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童话的叙事策略及艺术效果
时间：2020-09-18 04:22: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雪峰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名称：安吉拉卡特童话的叙事研究，批准号：2020-ZZJH-387。
摘 要：安吉拉·卡特的童话改写，叙述风格独特，其多样化的叙事策略挑战和消解了传统童话单一训诫式的权威声音，赋予了文本多重视角和价值评判，增强了审美效果和时代张力。
关键词：卡特;童话;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2
安吉拉·卡特是英国最具独创性的女作家之一，个人风突出，作品风格混杂了魔幻现实主义、哥特风格与女性主义。曾先后获得索姆斯特·毛姆奖、切特南文学节奖、布雷克纪念奖等奖项。其代表作是《血淋淋的房间及其他故事》（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 1979）（又译《染血之室》）。2008年《泰晤士报》（The Times）“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50名作家”排行榜上，安吉拉·卡特排名第十。作为英国当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之一，卡特是当代英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她那具有开创性的童话改写策略深深影响了其同时代的女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安吉拉·卡特的童话故事挑战了传统童话表征女性的方式，采用多样性的叙述策略，改造了传统固有的梦幻般的女性形象。她利用第一人称叙述、自我感知，多角度叙事等方式，让佩罗童话故事当中的女主人公们，如白雪公主、睡美人等天真无知、被动软弱的女性重获清醒的主动权，赋予她们追寻美好生活，反抗邪恶桎梏的力量。多重叙述声音的交替出现消解了传统单一叙述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让文本具有了多重视角和多种价值评判，让阐释有了无限可能，令故事充满了时代感和新的叙事张力。
1. 第一人称叙述对第三人称叙述的逆转
正如珀西·卢伯克所言：“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到角度——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4]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将读者引入“我”正在经历的事件中，直接生动地体验故事情境。
佩罗原著《蓝胡子》童话即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以“从前（Long long ago）……”开头，以训谕话语结尾，规劝女人要听丈夫的话，可见，故事叙述者实际上就是典型传统童话中男权意识浓厚的男性叙述者，而蓝胡子的新妻子只是一个被动的叙述对象。而卡特的《染血之室》却以“我……”开始，采用的是“与传统民间故事毫不相干的第一人称叙述角度”[2]，这一改写意义非同寻常。依据罗兰·巴特的观点，谁说话谁就掌握话语权力，那么这意味着话语权力的转移。在《染血之室》里，说话的叙述者由无名的、全知全能的“他”变成了女主人公“我”，话语权由男人手中转到了女人手中。
侯爵的新妻子拥有了话语权，从听话者变成了说话人，有了自己的主张，在变成故事中心人物的同时也变成了叙述者，变成了对故事发展具有操控力和评判力的主导，从而全面颠覆了传统童话的男性中心观。读者读《染血之室》时，他或她看到的“蓝胡子”是通过女主人公视角所看到的：他的脸苍白、多肉，书房充满色情，他的城堡就是个“谋杀城堡”，他的密室是个屠场。总之在她眼里，“蓝胡子”“是野蛮的象征，是变态和破坏力的象征，是死亡的象征。他的脸总是戴着一张面具，从不流露一点情绪”。读者若想知道“蓝胡子”的“真实面目”，就得跟着女主人公，拿着那把钥匙走进那间密室。而在此之前，读者也同女主人公一样，“经受着屈服于侯爵的可怕后果”[2]，直到打开密室才如梦初醒。
在城堡中镶满镜子的卧室，“蓝胡子”一件件脱掉她身上的衣服时，女主人公“我”也有一段面对读者的评论性叙事：“然而，你知道，我猜过可能会这样---- 我们应该为新娘正正经经地宽衣解袍，一个从妓院传出来的仪式。尽管我的生活封闭，但我怎能没有，即便是在我生活的一本正经的波西米亚世界里，听说过他的世界的一些传闻呢？”[1]說明她尽管天真却并不无知，她对自己在婚姻状态中的被动、不利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以第一人称体验视角进行叙述，既能够把读者带入瑰丽奇异的世界，全面体验主人公的所思所感，又可以凸显作品的虚构性，有意提醒读者此故事并非确切真实，将作者从不可靠中拉出来，增强了读者的批判性和审视力。这种对传统故事第三人称视角的颠覆性叙事使读者不会沉溺于浪漫幻想的魔境不能自拔，而是达到“入乎其内，出乎其中”阅读境界。
2. 女主人公沉思的自我感知
《血淋淋的房间》的是以女主人公的回忆和自我反省来展开的。书中的女主人公审视内心，甚至调侃自己的无知，嘲笑自己的虚荣，这种自省和沉思使得她的逆来顺受有了一种冷眼旁观、处变不惊的淡定。“进入婚姻，进入流亡;我感到，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会一直孤独。”这种镇静的似乎冷漠的思索，打破了传统童话故事中女性的固有形象：美丽善良不谙世事，不去思考，或者说没人在乎她们有没有思考——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以鲜活的“人”的形象出现，而非扁平化一语带过。
当侯爵直言不讳地宣告自己对女主人公贞操的重视，女主人公马上进行反思，“于是我认识到，带着惊奇，是我的天真虏获了他……认识到我的纯真给了他一些乐趣使得我振作起来。勇气！我该扮演一个天生优雅的女士，如果不是由于天生的一些缺点”[1]。可见主人公是积极主动地面对侯爵，她立即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优势”所在，这些优势是她作为社会的“弱势”赢得主动权的机会。这里她绝不是逆来顺受的善良姑娘，也不是待人拯救的可怜女孩，她有心机，有心计，懂得利用资源，这是童话故事中前所未有的。而当侯爵因为一件生意上的事件而取消蜜月计划，为安抚她的失望而给了她城堡的所有钥匙时，女主人公开始思考自己当下的处境，“我谨慎地看着这串沉甸甸的钥匙。直到那一刻之前，我从未想过与这个有着巨大房子、巨大财富的男子这桩婚姻的实际层面。他的钥匙多得像牢房的看守。”[1]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能引发女主人公的思索，而正是这样的思索才在故事中激发她不断成长，从不谙世事、对侯爵充满畏惧，到拜托控制，勇猛反击，杀死恶人，逃出血窟，最后绝处逢生。所以，女性的自我意识要靠自己挖掘，而非通过男性观念灌输。只有当女性真正意识到自身的魅力，变被动为主动，新的出路才会出现在眼前。
同樣，在《老虎的新娘》中，女主人公不仅开始思索，更展现出理智和尊严。此故事改写自《美女与野兽》。
被父亲作为赌资输给了老虎之后，美女深深地明白了在这个男人世界里，“他们总是毫无道理地认为只有大男子才会进行理性的思索”[1]。既然女人没有理性思索，就难免成为没有灵魂的商品，被买来卖去。看透了虚伪世态的美女，决定不再回到丑恶的人类当中，不受人操纵的傀儡娃娃，反而主动选择，让老虎舔掉她世俗的皮囊，露出本真，从此与野兽为伍。故事中美女对老虎的断然拒绝，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一段慷慨陈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她的刚烈和机智：
“先生，你可以把我关到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但是，你必须给我一条床单遮住我脸，……如果你想给我钱，我来者不拒，但我得强调，所给钱的数目只能与类似情况下你给其他女人的钱相当。”[1]
话语之中，“脸”代表灵魂和尊严，美女直接表明即便肉体任人摆布，做了金钱交易，但绝不放弃代表尊严的脸，即使出卖肉体，也要维护尊严和脸面;即使肉体被占有，也要拥有独立和自由的灵魂。美女的机智和刚强时时处处让老虎处于被动地位。她两次将胴体呈现给老虎，却不是屈从于虎威，而是以一种胜利者对臣服者的赏赐而呈现，反倒是老虎在她面前不得不唯唯诺诺，不知所措。男女两性的对立中，显然女性占了上风。
3 多重叙述声音交替出现
在故事叙述中，卡特不是一成不变地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而是频繁转化叙述者，同时并置多个叙述声音，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相结合。通过多重叙述声音的转换和交替出现，卡特消解了传统单一叙述孜孜以求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让始终在场的女主人公同时具备了叙述者、叙述对象、叙述的旁观者等多重角色，从而使文本能够杂糅多重叙述视角和多种价值评判，让文本具有了阐释的无限可能。
如在《染血之室》中，侯爵突然决定丢下妻子去处理生意，放弃原定的蜜月计划时，女主人公一开始有点不情愿，后来却很快认清形势，其间夹杂着叙述声音的变化：
“但这是我们的蜜月！”
一笔交易，涉及到几百万的一次冒险和一个机会，他说。他突然抽身离开我回复到蜡像般的冷静：我只是一个小女孩，我不懂。而且，他无言地对我受伤的虚荣说，我已有太多的蜜月而觉得他们最不要紧……我的小乖乖---- 我们应该有时间一起午餐。
我不得不对此表示满意。[1]
在此段叙述中，叙述人称始终保持一致，但叙述声音发生了四次转换。及格并列句均以“我”为主语，但“我”所指不同，这既给阅读带来一定的模糊，有让读者明白了女主人公的反讽态度，从而暗示了女主人公与丈夫的严重分歧。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的巧妙运用使表达的意蕴更加深刻。叙述速度的加快，将读者把注意力推动到下文内容，用没有引号和引导句的自由直接引语，让读者更容易直接接触主人公的内心。
叙事结构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戴维·洛奇所说，它“像支撑起现代高层建筑物的主梁：你看不见它，但是它的确决定了这栋建筑的外形和特色。”[3]卡特运用如万花筒般多样的结构形式去安排小说的叙事，让读者从中感受到非凡的结构美，也将童话叙事引入了更加深刻与丰富的魔境。
参考文献：
[1]Carter， Angela. 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79.
[2]安吉拉·卡特.焚舟纪：别册[M].严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卢丽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英]珀·卢伯克.小说美学经典三种[C].方土人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