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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八办精神”的基本内涵及现实启示

    时间:2020-05-24 09:48: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陈红

    “西安八办精神”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西安八办在西安国统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培育、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和衷共济的大局意识、机智灵活的斗争艺术、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构成其基本内涵。从“西安八办精神”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对锻造西安铁军、实现大西安追赶超越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西安“八办”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总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事机构中创建最早、撤离最晚、坚持时间最长、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个“红色堡垒”。从1936年5月秘密交通站设立时算起,到1946年9月撤回延安止,西安“八办”在国统区坚持战斗了十年,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董必武曾指出:“西安‘八办存在了十年,十年,不容易啊,它经历了土地革命,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聚凝了多少人的心血,是历史的见证。”十年间,西安“八办”在异常复杂艰苦的斗争实践中,培育出了独具特色的革命精神。“西安八办精神”以其“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和衷共济的大局意识,机智灵活的斗争艺术,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等丰富内涵,对西安“八办”在国统区开展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西安八办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

    “西安八办精神”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直接相连,与西安“八办”所处的特殊环境、所进行的特殊斗争紧密相关。“西安八办精神”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西安“八办”在西安国统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培育、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一)西安“八办”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为“西安八办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

    西安“八办”从1936年5月设立秘密交通站到1946年9月撤回延安,纵跨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初期。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为了将全国各地采购的医疗器械、药品和通讯器材等紧缺物品秘密运往西北苏区,便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在西安设立秘密交通站。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秘密交通站改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由叶剑英主持工作,李克农、张文彬、李涛先后担任秘书长,主要任务是发展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联络团结工作,促进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卢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红军联络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西安“八办”既是中共和八路军在国民党管辖区西安设立的公开办事机构,也是党在西安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的重要场所。可以说,西安“八办”设立本身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

    西安“八办”存在的十年间,经历了一个建立、发展、缩减、撤销的过程,见证了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破裂的复杂演变。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呼声下宣布抗日,国共合作的状况总体上是比较好的。这一时期,西安“八办”得到较大发展,统一战线、运送物资、接待转运人员等各项工作开展顺利。然而,国共虽携手抗战,但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始终存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时有发生。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逐步推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国共关系趋于恶化。地处陕甘宁边区前哨的西安“八办”处境非常艰险,不仅工作难以开展,任务难以完成,而且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可能。同时,西安国统区腐败不堪,西安“八办”的共产党人既要避免浸入“染缸”,又要防范不断袭来的“糖衣炮弹”的拉拢腐蚀。如此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需要西安“八办”以富有特色的革命精神,引导、鼓舞和激励所属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抗战到底,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西安“八办”所处的特定社会条件客观上促进了“西安八办精神”的形成。

    (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业已形成的革命精神,为“西安八办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理性源泉

    中华民族具有优良传统,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伟大气节,“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的人生态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意识,“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以及吃苦耐劳、朴素勤勉、艰苦奋斗、注重修身等传统美德。这些优良传统,充分渗透、体现在西安“八办”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言行中,并被继承和升华为“西安八办精神”。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革命传统精神的政党,西安“八办”精神形成之前,已经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也初步形成,并处于丰富和发展之中。这些革命精神构成了西安“八办”精神的源泉,特别是作为同时期的延安精神,不用程度、不同侧面地反映和体现到了“西安八办精神”之中。

    (三)西安“八办”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斗争实践和人格风范,为“西安八办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内涵

    西安“八办”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多次联络驻陕国民党军政要员与中共代表会面和接触,为巩固陕西各界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采购运输重要物资,保证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供给;为抗战接待和转运大批人员。这些任务的出色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期间,中共和八路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等曾多次留驻西安“八办”并指导工作。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1937年8月-1940年10月)、董必武(1940年10月-1941年1月),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1937年8月-1938年7月)也长驻西安“八办”,实际指导西安“八办”的工作。以伍云甫(1937年8月-1942年初)、周子健(1942年初-1946年9月)为负责人的西安“八办”工作人员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一大批知识青年和各界进步人士,为了救亡图存,追求革命理想,途经西安“八办”奔赴延安。西安“八办”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崇高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貌,凝聚成了“西安八辦精神”。

    “西安八办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共产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在全面抗战时期西安国统区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不仅是西安“八办”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革命精神,也是活动在西安“八办”或途经西安“八办”的党政军领导及各类人员的精神;它不仅体现在党内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身上,也体现在党外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身上,是党和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晶。

    “西安八办精神”的基本内涵

    “西安八办精神”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西安“八办”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懈奋斗中,在西安国统区异常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思想品德、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精华和结晶。

    (一)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

    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是“西安八办精神”的基石。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西安国统区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西安“八办”共产党人怀着崇高的理想信念,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不懈奋斗,直接领导和推动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巩固、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抗战采购运输大量的物资和接待转运大批的人员。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救亡图存成为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共同的理想追求。西安“八办”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其直接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的优势,及时地传达、贯彻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指示,在推动全民族抗日运动发展的同时,直接领导和推动了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宣传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西安“八办”领导及工作人员经常到社会上去,向各界群众进行演讲、讲课、演出。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带头应邀在省立二中和扶轮社讲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西安“八办”处长伍云甫在铭贤中学作《敌我对比的转变与青年的任务》的报告,鼓动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洪流。西安民族解放先锋队举办骨干训练班,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受邀去讲《怎样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过往留驻西安“八办”的中共领导人也不失时机地给西安各界群众讲课或发表演讲,报告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如周恩来先后在西安“八办”停留过23次,曾为西安各界作过《五个月抗战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等报告、讲演;彭德怀讲过《怎样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游击战术》等课。尤其是在八路军东渡黄河连战告捷、军威大振的情况下,西安许多学校、团体不仅采取各种形式热烈拥护八路军,而且竞相邀请西安“八办”派人去演讲。西安“八办”有求必应,利用一切时机扩大宣传。西安“八办”组织的宣传队在街头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送郎上前线》《汉奸作寿》等宣传抗日、贬斥丑类的节目。同时,动员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工厂,宣传抗日救亡,搞募捐,并把群众捐献的寒衣等物品转运到前线去。这些宣传工作为在西安最大限度地动员各个阶层的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西安“八办”还尽力为陕甘宁边区采购运输重要物资,并接待和转运大批人员。抗战时期,西安“八办”成为延安连接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管辖区的桥梁。当时,八路军的经费、服装、医疗卫生用品、弹药等大多由西安“八办”经理科领送和采购,延安的工农业生产资料、原材料、生活用品、文化办公用品等,相当部分也是由西安“八办”经理科采购供给的。除采买和运输物资外,西安“八办”还为抗战接待和转运大批人员,包括中共中央及各根据地、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的指战员、“抗大”等延安高校毕业到敌后去工作的学员干部等,国内知名人士、外国友人以及海外华侨,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各界青年等。这些战斗在西安“八办”的工作人员以及留驻或途经西安“八办”的各类人员,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日军封锁和国民党顽军的阻难转运物资和人员,或颠簸于沦陷区、国统区与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或抛弃优裕安逸的生活、投身抗战艰辛的革命阵营中,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这一共同的理想。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西安“八办”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十分险恶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维护民族生存和人民幸福而忘我工作。途经西安“八办”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为实现革命理想自愿放弃优越的生活,主动投身于艰辛的抗战洪流。这种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成为“西安八办精神”的基石。

    (二)和衷共济的大局意识

    和衷共济的大局意识,是“西安八办精神”的核心。西安“八办”坚定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始终坚持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根本利益为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巩固和发展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抗日为基础的。西安“八办”注重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密切与国民党西安军政上层的联系。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先后与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建立起联系。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途经西安时,也分别拜访和接触国民党地方当局上层人物,为巩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并不一直都是团结一致的,期间也发生过多次摩擦事件。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刁难破坏,西安“八办”紧紧围绕共同抗战这个大局,一方面,坚持团结,以民族至上的理念,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坚持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势力和反共反民主行径作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西安“八办”当时担负着大量的运输物资任务,1937年到1938年,西安城内的汽车约有300辆,与西安“八办”签订过合同关系的达120辆。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在和朱德总司令会面时,对合同办法提出了异议,为了抗战大局,西安“八办”就主动解除了许多合同关系,长期只雇用商车40辆,克服种种困難完成运输物资的任务。

    同时,西安“八办”积极争取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中间势力,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共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而努力。与各抗日团体的负责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杨明轩、杜斌丞、张性初、车向忱、马德涵、刘古风、郑伯奇、曹靖华、于振瀛、陈建晨、侯外庐、宋联奎、李敷仁等保持经常的联系。为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宋之的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樊镜秋率领的难民孩子剧团、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等抗日救亡宣传团体来西安演出提供支持和帮助。热情接待陈嘉庚等华侨,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贝特兰、范查理、白求恩、马海德、路易·艾黎、詹金斯、伊文思、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以及印度援华医疗队、世界学联代表团等外国团体,并护送他们前往延安。抗战中后期,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西安“八办”及时将中共中央通电和《解放日报》的社论精神通过各种渠道,利用一切机会向在西安的各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社会群众广泛传达,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那些愿意团结起来坚决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西安“八办”的共产党人正是以相忍为国的恢弘气度、巨大的人格魅力、真挚的交友之道、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与西安各界人士保持广泛地联系,把各方面的抗日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圆满完成了毛泽东“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象征的阵地不能丢”的指示。这种和衷共济的大局意识,是“西安八办精神”的核心。

    (三)机智灵活的斗争艺术

    机智灵活的斗争艺术,是“西安八办精神”的特质。抗战期间,维护和巩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作斗争,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又离不开机智灵活的战术策略。在与国民党陕西党政军组织以及军警宪特机构的周旋、斗争中,西安“八办”的工作人员展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政策从联共逐渐转为限共反共。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事件,西安“八办”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针,利用公开身份,尽量采取合法的方式,充分運用国民党顽固派既要打压中共又不敢与中共公开决裂的矛盾心理和两面政策,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积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赢得有关方面的同情和支持,既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又使国民党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共同抗日。如1939年10月,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劫走西安“八办”卡车、绑架看守人员的事件,林伯渠和伍云甫一面迅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追赶,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说明要登报公布这一事件,最终夺回了全部汽车。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大肆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胡宗南,把保卫黄河河防的军队西调,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新的军事进攻。为制止国民党胡宗南的反共阴谋,时任西安“八办”处长周子健赴胡公馆,促胡明大义、晓利害,劝其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7月10日,周恩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经西安,参加胡宗南的招待酒会。席间,周恩来主动向胡宗南询问关于河防大军西调是否是欲发动新的内战的情况,胡宗南矢口否认。周恩来本着“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针,举杯说道:“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这就巧妙地将胡宗南意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公之于众,有力地制止了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装进攻。

    除了明面上与国民党陕西党政军组织进行巧妙周旋外,西安“八办”在暗地里也与国民党陕西军警宪特机构进行机智的斗争。当时,人口不足50万的西安,仅国民党职业特务就达4500多人,特务据点在西安城内设有40多处,安置在西安“八办”周围的据点竟达20多处。从西安至延安的公路沿途,关卡、集中营、监狱就有近10处。为了顺利、安全地运送物资和护送进出陕甘宁边区的各方人员,西安“八办”和西安地方党组织、秘密情报组织一道,想方设法,以各种巧妙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最终使物资和人员安全通过重重关卡。如护送爱国青年奔赴延安,采用将爱国青年化装成八路军战士、护士等,佩戴八路军标符,有组织地把他们编排起来,统一口令和其他语言口径,指定专人负责带队护送等办法,最终将一批批爱国青年护送到延安。

    正是因为西安“八办”在国统区的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与国民党陕西党政军组织和军警宪特机构机智周旋和斗争,才揭露和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破坏行径,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灵活机智的斗争艺术和智慧,是“西安八办精神”最具风采的特质。

    (四)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

    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是“西安八办精神”的灵魂。西安“八办”地处延安的前哨阵地,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之为眼中钉,受到百般刁难和破坏,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是,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西安“八办”领导及工作人员善处逆境,不怕牺牲,将生死置之度外,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西安“八办”的干部战士从相对安全的延安等地区到国统区开展工作,斗争更加残酷,环境更加复杂,但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党中央的委派,到陌生的环境中接受新的挑战,开辟抗日救亡工作新局面。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和西安“八办”领导伍云甫、周子健等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全体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阶级本色。在各界爱国团体人士将物资和金钱送到西安“八办”时,他们更感到拯救祖国的神圣使命和人民的重托,历经千难万苦,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突破日军的封锁和国民党顽军的阻难,千方百计地将各类军需物资、器械和医药转运到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持了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的抗日斗争。特别是到1941年12月以后,国民政府不仅停止向八路军提供各类物资,而且采买物资也被视为非法。采办、运输物资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曾多次发生国民党军警扣押运输物资和人员、搜查办事处仓库、逮捕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事件,但西安“八办”工作人员临危不惧,不怕牺牲,仍然千方百计地完成物资的采买与运输任务。

    到抗战后期,为进一步封锁陕甘宁边区,打击和孤立西安“八办”,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对西安“八办”实行围困封锁,每天24小时监视、侦察,而且秘密逮捕与西安“八办”有来往的商人,并警告一些商店不准给西安“八办”采购人员卖货物。在生活日益艰苦的情况下,西安“八办”工作人员开垦了门外的荒地,种植了各种蔬菜,想方设法购买粮食。为了穿衣,他们买来缝纫机,拆了旧衣服比着自己缝,还设法在办事处内办了小商店、理发室,以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国民党特务还胁迫办事处挑水夫在水缸里投放毒药,幸好挑水夫将此情况报告给组织。以后又多次给办事处水桶里、买的酱油里投毒,但由于办事处工作人员高度警惕,特务的投毒阴谋始终未能得逞。1946年3月,国民党特务又纠集千余名流氓在西安“八办”门外,高喊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的口号,向墙院内乱扔石块、传单,肆意挑衅。甚至在8月6日,办事处处长周子健被西安特务在大街上公开包围,劫去衬衣以外的全部衣物。然而,国民党特务的种种卑劣行径,并没有吓退西安“八办”的共产党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信念。

    在西安国统区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一些战斗在西安“八办”的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以公开身份深入国民党上层和社会知名人士中,由于统战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引起国民党少数顽固分子的仇恨,于1938年7月31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西安。女译电员彭导华,在国民党军警强行没收办事处公开电台后,为避免秘密电台暴露,常常在加上木盖、塞严棉被的坑内发送电报,后因公殉职。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为后人敬仰和铭记。

    明枪暗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衣炮弹”的不断袭击。到国统区开展工作,既是深入“虎穴”,也是浸入“染缸”。长期战斗在西安国统区的办事处人员,既要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监听、跟踪甚至暗杀,也要防范不断袭来的“糖衣炮弹”的拉拢腐蚀。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革命警惕性,西安“八办”加强了对工作人员的革命理想、气节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坚定的阶级立场、坚决勇敢的精神和必要时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生命的信念。如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亲自给西安“八办”的同志逐条讲解毛泽东的《反對自由主义》,他还针对国民党特务以金钱、地位、美女为诱饵,企图拉拢、腐蚀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情况,给大家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屈原的《橘颂》等,对同志们进行气节教育,以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理想气节教育更进一步坚定了办事处人员的革命理想和斗志,西安“八办”有几位工作人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他们在狱中的表现非常坚定。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共产党人,西安“八办”才能在西安国统区复杂的环境中坚持长达十年之久,并完成了一项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这种不怕牺牲的崇高革命气节和为革命虽九死而不悔的坚定气概,是“西安八办精神”的灵魂所在。

    “西安八办精神”的现实启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清醒剂和营养剂。弘扬“西安八办精神”,是历史的呼唤,也是时代的需要。当前,西安正处在历史上机遇最多的黄金发展时期,正站在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的重要节点上,正奋力奔跑在向万亿级城市迈进的征程上,正挺立在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潮头上。全力推进大西安建设,各级领导班子和全市各级干部是中坚力量。因此,从“西安八办精神”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对锻造西安铁军、实现大西安追赶超越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西安八办精神”彰显的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是大西安建设的力量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理想信念是支撑人奋斗的不竭动力和指引人前进方向的路标,促使人们不怕千难万险,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始终不渝地追求,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抗战时期西安市50万人,就有4500名特务,西安“八办”附近就有20多个特务据点,同志们的工作时刻处于白色恐怖的危险中,被监听、跟踪甚至暗杀使工作人员时刻处在高度警惕状态,还要防范不断袭来的糖衣炮弹的腐蚀。如果没有坚定而忠诚的信仰,就不会有谨慎而艰苦奋斗的作风、机智勇敢的对敌斗争方法、严明而周到的纪律,就不会有为延安保驾护航、源源不断输送物资和人才的传奇故事。西安“八办”的共产党人正是通过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促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均能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大西安建设同样需要一支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铁军队伍。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革命文化中所形成的人生、社会、价值、伦理等观念和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表现出理想信念淡化,缺乏政治敏锐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不坚定、斗争不坚决等问题。因此,今天我们弘扬“西安八办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加强理论武装,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四个自信”。要统筹用好延安、马栏、照金、梁家河、西安“八办”等教育资源,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做到忠诚党的核心、维护中央权威。

    (二)“西安八办精神”倡导的和衷共济的大局意识,是大西安建设的重要保障

    大局意识,就是从整体、全局出发对事态进行综合考量和谋划,要求做到认清大局、看透大局、服务大局、贡献大局。抗战时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当时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共同的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西安“八办”坚定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始终坚持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根本利益为大局,以海纳百川、和衷共济的胸怀,动员各党各派捐弃前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巩固和发展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共赴国难。

    大西安建设同样需要一支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统筹各种资源,兼顾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铁军队伍。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有的领导干部崇尚个人至上主义、小团体至上主义;有的领导干部只顾眼前利益,单纯追求个人政绩,不惜损害生态环境换取经济价值。因此,我们今天弘扬西安“八办”精神,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强烈责任担当,始终胸怀大局,想国家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当前西安发展最大的大局,就是加快大西安建设,着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各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这个大局,在大局中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始终保持立场清醒坚定,不受既有利益格局和眼前利益得失束缚,增强改革创新勇气;切实打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封闭分割,破解重要改革创新措施配套落实难、落地难的问题,统筹协调、协同推进;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牛鼻子”,不为原有思维定式、知识视野和工作方式所限,真正做到大胆闯、大胆试、大膽干。

    (三)“西安八办精神”体现的灵活机智的斗争艺术,是大西安建设的科学方法

    “巧干能捕雄狮,蛮干难捉蟋蟀。”做人做事必须讲究工作方法,坚持改革创新,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努力工作,力求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抗战时期,西安“八办”在与国民党陕西党政军组织以及军警宪特机构的周旋、斗争中,采用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与敌人进行了机智灵活的周旋和斗争,最终揭露和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破坏行径,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大西安建设同样需要一支实干巧干、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和科学理性思维的铁军队伍。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干部囿于“城墙思维”,因循守旧,锐气不足;有的干部遇到问题硬干、蛮干,不计成本,一味崇尚“狭路相逢勇者胜”,这都给党和国家的利益、城市发展带来很大的损失。因此,在大西安建设中,我们必须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和科学理性的思维,创造性地把中央精神、国家政策、外地经验和建设实际相对接,融化“思想上的坚冰”、跳出“行动上的城墙”、破除“不沿海不沿边”的障碍,进一步打破头脑中有形的“笼子”,推动实干巧干、不断实现新突破;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改革措施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改革的政策主张;要创新手段,善于通过改革和法治推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发挥改革的推动作用、法治的保障作用;力争以超常的思维和前瞻性的视野使大西安走出内陆地区改革创新的特色之路,为全国、全省提供改革创新的“西安样本”。

    (四)“西安八办精神”注入的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是大西安建设的精神动力

    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在新时代,既是一种不畏艰难、敢闯敢干、锐意进取的思想品格,也是一种崇尚节约、艰苦朴素、反对铺张浪费的生活作风。抗战时期,西安“八办”虽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刁难和破坏,但仍坚持在夹缝中求生存,将生死置之度外,以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节完成党交办的各项任务。同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阶级本色,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大西安建设同样需要一支敢闯敢干、锐意进取、艰苦朴素的铁军队伍。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有的干部宗旨意识不强,把关心群众疾苦、为民排忧解难停留在口头上,一些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行政效能不高;有的干部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淡漠,个别干部顶风违纪,甚至滥用权力、腐化堕落。这正是缺少不畏艰难、锐意进取的思想品格和崇尚节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的体现。新时代,我们重提“牺牲”“艰苦”,并不是排斥干部的个人利益和现代生活,而是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引导。毛泽东曾指出: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的困难不一定比战争时期的困难小,甚至会更大。

    当前,西安市发展中存在着不少困难,如工业和民营经济不强、总量偏小;强化依法治市、加强社会治理和提升城市品质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干部队伍思想解放、精神状态、服务意识、工作标准等方面,与“追赶超越”要求还有差距等。面对这些新挑战,我们必须要不断从西安“八办”精神中汲取艰苦创业的精神力量,紧紧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等历史机遇,勇于面对各类复杂问题,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敢于经受各种考验,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不畏艰难。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虽然西安“八办”在抗战时期的风雨历程已成往事,但经过岁月磨砺和历史积淀的“西安八办精神”历久弥新,成为鼓舞和激励大西安建设的精神力量。实现新时代大西安大发展的美好梦想,就必须要继续大力弘扬“西安八办精神”,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空交汇点上高瞻远瞩,用实际行动顽强拼搏、建功立业,谱写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新篇章。

    作者简介

    陈 红 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编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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