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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文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时间:2020-05-24 09:54: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突如其来的疫情,一时间让人无所适从。这些年,我们生活得太安逸了,并且安逸得太久,我们变得越来越脆弱,以至于面对武汉封城、小区和村庄拉上了警戒线,我们统统蒙圈。天要塌了么?

    天没塌下来,但灾难就在眼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日子,各色人等演出了一场当代“现形记”。在这不是战争胜似战争的生命瞬间,全民都在思考,尽管思考的方式各不相同,表达的方式也千变万化,但我认为这是一次文学的集结。

    有人说,此次疫情中,中国作家集体失声……此言差矣!

    窃以为,除了专业作家们撰写的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歌词、快板等曲艺作品,那些展现在微博、微信、新媒体客户端的文字,那些人物通讯、事件特写,无一不是文学的衍生品。除却对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们寄予足够的同情和悲悯,文学在灾难面前的特殊功用也显露无疑,由此也不能不带给文学中人必要的思考。

    我思考的是,除了那些专业作家,在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当中,文学究竟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特别是最近几年,或者说我做文学期刊主编“七年之痒”之后的这几年。或许缘于我的星座是处女座——一个愿意“较真”“钻牛角尖”,有“洁癖”的星座,文学作品写得少了,倒是对文学的功能给予了过多的思考。让我悲摧的是,至今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

    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局面,盖因逐渐深入接触文学之后,文学呈现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或谓之并不美好的一面,让我很是纠结。想放弃,还有些不舍;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限于学识、修养、勇气、禀赋等等因素,终究是文学的门外汉而已,至多算作一个“票友”罢了。

    一个文学票友,动辄就给人写序,对人家的作品说三道四,是会遭人耻笑的。这点自知之明我倒是有的,一些不相干的人突兀寻来,我基本不留余地推辞掉。因此,有不少人背后说我年少轻狂,不近人情;有的甚至上升到人格的诋毁,说我人品如何如何,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满身都是诗人的尖酸刻薄,云云。

    且不说我是否算得上一个称职的作家,即使由于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而与“作家”的称呼沾边儿,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写作的人不一定都是作家,作家的名号是一顶桂冠,需要一个执着的人付出一生的努力,并且得到了广大读者和人民大众的认可,才能在暮年功成名就时,由别人给你戴上这顶桂冠,而不是由自己在作者简介一栏里毫不脸红地写上“当代著名作家”。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一个来自家乡的一个朋友。

    董德华兄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挤在一辆上班的公共汽车上。那时候大约是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出现,或者说出现了而我们尚不知晓。早晨上班的人挤在一起,大家都穿着棉服或羽绒服,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即使这样,大部分人還能旁若无人地看手机、看视频,有人把声音开得很大,根本不顾及这是公共空间,也不照顾别人的感受。每每见到这种场面,我都会强迫症一样地胡思乱想:如果他们手里是拿着一本书,或者干脆就是一本小说,那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境?安谧、祥和的氛围,静静地呼吸,优雅地读书抑或闭目养神,人与人之间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清晨的阳光从车窗玻璃透进来……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裤兜里的手机响了,我极不情愿地把手伸进裤兜。我常常在这种场合干脆不接电话,我不想像一些人那样大呼小叫让人侧目。一个陌生的手机号,铃声很是执着,我低声接听:喂,你好!

    话筒里传来亲切的家乡口音,很是热络,问我是否能听出来是谁。我略一思忖,嗯,你是董德华,德华兄。

    董德华是我老家普兰店的一位文友,认识多年,来往不多,但并不陌生。他说自己要出一本文学作品集,请我帮助写个序言。

    我说了几句推辞的话,大意是希望他找个更有文学身份和成就的人来写序,才会为作品集锦上添花。

    他马上将了我一军:“×老师说你现在求不动,难道我也不行?”

    我是个面子极矮的人,这句话一下子突破了我的“防线”,只好应承下来,让他把打印稿寄给我。

    摁掉电话,在那辆颠簸的公交车上,我不由得回忆起与董德华交往的点点滴滴。

    1990年春天,我在沈阳空军司令部当兵。家乡普兰店当时还叫新金县,县里成立文联并召开第一届文代会。那时我当兵仅仅满一年,根本没有探亲假,好在我是在司令部机关工作,我拿着文联姜凤清老师给我发来的邀请函,找科长请假,爱才的科长很顺利就批了假。在文代会上,我认识了很多家乡的文人,董德华也在其中。隐约记得董德华穿着一身稍嫌皱巴的西装,扎着一条红领带,还戴着一副茶色的变色眼镜,让我印象颇深。而能让我更深记住他的,却因为他是我母校文学社的顾问,这个文学社的前身是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创办的。

    1990年人们对文学还很是热衷,记得文代会去了很多人,虽形形色色,但都一脸虔诚。尽管之前许多人并不认识,但一提起各自的名字,便一见如故,宛如多年老友。我和董德华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在母校文学社的个别问题上看法稍有分歧,影响了最初的交往。

    直到我退伍回乡,我们的交往才真正开始。

    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新金县已经改名普兰店市。普兰店毕竟是个小地方,县里能写点东西的所谓文人就那么些人,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文人们没事就往文联溜达,你也去,我也去,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和董德华的重逢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儿。

    董德华的真实身份是个“土导游”。普兰店市星台镇境内有一个巍霸山城风景区,景区内有个清泉寺,也叫吴姑城庙。山城传说是薛礼征东的遗迹,说是风景区,其实主要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道观。在那里,董德华作为一个义务讲解员,一干就是多年。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挖掘出这些史迹的大量资料,写出字数可观的典故传说。作为风景区的导游词,他的努力使得这个土得掉渣的风景区有了文化的附着与文学的气息,香火日益旺盛,并得到当地文化旅游部门的重视和扶持。

    在义务讲解之余,在山野乡间劳作之余,董德华找来了他所能找到的各种书籍,如饥似渴地读,读完了就写,写完了就送到文联,向文联的姜凤清老师请教。我一次次在文联与董德华相遇,董德华热情地邀请大家到吴姑城参观游览。有一次经不住他真诚相邀,索性就去了。在吴姑城,我看到一个浑身绽放着活力的董德华,他用胶辽方言打底的蹩脚普通话给我们讲解,口若悬河,简直就是唾沫星子乱飞。我们禁不住笑,他却不为所动,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在吴姑城,他显得那么接地气儿,简直与那片山水融为一体;在吴姑城,他显得那么自信,是历史和文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底气;在吴姑城,他显得那么有仪式感,依然是那套稍嫌皱巴的蓝西装,红领带,即使山间尘土飞扬,他也板板正正地打着手势,把辽远的眼神埋在茶色眼镜后面;在吴姑城,董德华更像一个传说,他在那里真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个文集里,《清泉寺览胜》《清泉寺石龟的传说》等篇什,都是董德华生活的印记,饱含着自己的热爱和衷情。而《家乡的野梨花》《杜鹃花开》则选取了辽南乡间最常见最朴素的花朵,把一腔热血寄托其间。

    “无论你在哪里碰到它,都会像遇见乡亲似的,露出一脸的憨厚,在对你笑。”(《家乡的野梨花》)

    “乍暖还寒时,杜鹃花开,它无意以重色夺艳,又不以冷色袭人,只以不温不火的姿色排列在尚且冷冻的枝头,迎接著暗涌的春潮。”(《杜鹃花开》)

    这样的语言,尽管有些刻意的华丽,但它是董德华自己的语言,是他独特的认识和感受。或许,与那些文学名家的笔墨相比,它轻佻了些,它单薄了些,它笨拙了些,但它散发的,难道不是地地道道泥土的芬芳么?

    董德华什么时候离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我不得而知,想来应该是在我离开普兰店之后的事情了。

    我离开普兰店是在1999年底,至今已满20年了。20年间,我与董德华疏于来往,但偶尔也能在大连市内一些与文学相关的场合见上一面,寒暄几句,便匆匆别过。我不知道他为何选择离开他钟爱的导游事业,就像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何义无反顾地踏上开往大连的火车。说是为了文学理想,为了挚爱的文字,其实说穿了,无非为了生计,能有一个更为宽阔、宽容的空间,离文字近一些,离世俗远一些,离文学近一些,与鸡鸣狗盗拉开一定的距离。

    我没有与董德华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我的揣摩到底能不能抚摸到他真实的心跳?

    他的书稿打印稿在我办公室的书架上放了一段时间,春节就来了,紧接着新冠肺炎疫情就发生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身边已经危机四伏。

    神秘凶险的病毒面前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但居家隔离的日子,至少对于我而言,有了谢绝应酬、避免喝酒的理由,有了看书思考的时间,有了安静写作的机会。在疫情面前,一个“百无一用”的文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大量诗人在被恶人和闲人谩骂的同时,歌颂英雄,为疫区打气,留下不计其数的诗篇。我在写下十几首长短不一的诗歌同时,没读完的书也捡了起来。读完《浮生六记》,又在读迟子建《伪满洲国》下卷。更重要的是,也终于静下心来,看董德华的文字,并在阅读的同时,思考一个终生爱好文学的人和文学本身之间的角色问题。

    董德华的书稿打印在16开的打印纸上,是用诸如《学生处工作计划》的废旧打印纸的背面打印的。这很合我的心意,在一个文人的品格当中,节俭当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全部书稿有多少字,我没有计算,拉拉杂杂,厚厚的一沓。有描写家乡风土人情、接地气的篇章,有人生感悟、揭示生命哲学的短文,还有大量的游记以及对读书的认识见解,共分六辑。文字的水准高低不等,人生感悟里面个人独到的见解不多,游记和家乡人事迹的文字摘抄资料较多,我隐隐有些许担忧……

    看简介,得知董德华先后在几所民办学校从事宣传之类的工作,想必是遂了自己从事文字工作的初心。工作之余,国内国外许多名胜古迹,他都去过。他很勤奋,每走一处都留下了字数不菲的游记,间或夹杂一点个人的感悟,倒是与其当初的导游身份极贴切。

    对于游记,我多少是有些排斥的,尤其是那种大量摘抄景点说明、导游词、典故的流水账似的游记,在编辑工作中大多弃之不用。年少时读余秋雨的文化含量极其结实的游记散文,以及后来陆续读到大连本土女作家素素《独语东北》之类的酣畅淋漓之作,便吊高了我的胃口。那些泛泛之作,我是不屑的。怎奈自己眼高手低,即使在报社做了接近10年的“旅游记者”,几乎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国外也去了很多地方,除了应付报纸发稿任务的应景之作,我几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文学期刊做负责人这10年,多有采风活动,只是写了一些短诗、组诗而已,绝不轻易动笔写那些言之无物的游记。

    我能够理解董德华写游记的动机,见到梦寐以求的景区景点,他难免激情澎湃,他不想错过眼前的写作素材,或者说在他看来,是一次创作的机遇或者机会。但是,在写作这些游记之前,他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或者说能够让他调动的素材、典故相对较少,甚至自己还没静下心来思考,就匆忙落笔了。有时候,我们的脚步或许停不下来,但心可以平静下来,等一等那些独特的甚至哲学的思考。唯有思考,才能填补语言的苍白。而用文学的方式思考,才不至于人云亦云,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又能怀着一颗良善之心,原谅世间的一切污浊和业障。

    在旅途中,身在景区景点之中,我们又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是我们在看景,还是景在看我们?我们到底是一个旁观者,还是景物的一部分?

    文学是不是就如这诱人的风景,一次次吸引着我们趋之若鹜?山顶无限风光,而山路崎岖,有的人轻易就抵达峰顶,有的人一辈子都在路上。

    董德华,我,以及我生命中的诸多文友,后者居多。

    后者,便是这些一辈子对文学孜孜以求的人,文学没能给自己带来多少荣耀和财富,反倒一次次改变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一次次这样或那样迁升的机会。性格里,难免染上一些清高、嫉恶如仇、不善于逢迎的“毛病”,被人耻笑甚至诟病,导致事业上步履维艰。

    文学是个象牙塔,我们这些底层的文学爱好者,到底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文学而言,它就像个冷艳的、不近人情的美女,我们单相思一样地爱着它,为它痴狂,为它沉迷甚至沉沦,夜不能寐,甚至生生死死。而这一切,文学根本不知道,文学不会因为你的痴情而格外开恩和垂青于你。

    文学从来没有强求我们去爱它,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一厢情愿,穷其一生,终不可得,一直徘徊在文学围城的墙外,望穿秋水。

    换个角度再看,在我们沾染了文学的短暂一生当中,文学又是个什么角色呢?当年少时,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身边能找到的一切文学书籍,我们为小说营造的巨大生命空间而陶醉,我们为诗歌散发出的浪漫气息而通体发热、彻夜难眠。我们还没有情窦初开,却与没头没脑的文学早恋起来,神神秘秘地,偷偷摸摸地,装神弄鬼一般,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对文学之外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作家,诗人,成了太多人或明或暗的理想。至于文学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无人知晓。没有一个真正的引路人,能带领我们度过那座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我们空想着,我们自大着,我们敢于放弃一切甚至生命。我们发表了一首小诗,就忘乎所以;我们投稿中了一篇小说,就感觉摸到了文学的命门。好像有了文学,我们打着补丁的衣服上就有了光环;好像有了文学,我们走路都带着风,甚至可以脚不沾地;好像有了文学,贫困已不足虑,吃糠咽菜也是幸福的;好像有了文学,我们就取得了一生一世的功名,一劳永逸。

    然而,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像镜中花,如水中月。当发热的脑袋终于回复到平常的温度,火热的心冷却下来,我们终于发现,这一些都是虚幻的。文学,就是虚幻的代名词。

    文學与名利相伴相生,表面光鲜,背面却生满了密密麻麻的虱子。

    文学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文学没有恰如其分的审美标准。它的秤杆子,始终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特别是自媒体时代,泥沙俱下,文学的标准变得更加可有可无。有的人还没有摸到皮毛,就自认为看清了文学的全部,小丑一般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全无廉耻之心。更有一些好为人师的文学工作者推波助澜,搞得文坛乌烟瘴气。这样看来,文学无非是皇帝的新装咯。

    有人说看到了,那么就让他看到吧。有人说没看到,那就别去钻牛角尖了。

    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里写道: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当文学为你揭去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你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不为所动,不埋怨,不气馁,依旧从容淡定。

    没有一个人是为文学而生的,文学给予每个人的光芒都是平均的,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有的人著作等身,但他绝不是作家。有的一辈子没留下只言片语,他却读懂了文学,真正知道文学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像董德华们一样,我依然爱着文学,像西装革履的董德华那样,带着仪式感,带着敬畏、悲悯和感恩。我珍惜我们的文学友谊,我们拉着手、肩并肩走在上山的路上。累了,就坐下来看看路边的风景:树木、花草、沙子和石头。你等着我,我等着你,谁也别落下。

    总有一天,病毒会离我们远去。我们坚信,文学是有灵魂的,是可以轮回的。

    作者简介:

    李皓,1970年秋生于辽宁新金,祖籍山东莱阳。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当过兵,做过电业工人、机关秘书、报社记者,现为期刊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兼诗歌委员会秘书长、签约作家。曾获冰心散文奖、辽宁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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