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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飚笔下的“风流”长征|穿越长征团长

    时间:2018-12-28 04:46: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如今,一提起长征,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艰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而《耿飚回忆录》所展现的长征则与现在一般人对长征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他笔下,长征不仅仅是历经磨难,同时也充满了欢乐。
      
      苏区姑娘塞荷包
      
      1934年10月16日,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艰苦绝伦的两万五千里。当时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前卫团――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涉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耿飚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月亮又大又圆,正是阴历的月半。
      秋风吹动着于都河水,吹动着指战员们身上的单衣。耿飚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中充满着依依别情。
      对于群众送别的情景,耿飚回忆道:作为“万里长征第一步”,现在想想真是平淡无奇。我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像往常出发那样,到各单位驻地检查了群众纪律,还与当地苏维埃的同志们谈了些天气、收成等家常话。当地群众看到部队开始上门板、捆稻草、打背包、裹绑腿,知道红军要打仗去了,纷纷前来话别,几个江西籍红军战士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送别,大家便趁机与他们开些玩笑,闹得新娘子成了大红脸,赶紧离去,躲得远远地望着我们出发的队伍。倒是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往战士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边走边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臊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味着将有多少夫妻生离死别,多少战士离乡背井;但在耿飚的笔下,没有悲伤,没有惆怅,却充满了欢乐与温馨。
      
      干革命,不要堂客
      
      红军出发前,耿飚正患疟疾,发高烧、打寒颤。考虑到病情严重,上级领导曾准备将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十分着急,部队要行动,自己是指挥员,怎么能留在后方?他“软缠硬磨”,终于得到批准,带病参加“转移”。
      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了天堂圩。在那里,耿飚请一位老郎中给战士们疗伤看病。这位老郎中十分和善,看到红军战士忍着病痛还坚持行军打仗,又是惊讶又是敬佩。当天晚上,他请耿飚住到自己的家里,细细地为之切脉配药,又亲自煎了汤药,让他服下。
      耿飚问:“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
      “可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耿飚诚恳地说。
      老者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耿飚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
      老郎中严肃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编者注),可是断入香火的罪过哟!”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飚。对民间医生来说,秘方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现在他却将其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其诚心。老中医将耿飚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药量做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调理,仍可再生。”
      由于战事紧张,直到队伍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飚才配齐了那副中药,一剂共三服。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耿飚也信守诺言,终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
      每每回想此事,耿飚感慨无限: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多少人民群众的心血啊!
      
      充满血腥味的格斗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在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当晚,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抵达湘江后发现,此段防线并无敌人主力,全州空虚。但由于李德指挥延误,扼守湘桂走廊的全州古城被先到一步的敌军占领。
      红军陷入绝境,一场惨烈的血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当时,耿飚的疟疾刚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颤过后,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挥。上级通报对面敌人兵力是9个团;而战后才知道,实际是15个团。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15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政委杨成武当时年仅20岁,在恶战中身负重伤。后来,杨成武在《忆长征》中描述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
      耿飚身为团长,也挥舞马刀与敌混战,以一当十,如入无人之境。青少年时的他曾跟父亲习武数年,体格健壮,身手不凡。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一身功夫帮助耿飚屡建战功。升任团长后,耿飚仍然习惯手持利刃,冲锋陷阵,可谓是现代战争中的奇才。湘江之役,情况万分危急,耿飚拖着病痛的身体,又一次与敌人展开肉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苦中作乐的长征岁月
      
      为了准备过草地,耿飚率一个营朝芦花方向筹粮。一开始,红军就遇到了麻烦。当地的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藏民说红军是来杀喇嘛、烧佛庙的,因此,受蒙蔽的藏民便组织起来,不断袭击红军。面对这种情况,耿飚找营长商量对策,认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纠缠在一起。
      当天傍晚,筹粮的部队到达芦花。刚刚宿营,藏民便从四面山上向红军发射冷枪,并发出“哇哇”的声音。由于一 时找不到翻译,耿飚只好命令占领一座房子,在周围挖了战壕,把窗口用一袋袋的砂土堵上,做好了自卫准备。
      入夜,藏民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围拢过来,“哇哇”叫着发起集团冲锋,但当冲到距阵地不远的地方,又突然惊恐地撤了回去。他们害怕红军射击。
      为了执行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耿飚向部队下达严格的命令:不要开枪,万不得已时,只能向空中开枪,把他们吓跑即可。然而,这种“空枪”战术用了几次就不灵了。藏民越聚越多,不断地向阵地靠近。耿飚借助望远镜看到一个个黑影,窜向他们所在的房子。打吧,违反政策;不打,又要吃亏。怎么办?
      耿飚灵机一动,命令司号班长发信号弹。
      信号弹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在空中徐徐降落,发出耀眼的光芒,就像在茫茫夜空突然升起一个小太阳:把大地照得通亮。藏民先是一愣,继而发出惊恐的叫喊,接着扭头就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等“怪物”,当然害怕,一下子逃得远远的,以后再也没来骚扰。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走到草地中心地带时,大部分同志都断粮了。他们就找野草、野菜充饥。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大部分都有毒。腐草滩的边沿上,生着各种好看的蘑菇,可是没有一样能吃的。许多同志为了尝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草和菌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当发现一种可以填肚子的野草,前面的人捋去了茎叶,后边的人就挖出草根。
      耿飚不但记录了过草地的艰苦,同时也抒发了战胜困难的喜悦之情,他写道:
      走到草地北边的边沿地带时,水沟里有了鱼。草地里的鱼也怪,见了人也不怕,照样在水边上“悠哉游哉”。于是我们便钓鱼充饥。用枪通条磨尖,弯个钩,随便抓个蛤蟆虫子什么的做诱饵,便能把鱼钧上来。草地上大多是无鳞鱼,我们钓到的鲇鱼,大头阔嘴,嘴巴上有两条须,大的有七八斤重。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尽管少油无盐,清水煮鱼有一股腥气,但总算可以支持下来了。再往前走。就见到了飞禽走兽。首先发现的是一种野鸡,遍体花翎,有七八斤重,至今我也没弄清它的名称。再往前,就发现并猎到了野猪、黄羊,于是,饥饿的威胁逐渐减少。
      
      后记:
      有位学者这样评价耿飚:“忠诚,勇敢、智慧,多才多艺,品德高尚,集菩萨与金刚于一身。若在古代,他就是智勇双全的赵子龙!”
      更不同凡响的是,这样一位赵子龙般的猛将。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写了厚厚的一大本。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耿飚的战友曾提议:“让我们写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吧!”
      耿飚欣然同意,并说:“我有日记与照片为素材。”
      那位战友看了这些资料“赞叹不已”。正如摄影家高帆所说,这是“来自战斗生活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典型瞬间形象”。可惜的是,这些照片和日记被陆定一借给了美国记者斯诺,辗转丢失了。
      
      摘自《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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