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吗?

郭然 原毅军

摘要：基于新常态新旧动能转换视角，利用中国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间呈U形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强化作用，但存在明显的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一步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作用机制发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优化产业结构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产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2）01201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一、问题的提出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正由追逐“速率”大幅转向追求“质量”，而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其发展质量是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低碳化趋势下，生产性服务业因具有知识密集、人才集聚等特征，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更成为加快中国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推进器”[1]。《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和服务平台”“加快制造与服务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201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将“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那么，能否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如果能，作用机制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使其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影响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早期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知识扩散[2]、产业布局[3]、生产效率[4]等方面的影响。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近年来学者们更多地基于空间溢出、协同集聚等视角，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能源效率[5]、创新能力[6]、转型升级[7]的影响，但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作用于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问题尚未给出正面回答。一是以往研究多侧重于从制造业发展质量评价体系与变化规律展开研究，虽也有研究提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但并未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效果做进一步深入的分析探讨;二是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刻，环境规制成为驱动产业创新与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政策，但现有研究既忽略了从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来衡量制造业发展质量，也未考虑到环境规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强化作用。

本文从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转换这一视角出发，剖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1）深入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且通过构建制造业发展质量综合指标体系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多采用单一指标衡量而导致的局限性。

（2）为了检验环境规制是否强化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在线性模型基础上纳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基于生产性服务业行业、所在地区，进一步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3）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优化产业结构来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既深入分析二者间作用机制，也为新常态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

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被认为是实现制造业各生产环节服务嵌入，增强其价值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7]。根据Porter外部性理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为制造企业提供专业、个性化服务，提高企业选择生产性服务的明确性与适用性，从而极大降低信息搜寻与交易成本。并且，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其集聚程度越高，规模效应就越显著。更重要的是，随着服务型制造、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模式的不断发展，制造企业愈加重视与消费者间的价值共创，而生产性服务业则成为联结企业与消费者的重要桥梁。根据Muller等[8]的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制造业获取及时的市场需求反馈，促使企业最大限度依据消费者偏好进行产品的设计与生产，从而显著增强其非价格优势。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会因集聚强度变化而产生动态影响。惠炜等[9]认为，较低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不能带来专业化效应，反而产生集聚负外部性不利于高端生产要素的快速扩散和溢出。赵靓等[10]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出口产品竞争优势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集聚效应达到一定强度时，能够有效强化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生產性服务业集聚不仅具有以上对制造业发展质量影响的直接效应，还会产生影响制造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现有研究发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软化产业结构是破解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主要途径[11]。本文认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渠道。一方面，伴随着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加快新知识、新技术的扩散与传导，更有利于改变制造企业的生产工艺和创新模式，这就驱动以资源消耗型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企业向以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为大量专业化人才提供了高频交流与市场匹配的平台，形成了高效率的学习与创新环境，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产生“共享—匹配—学习”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根据Jacobs集聚动态外部性理论，制造业还能够凭借产业间多样化集聚将生产性服务业有针对性地嵌入到其产业价值链中，不仅增加了制造业内部对知识、技术等“软要素”的需求，更加深了制造业在其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软化”程度。同时，Francois[12]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有利于加大制造业内部中高端产业的比重，这也意味着制造企业能够更加专注于发展高产品附加值的核心业务，从而获得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竞争优势。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a：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只有达到一定强度后，才能显著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

H1b：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间接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并对其产生显著提升作用。

（二）环境规制的强化与调节

谋求制造业“服务化”与“绿色化”被视为当前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局性战略。政府若采用合理、有效的环境政策，将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近年来政府持续加大的环境规制力度不仅引导消费者低碳偏好，更驱动了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周亚敏等[13]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带来的政策效应，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能够直接或间接创造大量具有绿色、低碳特征的服务业就业机会。特别是，市场对清洁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使得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行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大量研究表明，在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下，“绿色服务业”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增长质量[14]。不仅如此，严格的环境规制还迫使制造企业提供基于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服务。产品的增值服务促使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不仅有利于两者协同集聚，而且加快了制造业从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模式向高附加值的服务型制造模式转变。

不难看出，环境规制是配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即使对所有制造行业实施相同的环境规制，也可能因为行业间的异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其比较优势的获得产生巨大差异。诚然，严格的环境规制导致企业需要承担更加高昂的治污成本，而依据新新贸易理论，制造企业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多倾向于通过增加生产性服务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并借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群体竞争优势实现规模经济[15]。然而，相比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信息互通和共享机制更有效率。于斌斌[16]研究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容易通过高级技术人才与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因知识密集度相对较低等原因，并不能有效激发制造业技术创新与提升其生产效率。此外，在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下，以技术研发、金融、信息等为核心业务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配合新常态下制造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及时调整自身投资偏好，从而形成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转型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2a：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间的关系，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能強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

H2b：相比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环境规制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调节作用更显著，对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也更强。

综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而环境规制又能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研究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为了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择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同时，基于研究样本科学性原则，本文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GDP平减指数等，将所有货币量以2000年为基期平减为可比价格。相关变量说明如下：

（1）制造业发展质量（QM）。关于制造业发展质量的表征，早期研究通常采用制造业增加值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单一指标进行衡量。鉴于单一指标在合理性与可行性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近年来学者们多选择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测量制造业发展质量。本文借鉴魏敏等[17]的研究思路，结合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转换战略目标，从制造业经济发展、创新发展以及绿色发展3个维度构建制造业发展质量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制造业发展质量综合指标体系见表1。

（3）环境规制（ERS）。目前关于环境规制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两大类：单一指标测算法与综合指标测算法。单一指标测算法的弊端在于，其研究结果可能因指标选取的主观性而产生偏差。鉴于此，本文借鉴傅京燕等[18]的研究方法，选取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与工业废气排放量比值、工业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与工业废水排放量比值，利用熵权法计算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4）其他控制变量。

①资本深化（K）：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用各地区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度量资本深化强度的指标;

②人力资本（L）：作为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③国际贸易（Ex）：用各省份进出口总额与该省份GDP的比值来衡量;

④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省份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衡量;

⑤政府规模（Gov）：参照陈太明[19]的研究方法，选用各省份政府消费占该省份GDP的比重来衡量。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环境规制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散点图如图2和图3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非线性关系，且二次拟合线呈U形，说明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超过一定阈值，其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才能呈现出显著的提升作用。从图3不难看出，环境规制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且一次拟合线呈正相关，表明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说明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成为我国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的有效政策手段。

（三）估计方法

若要得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影响的一致性估计结果，就必须先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是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之间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如前文所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促进知识外溢与技术扩散，制造业因而得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而地区制造业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又将吸引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于该地，促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进一步提高。二是出于实际原因，本文在回归模型中无法将所有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因素详细列出，如若进入误差项的遗漏变量与模型中的核心变量存在相关性，则必然会导致内生性问题的产生。为了更好地解决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更准确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选择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进行实证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基础回归结果分析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回归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影响的系统GMM回归结果见表2。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2进一步报告了差分GMM回归结果。第（1）列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呈负向显著关系，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非但没有促进，反而抑制了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这有悖于理论预期。为此，第（2）列在第（1）列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二次项，二次项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之间呈U形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存在一个“门槛值”

以表2第（2）列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为例，当Agg=00810/（2×01060）=03821，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为03821时达到“门槛值”。

，只有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超过某一特定“门槛值”之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才表现出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显著的提升作用，而目前中国仅有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省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超过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门槛值，这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尚未显现出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明显的提升作用。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值得关注的是，人力资本虽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影响系数偏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目前我国高层次技术人才相对匮乏，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还不十分显著。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发展质量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能够通过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从而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2.环境规制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环境规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调节作用的系统GMM和差分GMM回归结果见表3。从第（1）列可以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交乘项（Agg×ERS）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二者关联效应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见图4）。然而，前文已驗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为了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发展质量间U形关系的影响，本文借鉴Aghion等[2021]的研究，在第（1）列基础上纳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二次项与环境规制的交乘项，以判断外部调节因素对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影响。第（2）列中如果Agg×ERS估计系数显著为负，Agg2×ERS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则代表环境规制能够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发展质量的U形关系，越是规制水平高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之间的U形关系越陡峭，反之亦然。

表3第（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Agg×ERS和Agg2×ERS的估计系数依次显著为负和正，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且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的U形曲线中，环境规制在“门槛值”的位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促进了以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但降低了制造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也有利于提升其清洁技术创新能力，这与一些学者提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从而实现产业间多元化的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的观点较为一致[22]。

（二）异质性检验

1.基于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异质性检验

为了检验不同生产性服务行业集聚对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本文借鉴于斌斌[16]的分类方法，将生产性服务业全样本进一步分为低端与高端两大类。其中，将“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归为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而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归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4。

第（1）列检验结果显示，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表现为负向显著影响，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则表现出正向显著影响。可见，相比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已经初步显现。第（2）列进一步给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二次项回归结果，检验结果显示，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二次项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间仍呈现显著的U形曲线关系，这也初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值得注意的是，低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关联效应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规制交乘项的系数为00906，大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规制交乘项的系数00330，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其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调节作用是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2倍多。

不难看出，上述结论与预期并非完全一致，本文对此解释如下：全球经济服务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中国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破解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重要主导力量。早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优势主要体现在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低端服务业，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因知识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并不能有效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尤其是对于迫切需要节能减排的资源密集型制造行业，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依然落后于制造业发展需要，从而导致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未能对制造业发展质量产生明显提升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更利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节能减排，对制造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更为显著。一方面，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多样化、个性化服务有利于降低企业边际治污成本，扩大清洁技术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随着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不断融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带动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持续地提高集聚水平必然给被规制企业带来“自净效应”[23]，从而加快制造业不断向服务化、绿色化的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2.基于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9]，本文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沿海与内陆省份，以检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回归结果见表5。

在第（1）列中，沿海省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一次项系数为04529，且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特别是第（2）列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不仅表明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间呈倒U形曲线关系，更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驱动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同时，内陆省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前内陆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尚未跨越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门槛值。第（3）列在第（1）列基础上加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二者的关联仅在在沿海省份呈现出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显著的正向影响（内陆省份影响系数为03650，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区域间的差异促使优势资源通过集聚效应流向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致使处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内陆省份资源更加贫瘠，进一步导致了资源错配程度加剧。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内陆省份制造业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与投资，若一味强调通过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显然不合时宜。此外，愈发严苛的环境规制水平，也不利于内陆省份吸收产业转移投资，反而会使得原本基于宽松的规制力度而有意向该地区转移的产业向其他地域转移，进一步制约了内陆省份制造业的发展。可见，各级政府应考虑地区间的发展差异，有针对性地制定合理的环境与产业政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优势互补，从而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

（三）机制检验

为了进一步厘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更为深入地揭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大量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U形或倒U形曲线关系[6]。那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否通过非线性效应影响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进而对制造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呢？不难看出，仅适用于检验线性关系的“三步法”中介检验显然无法有效验证本文作用机制。鉴于此，本文借鉴许和连等[21]的研究，选择能够有效检验非线性中介效应的“调节路径法”[24]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此方法的一般分析框架中主要检验以下两个回归方程：

式（11）为总效应检验，既能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产生U形曲线影响，也能检验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式（12）用来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中介变量产生的非线性影响。作为能够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一种重要生产要素，本文选取新产品研发投入来衡量技术创新能力（Tech）;本文选择已有研究中广泛采用的制造业中高端产业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IND），具体为高技术制造业产值与制造业总产值之比，该方法既能够体现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也能够有效反映产业内部演进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机制的检验结果见表6。第（1）列为技术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时式（12）的回归结果，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一次项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而二次项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是U形关系;第（2）列则给出了技術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时式（1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一次项及二次项的回归系数仍显著，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对制造业发展质量产生U形曲线影响，例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也会带动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在协同集聚的初始阶段，人力资本匹配程度较低等因素不利于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当协同集聚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随着产业内外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水平的逐步提高，其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因此协同集聚效应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也可能存在U形影响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能力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上述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能力的U形曲线关系会经由技术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第（3）（4）列分别报告了产业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时的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产业结构的倒U形关系也会经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影响到制造业发展质量，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制造业从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进一步验证了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有力支撑其高质量发展的事实。综合上述检验结果不难看出，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影响途径。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模型设定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指标选取等问题，为了确保主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1）改变核心变量衡量指标。鉴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客观评价制造业绿色生产效率，较好地契合中国新常态下制造业绿色升级的发展要求，本文选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制造业发展质量的代理变量。同时利用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空间集聚的产业区位基尼系数来测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JP+1]作为衡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代理变量。

其中，Giniij为j地区i产业的基尼系数，n为地理单元数，Eij为j地区i产业的增加值，Sij为产业份额。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替换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7，可以看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依然对制造业发展质量产生显著的U形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关联效应仍然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表明环境规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强化作用依然存在。可见，改变核心变量衡量指标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2）分时段检验。201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全国超过25个省份内选择了37个区域组织开展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旨在通过重点培育一批主体功能突出的区域服务中心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切实推动“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鉴于此，本文将全国样本划分为2005—2010年和2011—2016年两个时段，对“改革试点”实施前后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8。

根据表8检验结果，2005—2010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产生负向影响，2011—2016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则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随着中国政府自2010年不断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重视力度以来，各地方政府将制造业服务化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展方向，进而促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关联效应对制造业发展质量影响的检验中，两子时段内关联效应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逐渐增强，表明近年来环境规制不仅强化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有利于激发制造业的“创新补偿效应”，进而促使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因此，分时段检验的实证结果进一步佐证了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新常态新旧动能转换视角，利用2005—2016年中國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发展质量之间呈U形曲线关系，仅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超过某个特定“门槛值”时，才表现出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显著的提升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因而呈现出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显著的抑制作用。

（2）环境规制有利于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且存在明显的行业与地区异质性：一方面，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知识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尚未表现出对制造业发展质量显著的提升作用;另一方面，相比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省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沿海省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3）进一步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发展质量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优化产业结构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渠道。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生产性服务集聚、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具有积极的理论与政策启示。一是应统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改变现有以能源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高产品附加值、低污染排放的竞争优势，加快推动制造企业向绿色化、服务化的高质量转型。二是借助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正外部性效应，提高能源利用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优化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方面着手实现制造业向“智造+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转变。三是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激励作用。适当、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驱动制造企业主动增加绿色、低碳的生产性服务投入，不仅有利于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更加快传统制造业从末端治理向低碳环保的高质量生产方式转变。因此，各地方政府应紧紧围绕《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目标，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并发挥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环境规制的节能减排效应，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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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校对：
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