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日知录》:顾炎武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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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知录》堤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大学者顾炎武所著。　　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江苏昆山亭林镇人，故又号亭林。早年曾参加当时政治性的团体――复社，议论朝政，反对宦官权贵。青年时代便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关注百姓疾苦和国家大事；明亡后参加苏州、昆山一带人民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曾化名蒋山佣，装成商贩，在大江南北隐姓埋名生活达20年。他的后半生，大半时间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他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观察山川形势，念念不忘恢复明室。晚年卜居华阴。康熙时征召博学鸿儒，开明史馆，尽力想网罗他，但是顾炎武累次拒绝，他说：“绳刀俱在，勿速我死”，富有民族气节。他崇尚实学，博极古今，于诸经群史、历代典章、河漕兵农、天文舆地、艺文掌故、音韵训沽靡所不究。主要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日知录》、《顾亭林诗文集》等。其中《日知录》是他积三十佘年读书心得，编次而成。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是他一生学问和思想的结晶。
　　《日知录》初刻本为八卷，于1670年(清康熙九年)刻于淮安，称符山堂初刻本。后来作者陆续有所增补，于16了6年成三十卷。遂初堂藏版三十二卷是他的弟子潘来于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刻印的，那时顾炎武逝，世已13年。道光初，黄汝成采潘未，阎若璩数家之说，纂为《日知录集释》：其后，顾氏八卷和潘氏三十二卷本罕睹于世，而黄氏《集释》本则风行海内。
　　
　　笔者有幸得藏潘来于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在建阳刻印的《日知录》一部，上下两函，十四册，三十二卷。实为不易得之珍品。
　　《日知录》是笔记形式的著作。顾炎武曾把其内容概括上、中、下三篇。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文。《四库全书提要》对其内容有进一步的分述：“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古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潘未对此书评价很高：“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始未有也”。顾炎武的实学思想和基本观点在这部书中得到了系统的发挥。
　　在对道器关系的论述上，顾炎武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说：“盈天地之间者气也”(卷一《游魂为变》条)，“非器则道无所寓”(卷一《形而下者渭之器》条)，认为充满天地间的无非是气，气聚而为万物，散而为太虚。万物由气构成，最后又回复为气，这一万物生灭变化的必然规律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这就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顾炎武还指出“形而上者渭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无所寓，说在孔子学琴于师囊也。已习其艺然后可以得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日：下学而上达(同上《形而下者谓之器》条)这是以孔子学琴为例说明道在器中，抽象的原理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孔子学琴必须首先练习弹琴的技术(数)，然后才能把握琴曲中所包含的情志，进而体会到作曲者的人格。所以“下学而上达”，必须由具体经验上升到抽象的原理。
　　在对于鬼神看法上，顾炎武重人事而不迷信鬼神，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对于上帝、天神，地狱持否定的态度：他说，上帝司祸福，天神察善恶以及佛教的地狱都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善与善相感，恶与恶相感，只是气化感应的结果，就像水向下流，火向上升一样，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他反对佛教的轮回说，赞同明朝哲学家吕仲木的见解，认为要是人部长生不死，世界上就容不下这样多的人；要是死了就变成鬼，那么也容不下这么多的鬼，有死的也有生的，而现在新生的，并不是已死的转生。所以说“夫灯熄而然，非前灯也、云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复有生，岂前生耶?”(卷一《游魂为变》条)。顾炎武还企图用物质的因素来说明鬼神，“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同上)，把神还原为物质的气。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比较正确地阐明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主张不能“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强调不能离开直接经验求一以贯之的抽象理论：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认识不能停留在见闻上，而应在博学的基础上“观其会通”真正把握一以贯之的道理。他说：“奸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而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日‘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卷七《予一以贯之》条)。这是说只有在“好古”、“多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理论，才能以简驭繁，举本该末，如《易》卦六爻由彖辞来概括，《诗》三百篇用“思无邪”一言来概括，即是其例、同时，也只有发挥理性思维的作用，把握了一以贯之的道理，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在知行问题上，针对明末空疏浮华，随世浮沉的风气，顾炎武主张知行统一。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卷十三《正始》条)。有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还要“博学于文”，他说“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卷七《博学于文》条)。认为从礼制、音乐到人类全部文化部属于学习的范围。那便是“修己治人之实学”而非“空虚之学了”。这就是知和行的统一。
　　总之，顾炎武是一位讲究实际，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反对空谈道德性命，而要求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这些都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哲学也有局限性，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的存在，也没有摆脱孔孟的唯心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他认为“生而为父母，殁而为鬼神”(《鬼神》条)，这就给宗教迷信留下了地盘，也是他无神论思想不彻底的地方。也由于他对清文化程度的低估，对清王朝适应汉文化的能力缺乏了解，才使自己带着对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王朝的“愚忠”而逝去-这也是文人士大夫在历史大变革时期“不适应”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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