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背景下,劳动关系的变化趋势与政策建议
时间：2020-11-29 22:09: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翼 汪建华
[摘要]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当前我国劳动关系主要呈现出工人就业“短工化”、矛盾纠纷“频发化”、行动诉求“短期化”的新趋势。实体经济转型的困境、欠薪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工人群体代际构成的变化等，共同催生了当前劳动关系的紧张趋势。为将各项相关矛盾管控在安全范畴，研究建议：应从经济保障、制度健全、舆情监测等方面完善劳动纠纷治理体系；
从降低企业税负成本和管理成本而非劳动力成本的视角，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进一步完善工会基层组织的维权机制，回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
基于当前农民工的流动性特征，简化司法程序，完善社保制度，提高统筹层次，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效化解可能衍生的各类劳动关系矛盾。
[关键词]经济下行；
劳动关系；
就业“短工化”；
矛盾纠纷“频发化”；
行动诉求“短期化”
[作者简介]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汪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劳动关系与社会稳定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不断引发社会层面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其对劳动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可能造成的挑战，不容忽视。从世界范围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引发了遍及欧美的劳工抗议和社会运动。这些抗议行动或在企业层面试图限制资本逃离与裁员；
或力图通过街头游行在国家层面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配置方向，要求政府给予劳动者而非资本更多的保护。
比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大量劳工处于失业与降薪困境。一些工人尝试采取一些“非常”措施阻止工厂裁员与关厂，英国和爱尔兰工人的占领工厂行动，法国工人的“老板劫持”行动，就属此类。{1}这些运动虽然抗议手段趋于激烈，却反映了在欧美国家经济整体不景气的背景下，工人在资本面前的弱势境况。另一些抗议行动则走向街头，试图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走向。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法国、爱尔兰、芬兰、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工会和欧洲工会联合会先后发起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这些行动旨在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改变亲资本、削减公共服务、忽视失业和薪资待遇缩水等相关做法。{2}
当然，更多街头抗议行动，超出工作场所劳资纠纷的范畴，参与人群包括社会中下层的各类人群，不限于工人群体。2016年春季，法国民众为反对政府的新劳动法草案而发起“黑夜站立”运动，该草案旨在扩大雇主的用工自由、延长劳动时间，这样的改革方案将在短期内进一步加剧失业率。{3}而早在2011年5月，饱受失业之苦的西班牙民众便在各大城市发起“愤怒者”运动，他们试图通过占领城市的公共空间，迫使政客和精英关注并回应底层的不满情绪。{4}受“愤怒者”运动的影响，美国纽约也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很快蔓延至美国各大城市，并进一步触发了其他国家的游行示威活动。{5}这些运动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信息技术在运动的组织、动员、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运动组织高度松散、扁平化；
运动兼容性强，参与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差别很大；
运动目标泛化，参与者更多地在表达对贫富分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缺乏约束的不满；
年轻人面临失业威胁最大，因而成为各种社会运动的主力军。{6}
总体而言，受制于经济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劳工在去工业化进程中工作机会少、市场谈判能力弱，很难通过传统的劳工运动和集体谈判达成利益诉求，只能更多地与其他中下层群体联合，走向街头，向现代民族国家施压。在移民问题的影響下，也出现了反移民倾向的街头群体性事件。
当前，我国经济同样面临下行压力，出口型加工制造业在订单减少、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出现了关停并转迁行为。能源企业和房地产相关配套行业也面临去库存压力，在三四线城市收缩了阵线，这势必带来劳动关系领域的调整和冲突。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进程。再加上人口结构的转变——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的逐年下降{7}，使劳动力总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的边缘，劳动者并没有受到潜在而大规模的失业威胁。因此，经济下行导致的问题可能主要体现在生产场所的劳资冲突和纠纷中，暂时不至于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当前经济下行可能引发的劳资冲突激化，以及对社会稳定的潜在挑战。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有着全世界最为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而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工人始终是团结能力最强的群体。近年来，我国产业工人的权益意识、发展诉求、动员能力迅速提升{8}，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变化与经济下行趋势相结合，其影响力绝对不可低估。因此，对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关系变化趋势的把握、对劳资冲突形成机制的分析、对劳资矛盾化解机制建构的探讨，是当前最为紧要的政策议题，事关社会稳定大局。
当前学界主要从国家治理方式、劳动力市场结构、工厂体制、工人社区居住形态、农民工代际变化、互联网技术普及等角度分析中国劳动冲突的形成与演化{9}，很少讨论经济下行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毕竟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长期保持着持续增长。近年来，一些报告和研究开始注意到劳动关系的变化，并试图将其与经济形势的变动联系起来。比如，《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状况报告（2014）》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办案数量和涉及金额相比去年同期均有显著增长；
而《中国民营企业劳动关系报告（2013）》则显示，2010年至2013年，民营企业劳动争议高发，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立案受理的私营企业案件占全部劳动争议案件的比重不断提升，其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和涉及人数占比也在不断上升。{10}有学者的研究则通过对2012年和2014年两轮“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劳资关系呈现出矛盾源头复杂化、处置方式多元化和处置结果两极化的现象；
并进一步指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战略的推进将进一步加剧相关矛盾，既有劳动关系矛盾调处体系不足以应对经济下行背景下可能的劳资纠纷洪潮，亟须形成源头治理劳动关系矛盾的长效机制。{11}
上述研究揭示了近年来劳动关系的变化，但仍然未能展示经济新常态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一是缺乏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与劳动关系变化趋势相关的数据。研究报告收集到的都是2014年以前的数据，但实际上习近平首次提及经济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份{12}，况且经济形势变化对劳动关系产生影响还需要一段过程，这意味着只有通过2014年以后与劳动纠纷相关的数据和案例，才能有效监测经济下行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二是经济新常态对劳动关系的具体影响路径并不清楚。经济下行固然有可能引发失业、裁员、劳动者权益受损等方面的问题，并引发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至于这种冲突是表现为生产领域的劳资纠纷还是外化为街头抗议，在不同国家可能差异很大。只有结合我国当前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工人群体构成、劳动政策与劳动关系规制方式，才有可能真正厘清经济下行对劳动关系的具体影响路径，才能准确把握、评估经济形势对劳动关系的实质性影响。可以说，经济形势是当前劳动关系变化的重要变量，但并不是唯一变量，更不是独立起作用的变量。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