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几个所谓“猛料”

双石

“战事不存在”说

1935年5月29日16时左右，泸定桥夺桥战斗开始。

接下来的场面，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之人，都是从影视作品上见识的。笔者是打小看着这种场面长大的，对这些攀铁索去夺桥的英雄，那就是如同对神人般地由衷景仰和膜拜！然而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加，特别是从军后有了更多的军事知识及兵器常识后，却对这种“英雄画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当年国民党军普遍装备的“金陵三十节式”重机枪的理论射速为五百至六百发/分，这样的家伙什正对着的射场不过是一段百把米的桥面，而这“百把米”桥面对操家伙开火的射手来说，无论在视界、射界还是射距方面都毫无障碍！也就是说，扭着铁索前进的红军突击队员们完全是毫无遮蔽地暴露在守军枪口之下的。如此，泸定桥守军的机枪—— 无论是正对着桥面的重机枪，还是在东桥头南侧李团重机枪主阵地上的重机枪编组，只要有机会能够获得持续10秒至20秒以上的开口发言机会，那么攀铁索抢桥的这22位勇士就肯定不会再有一人还能留在这些光溜溜的铁索上，遑论爬过100米距离来夺桥！

于是也听到了曾传得沸沸扬扬的关于泸定桥的“猛料”：当年发生在泸定桥的这场战事乃至那22名英雄，纯系子虚;当年这个日子的泸定桥根本没有守军，也没有拆桥板，红军是排着队太太平平过河的;红军是用现大洋买通守军顺利过桥的;红军过桥是因为刘文辉故意放水;红军有地下党的接应……

这样的“猛料”竟有几十种版本。

然而这大堆的“猛料”却难以突破大量史证形成的强大证据链—— 即或把这当中来自胜利者的那部分记录予以删除。从蒋委员长本人直到川军河防诸将，乃至守桥部队的亲历者，都不讳言当年为这座桥的归属而发生过的战斗—— 甚至还有人作出了不吝夸张的渲染：“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伤亡较大……”

既然确认发生了战斗，战斗的结果又是改变了泸定桥的归属，那么逻辑导向就能够相对集中地指向一点：
泸定桥东桥楼，乃至泸定桥东岸所有守军的自动火器，从夺桥战斗一开始，就已然被对手剥夺了开口发言的权利和机会！而从双方自动火器配备至少100：4到100：6的对比来看，这样的剥夺完全是天经地义且顺理成章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参谋长的王靖宇老先生后来得到了有关当事人“口头告知”的“忆述”：在红军强大火力压制下，“桥楼成为弹巢，守兵抬不起头，或伤亡或逃跑……”

如此，笔者不妨根据已经掌握的史料，试着对夺桥战斗发起时的场景作一个最接近真实的复原：随着红4团首长的一声令下，泸定桥西沿岸上百挺轻、重机枪发出了暴风骤雨般的啸叫，守军几乎所有的自动火器发射点都被红军几挺乃至十几挺机枪定点锁定，射手们都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而像李团机枪连、迫击炮连阵地这样的重要火力点，那是一定受到了红军迫击炮手们“特殊关照”。

22名勇士，是在红军强大火力对泸定守军实施有效火力压制后，攀着铁索去夺桥的！

这就是相当长时间以来，很多教科书乃至回忆录在陈述这场战事时，不曾道出或不愿道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红军强大火力有效压制了泸定守军，突击队员们开始……”似乎一道出这个前提，勇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要大打折扣似的。这种思维定式真正是让人啼笑皆非：红军强大火力对敌军的有效压制的确是给突击队员们上了一道保险，但这道保险却不是万能保险，“有效压制”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再有枪子儿朝他们身上飞来！更何况，就算没有这种枪子儿飞来飞去的战场环境，又有多少人敢于尝试去攀着那13根光溜溜的铁索过河？

泸定有群众目击了勇士们攀铁索夺桥的场面：“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河这面就一齐开火，河西街的铺板、门板都被拆下来了铺桥板，前面（的人）两个、三个（人）一起（堆），爬着铁索往前面打，后面的就铺板子……”，“红军吹起冲锋号，在天主教堂这面，现泸合酱园前集合，排起队抄起板子就到桥头。到桥（头）时天就看不大见了，见有人冲在前面，后面的铺板子……”

在突击队后面“铺板子”的，就是3连连长王有才的“铺桥突击队”。

现住河西街的李国秀老太太当时还是一名小媳妇，那天她给红军捐助了自己家的门板，还招呼左邻右舍把门板借给红军。她也目睹了红军攀铁索夺桥的场面：“当时打了几炮的，我看见有红军从铁索上掉下了河，就在街上喊‘那些先生好造孽噢，再给他们整点儿门板来哈……”

李老太太对笔者等人口述的时间是2006年7月22日。那天笔者去她家拜访，刚敲门却发现老太太正拄着拐杖从泸定桥上气哼哼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还念念叨叨骂骂咧咧。一问才知道，海内外关于泸定桥的那些“猛料”已传到了泸定，老太太是瞅着桥上桥下的生意人也在传播这类“猛料”而动了气：“没打仗啷个过桥？莫非他们是来会亲家的么？……”

这位李国秀老太太很有意思，前些年有电视台来拍关于飞夺泸定桥的电视剧，大概是因为河东岸县城现代化建筑太多，导演只好把夺桥场景反过来拍，把红军从西岸向东岸攻击变成了从东岸向西岸攻击，这让老太太瞅见了大为不满。她扯住人家一脸严肃地说：“你们整反了，整反了，红军打仗是从这边往那边打哩，你们咋个弄假的哟……”

王靖宇老先生还转述回忆：红军机关枪密集猛烈，红军突击队步步逼近，“守兵见此情形，吓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桥楼狭小不能多容守兵。桥的左右均是民房，没有射击准备，增援上来的守兵，在民房（以背临河的民舍）后边窗口上，向扭着铁索而过的紅军突击队员乱放了一阵枪，毫无效果”。

这种场面对守军上上下下的压力肯定是很沉重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泸定桥守军最高长官李全山与他的长官袁镛通了一个电话。

关于这个电话，川军河防诸将在回忆文字中写道：

团长李全山召集两个营长研究对策，并在电话上向旅长袁国瑞（即袁镛，编者注）请示怎么办，同时说明泸定桥很难防守。袁国瑞这时正受对岸红军袭击，情况混乱不堪，因而答复说：“我们这里也很紧张。”袁国瑞随即将电话机放下。这时从电话里可闻枪炮声，听见有人喊：“旅长，快点儿，快点儿！”电话遂告中断。其时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伤亡很大，李全山惊惶失措。

这可能正是李聚奎率红1师一部直扑龙八埠第四旅旅部的那个当口。而袁、李在这次通话后即失去联系。袁镛率第四旅旅部和十一团杨开诚部残兵从龙八埠撤向化林坪、飞越岭后，红1师也就随即进占了龙八埠，袁镛当然也就从此失去了对泸定桥战况的掌控。

李全山不得不面对一个选择：死扛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还得快逃！

5月31日晚上—— 红4团攻占泸定两天后，蒋介石终于得到了泸定“沦陷”的消息。这个消息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他当日的“反省录”中却留下了这样一句匪夷所思的文字：“朱毛残匪窜陷泸定，我薛路能遵令追剿，实足令匪胆寒而张军威也。”

“河东红军先夺桥”说

这一“猛料”源于1979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征日记》—— 这也是出版最早的长征日记。这本日记的作者肖锋称，他率红3团侦察排在红4团突击队夺桥的同时赶到了泸定桥，在敌人即将炸桥的一瞬间掐断了敌人的炸药包，红4团突击队始得顺利过桥。

按一般人通常的认知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比“冒着枪林弹雨攀铁索夺桥”显得更为合乎情理，于是也就因此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之后，也有史籍和文章不断地引用这本日记中的内容—— 包括笔者本人，以及许多当事人的子女撰写父辈传记时也将其当作信史引用甚至还作了更为夸张的发挥。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史料的公布，再加上十余年来在大渡河两岸沿线实地踏勘的补充，笔者最后还是非常不情愿地面对这样一个结论：这本日记并不是当年的历史记录，而是多年后根据有限的史料补写甚至编撰的“革命故事”，完全不具备历史文献资料的分量。

首先，这本日记的日程与有足够依据并能互洽互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难以契合，离散性大得惊人;其次，这本日记的地名非常混乱且相互混淆，甚至还夹杂着诸多解放后更改、迁移、合并过的地名，里程上的错讹更是比比皆是;其三，每日日记的篇幅很长，而且有非常多的文学性描绘语句，不太像是天天长途行军者的记录。

这本《长征日记》作者自陈：大渡河之役时他担任红3团总支书记。但吴法宪却回忆时任红3团总支书记的是吴法宪。这本《长征日记》出版之时吴法宪正在接受审查准备接受审判，当然也难以对日记作者的说辞提出质疑。但这两人各执一词究竟孰真孰伪，那不是还需要更多的旁证佐证来进行进一步的辨析么？

至于大渡河之役红3团战斗活动的陈述，吴、肖两人也是各执一词。吴的回忆称：

五月二十九日，先头部队2师4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刘亚楼（笔者注：应为杨成武）的帶领下，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来到泸定桥边，冒着对岸敌人点燃桥板的熊熊大火，在浓烟烈火中发起强攻，终于占领了泸定桥。与此同时，我们1师部队也在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消灭了守敌，有力地配合了对岸2师夺取泸定桥。

吴法宪这段回忆中所称“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指的就是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龙八埠等一系列战斗，这些战斗的确都是在泸定桥守军的“背后”发起的，而且千真万确，也“有力地配合了对岸2师夺取泸定桥”！吴法宪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记错红4团政治委员的名字外，的的确确是没有哪个字是说错了的！

而《长征日记》的作者所执之词那就是一个乃至一串“猛料”！比如，除开道路里程地名上存在的问题外，日记作者还写出了一段传奇：红3团一天之内从安顺场赶到泸定桥，并在红4团突击队夺桥时成功阻止了敌人的炸桥阴谋！而且这个说法在此后还多有变化：最早的版本是《长征日记》作者指挥红3团侦察排的战士掐断了敌人炸药包的导火索，作者到达泸定桥的当天便随红3团翻越马鞍山追击逃敌，一直追到二郎山那头的紫石关;而后来再版的回忆录还将故事更加延展：红3团到达安乐坝时消灭敌军一营，而后化装混入泸定城，夺取了东桥楼，当晚又跟随红1师队伍翻越二郎山……

再后来的网络版文字更传奇，掐灭敌人炸药包的干脆就成了《长征日记》作者本人。

其实，这段记载很容易证伪：其一，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行程在300里以上，行军序列在红2团之后的红3团在一天之内无论如何也赶不到泸定桥—— 这还不说走在红3团前面的红2团在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延续了大半天的战斗。其二，红2团和红3团各一部赶到泸定桥时，“我们四团的哨兵已在那里叫上口令”了，所以不可能有掐炸药包导火索的故事发生。其三，红3团不可能在到达泸定桥的当日即追击敌第三十八团溃兵到达几百里外的紫石关—— 中革军委在5月30日的确有过这样的部署，但这个部署随即就被改变而并没有执行。红3团是与中央红军主力一起，又沿东岸来路往回走了50里，经龙八埠、化林坪，翻越飞越岭脱离大渡河峡谷的，而翻越马鞍山（不是二郎山）向天全前进的，是最后赶到泸定桥的红9军团部队。

这本《长征日记》还有诸多极不可靠的“记录”，直接误导了一些地方党史部门。

夺桥勇士“另有一群”说

这一说法源自覃应机的回忆录《硝烟岁月》。覃老先生在这部回忆录中称，时任红 3军团第13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的他和连长韦杰一起，在团长彭雪枫指挥下率领本连12名勇士夺取了泸定桥—— 文中还提供了那12名勇士中大部分人的姓名，以及彭雪枫的指挥位置“天主教堂”。这段文字也使某些人士大为兴奋，并为此添油加醋炮制出了如“黄（开湘）彭（雪枫）争功秘闻”这样的离奇文章来……

其实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容易证伪的：那几天中革军委的部署文电都明明白白地标示了红3军团每日进止位置。红3军团在中央红军左纵队（西岸）行军序列中属于“倒数第二”位置：他们前面是军委纵队，军委纵队前面是红5军团，红5军团前面是红1军团……覃老先生所在的红13团与红1军团前卫红4团在行程上形成的时间差，至少也在两个昼夜以上！夺桥战斗发生时，红13团距离泸定桥还有200多里，当然也就完全没有参加这场战斗的可能了……

不过，笔者在详研了中央红军在这段日子里经历过的战斗后认为，《硝烟岁月》爆出的这个“猛料”应该不属于“刻意编造”，而的确是因作者本人文化、视野局限所产生的“认知错位”：泸定桥战斗一周后，红3军团进抵了天全河畔，中革军委赋予了他们“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的任务”，而这两个地方中的沙坝头索桥附近（与泸定桥附近的沙坝村同名）也的确发生过战斗。当年文化程度不高的覃应机老先生很可能把这次战斗与泸定桥战斗弄混淆了。

长征中红军跨越雄关险道无数，虽然大渡河上只有这么一座铁索桥，但他们经过的其他铁索桥其实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在云贵川康地区，只不过不像泸定桥那么有名罢了！

笔者对这些进行认真辨析，并不是为了显摆红4团的功劳而贬低其他部队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比如，红1师对泸定桥之战的胜利所起的作用那就是绝对不可抹杀的：红1师在东岸前进途中遭遇的是川军第四旅袁镛部的主力！红1师以坚决顽强的战斗打垮了敌人的主力，迫使泸定桥守军陷入了前后受敌的窘迫处境，大大地震撼和动摇了泸定桥守敌的守桥信心，也迫使他们在战斗的重要关头作出了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极其有力地配合了西岸部队的夺桥战斗—— 这也是红4团能够顺利夺桥的重要原因之一！泸定桥战斗的胜利是中央红军左右两个纵队夹河而进这两个进取矢量的合成效果！时任红2师政治部干事并随红4团行动，参加过泸定桥战斗的王东保将军后来也说：“夺取泸定桥没有1师也是不行的，两路夹击，敌人被迫逃窜。”

还有，李聚奎所率红1师一部在占领龙八埠后又转向东进，继续向化林坪、飞越岭方向发起进攻，并于30日占领盐水溪，为中央红军尔后打开这条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又垫上了一个起跳的台阶。随后赶到的红1团（31日左右赶到龙八埠）也参加了进攻化林坪、飞越岭的战斗，而军委干部团主力此间一直在东岸节节阻滞跟进的川康军部队，6月2日左右才赶到龙八埠。他们都没有到过泸定桥，但他们的功劳苦劳也是不可忽视的—— 大渡河之役并不是以夺取了泸定桥而画上句号的！如果不尽快脱离这条狭窄的险峻河谷，中央红军的处境照样非常危险！

日本人的质疑引出一个故事

笔者在泸定有一位朋友，朋友名叫王永模。

老王退休前，曾任泸定县人大主任。后来退了，还是闲不住，就整天寻找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整来整去，真还整出了点名堂：找到了22名勇士中8名勇士的姓名和线索。笔者是一个对证据要求很苛刻的人，完整地听完了他寻找和证实的过程，暂时还没有挑出啥毛病来。

有一年，陪朋友到泸定，和老王一起喝酒。乘着酒兴，老王就聊起了一个段子。

2007年，泸定来了几位日本友人，他们在泸定周围转了几圈，参观了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老王也作了陪。日本友人看完了啥也没说，就问了老王一个问题：

“飞夺泸定桥的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还能假得了？”老王眼皮一翻。

老王是行家，一听这话，就晓得来者不善。

“有位来过贵县的英国作家写过一本书，说他采访过贵县河西街一位卖豆花的老太太叫李秀珍。据老太太说，当年红军过泸定时她就是目击者，她说她没见过泸定桥打仗，红军是排着队走过去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老王嘿嘿一笑：“那还能假得了？”

“嗯—— ？”日本友人一脸诧异。

老王又嘿嘿一笑：“河西街的确有位姓李名秀珍的老太太，的确是卖豆花的！那年红军来时，老太太还是个小媳妇儿，她听说有大兵来了要打仗很害怕，跑回烹坝娘家躲起来了！仗打完了她老才回河西街，当然只能看到红军排着队过桥啦！”

“啊？”日本友人一脸诧异化作疑惑。

“老太太如今已然过世，各位如果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见她的儿媳妇和后人。”

筆者问老王：“你还真是有心人，你真还去调查取证了？”

“哪里啊，泸定小地方，很背的！满世界炒得闹哄哄的事儿，这当间的人儿根本就不晓得也不关心。我连那外国人写的啥都没瞅过，哪能想着去调查呀！这事儿完全就是一个阴差阳错的巧合……”

老王满脸憨憨的笑容。

“嗯？”这回轮到笔者诧异了。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有位开国将军，当年过泸定桥时，部队征集过河西街老百姓的门板。因为老百姓没人在家，他把几个铜板放在锅台上，用水瓢扣住，希望老百姓回来舀水喝时，一眼就能看见。几十年过去了，将军对这家老乡是否看到那几个铜板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嘱咐子女，一定委托泸定的同志好好查查。我闲着在家没事儿，也掺和着去查，问了很多家老人，都说不记得有这事儿了。河西街的人问完了，也没问出个名堂！后来有位老太太主动找上门来，说她家原来是河西街的，前些年搬沙坝了，这几个铜板哩，当年是搁她家灶头的，她婆婆娘活着时，一直都在念叨这事儿……于是乎，她婆婆娘躲回娘家又回来乃至发现铜板的来龙去脉，捎带着就被唠叨出来了……”

“这……这也太巧了吧？”

“是噻，要不然我啷个楞格有底气跟日本人夸口呢！—— 日本友人是2007年来的，我整清这个事情，是2006年！大连电视台凑巧在这儿，还整了个节目！”

噢，老王故事中说到的这位开国将军，名叫黄思沛，当时是3军团的干部。

（选自《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双石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