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界定探析
时间：2020-11-29 22:08: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通过系统梳理“党内政治生活”的源流，指出随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成为党的建设的独特优势和重要内容，如何科学界定“党内政治生活”内涵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政治生活的探索与实践、“1980年准则”与“2016年准则”和习近平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系列论述等四个尺度的基础上，“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内涵界定为：无产阶级政党为构建党内良性政治生态和实现政治路线，对其组织及其成员严格要求坚持和履行党性的一种行为规范和政治运行。
[关键词]党内政治生活；
科学内涵；
党性；
行为规范；
政治运行
[作者简介]王久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的战略举措。12月26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对照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措施。当前，全党上下都在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内容，学术界也在加强对党内政治生活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试图在梳理“党内政治生活”源流的基础上，对“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科学内涵作出自己的界定，以期引起学术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党内政治生活”的源流
何谓“党内政治生活”？一般而言，人们提出一个科学的概念或范畴，大多是在经历了相对较长的实践或实验的基础上，得出的一种正确认识或界定。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实践以及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己一套自成体系的、独特的党建思想。今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任务。但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尚未形成清晰、科学、权威的阐述和界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经典作家对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理论阐述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在于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等缺乏系统的总结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党内政治生活”，则是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下称“1980年准则”）。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下称“2016年准则”），是对“1980年准则”的继承和发展。应当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这两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对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和要求最为系统和严格的。但是，这两个准则依然都没有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作出界定。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党内政治生活建设亟须加强实践、探索、完善、总结和研究。当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2016年准则”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和严格要求，这不仅为我们系统梳理和总结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经验提供了契机，也为我們探讨和准确理解“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内涵创造了条件。
如何科学地界定“党内政治生活”？首先，必须系统梳理和辨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政治生活”以及相关概念的阐释。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来看，列宁是最早提到“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人。①1915年5月21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上发表了《空泛的国际主义破产》一文，他在批判《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的政治立场时，指出“编辑部有两位编辑虽然同意该决议的总的内容，却声明他们将对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句话中，列宁提到了“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但是，列宁在这里没有就“俄国党内政治生活”及其“组织方法”展开论述。实际上，“俄国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法”这个表述，落脚点在于“组织方法”，指的是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主张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俄国党内政治生活”到底指的是什么？列宁在引述时语义未明。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的主要原则和政策等方面深受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提到与“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相近的概念的是蔡和森。1926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受邀向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之第四小部分“党的政治生活与劳动运动之进展”中，先后提及“党的政治生活”“内部生活”“内部思想”“党的内部精神状况”“党的内部生活”概念。②其中，依据笔者对原文语境的理解，蔡和森论述的“党的政治生活”，相当于后来我们讲的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政治工作、方针和政策等。“党的内部生活”指的是党内的不同人的思想现状、政治主张和政策分歧等，蔡和森认为党的内部生活非常重要，对党的发展和影响至关重要，将之视为“根本的政治问题”③。因此，从蔡和森的阐述可以看出，“党的政治生活”内涵和外延都比“党的内部生活”深远和宽广，前者指党的整个政治路线、政治工作活动等，后者侧重指党的领导人或党员的政治立场、思想认识和政策主张等；
前者指向抽象概念的党，后者指向具体的党的领导人。当然，这二者之间又有着一定的联系，因为党的政治路线等主要通过党的领导人制定。可见，“党的政治生活”统领着“党的内部生活”，“党的内部生活”的现状又会影响到“党的政治生活”。从目前的文献看，蔡和森是较早对“党的政治生活”“党的内部生活”作出较为具体阐述的人，这两个概念与“党内政治生活”概念最为相近。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红四军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首先，我们必须还原和深入历史，弄清和分析毛泽东说这句话的真正所指。古田会议首要解决的是纠正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问题。会议指出了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八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其中，毛泽东等在论述第五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时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必然导致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毛泽东还重点指出了党内存在的错误的批评方法（主观主义批评）及其危害，即批评无证据，只批评个人小的方面的缺点，不注重批评个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不仅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而且导致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因此，会议决议指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的“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主要从思想方法方面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是思想上建党的重要表现。为此，决议提出从三个方面解决：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二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三是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因此，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主要是从思想认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三个层面来阐释的，并没有扩展到党内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在这里，“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是并列关系。其次，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概念。在起草决议时，毛泽东没有对“党内的生活”的内涵作出进一步的阐述，他所强调的“政治化”“科学化”主要指纠正主观主义错误，加强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教育，防止陷入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具体事务主义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出“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更无从谈起他对党内政治生活的系统阐释。毛泽东强调的“党内的生活政治化”与“党内政治生活”内涵还是有较大的区别，前者主要从思想上建党的角度，强调党内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化和政治化；
后者的内涵比前者大得多，不仅包括思想路线，还包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要求等。endprint
从目前的文献看，在1980年前，除了蔡和森使用并阐述过“党的政治生活”“党的内部生活”概念外，党的领导人使用更多的是“党内生活”“党的生活”等概念，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内生活”“党的生活”建设的内容。例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党内生活民主化问题。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④。刘少奇在关于修改七大党章的报告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八大党章的报告中也提到“党内生活”或“党的内部生活”等概念。尽管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党的领导人主要沿用“党内生活”“党的生活”“党的组织生活”等概念来笼统地表述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相关内容和准则活动，并没有直接提出、界定和使用“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因此，笔者认为，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尽管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原则和方针政策，但是党的领导人并没有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作出科学界定，也没有对“党内生活”“党的生活”的内涵作出系统的阐释。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点是将党内政治生活建设与党的生活建设、甚至与党的建设等同起来。
二、“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式提出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用党内法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和运行作出详细的规定，同时也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和使用“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为什么“1980年准则”正式用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表述？笔者认为，这应当从起草和落实“1980年准则”的背景及其针对性来解释。与“党内生活”“党的生活”等表述相比，“党内政治生活”的表述明显加强了党内生活的政治性，突出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和针对性。“1980年准则”正式使用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表述，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首先，经过长达20多年的“左”倾錯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上至下党的各级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权威和核心领导力的凝聚，需要先从整顿党的组织，肃清党内不正之风抓起。其次，“左”倾错误最大的危害是导致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错误，造成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严重偏轨，党和人民都遭受重大损失。再次，“左”倾错误在政治上组织上造成重大的危害和危险，即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不仅造成个人崇拜盛行，而且党内出现了野心家和派系斗争，导致党内出现分裂现象。最后，尽管“左”倾错误给党的破坏是全方位的，但政治路线和党内政治生活的破坏是最主要和严重的。因此，使用“党内政治生活”的表述，不仅区别了与“党内生活”“党的生活”的不同，凸显了政治性，而且加强了广大党员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和严肃性的认识，意识到党内政治生活不同于一般的党内生活或组织生活，而是仅次于党章要求的一项党内活动准则。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加强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共产党在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为使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轨，自1977年十一大之后，就在着手考虑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从十二个方面对党内政治生活加以规范，以此作为党章的具体补充，并要求全党开展学习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准则修改组，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吸收全国各级党组织提出的1800多条意见，对准则作了七次修改。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准则”的制定和公布，是党中央汲取了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 特别是吸取了“文革”的沉痛教训，针对当时存在的党风党纪问题而实施的整党重大步骤和新的举措。“1980年准则”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和党的纪律等方面的规定。这表明党中央对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重点问题把脉非常准确，清醒意识到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后，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成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0年准则”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阐述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紧迫性，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党内政治生活加以规范。遗憾的是，“1980年准则”依然没有解释和界定“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定义和内涵，只是从具体的内容方面阐释了应当遵守的规定和不得从事的行为。究其原因，一是关于一个概念的定义是一种抽象思维，相对比较难以准确地描述和界定；
二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多、要求多，但是缺乏系统总结和研究，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对党内政治生活诸多问题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深化。因此，党的十二大以后，关于党内政治生活重要性和各项内容的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加强和推进。十二大及以后的党章在总纲中都明确地规定，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强调“决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⑤。在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江泽民又指出，“要坚决克服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好人主义和庸俗作风”⑥，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胡锦涛进一步提出，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自觉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到从严治党的新高度，多次阐述了严肃、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和主要举措。尽管党内政治生活建设在实践中稳步推进，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学术界都没有阐释和界定“党内政治生活”，也缺乏对党内政治生活与党的建设其他方面内容关系的阐述和研究。2016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次从十二个方面对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和建设作出了新的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实践性，要求理论界和学术界加强对党内政治生活诸多问题的研究，“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科学界定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endprint
