遇到的问题。作家对于历史的认识，一定不能局限于直接取材的那一段史料，一定要有非常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明玉珍》史料详实，作家的史识也大大突破了过去写农民战争那种基于阶级理论的认识，并没有放过红巾军中鱼龙混杂，以及其争权夺利的负面种种，如果在史论上能够更多吸取历史科学学术前沿的成果，作品一定会更有深度。
[责任编辑 欧阳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